金理：文學批評的“同時代性”

　近年來我自己在從事文學批評寫作時，關注的對象大多是我的同時代人。因了共同承受的歷史事件、社會變革，同時代人會形成此一代際所特有的社會心理、文化品格、精神結構乃至群體意識；但無疑，即便共同于一段時空而存在于世界上，人與人之間也不可避免形形色色的差異。所謂的“同在”、“同時代”，并非假設同質、合流、無差別，而是預期在眾數、多元、異質、個體、對等的基礎上展開對話、參與、“不齊而齊”。且如董啟章所言，正因為知覺到差異甚至是鴻溝的存在，故而“必須為理解或溝通搭建一條可行的橋梁。這樣的橋梁一旦建成并且被踏上，大家就有了成為廣義的‘同代人’和‘同世界者’的基礎”。十九世紀的俄羅斯之所以是文學的黃金時代，在于杰出作家和批評家在精神的旗幟下集結，比肩而立。文學盡管是“個人的事業”，但同樣需要同時代人的嚶鳴激蕩之聲，相互應答、分享、承擔和創造。

　　“同時代”不僅意謂著個體與個體的關系，也指向個體與時代之間的關系。“同時代性也就是一種與自己時代的奇異聯系，同時代性既附著于時代，同時又與時代保持距離”，“真正同時代的人，真正屬于其時代的人，是那些既不完美地與時代契合，也不調整自己以適應時代要求的人……但正是因為這種境況，他們才比其他人更有能力去感知和把握他們自己的時代”(阿甘本)。既“附著”、內在于時代，又不是泯然陷落在時代中；有能力保持對時代黑暗的凝視，還要有能力感知黑暗中的光。

　　文學批評的“同時代性”，還意味著一種身處局限性中、特殊的研究姿態和方法。打個比方，文學如同不絕長流，設若我們要了解同時代的某種文學潮流的演進情況，一種工作方式是，將自己化作置身于此一河段中的石頭，感同身受水流的實感；另一種工作方式是(如果我們個體的生命長于這一段文學潮流)，站在岸邊“弱水三千只取一瓢”、或撿拾退潮后留下的時代“遺物”，帶回實驗室作研究。在以上兩種姿態中，后者往往因為確定了潮流“結局”的絕對性以及將認識對象固定化，而得出結論予人“正確”、“客觀”的印象，同時置身事外提供了優越感，于是負起“指導讀者、批評作者”的大任；前者則喪失了后見之明的支撐，其判斷很可能與文學史后來給出的“結局”不一致，無疑是一種審美與知性的冒險，“預測的落空，是進行同時代史研究不可避免的命運”，但這種工作表明了認識主體在具體、實際而流動的狀況中進行選擇、判斷的高度緊張感，這一緊張感暗示著批評者內在于時代，就好像置身于長流里的石頭，切身感受著河水的流動、砥礪、溫度，它奔騰時的沖擊力，或涓涓細流時親密的愛撫，并且將自身的生命信息與能量傳遞給河流，以生命信息和精神能量的集結、聚合來回應時代……也許以上兩種研究姿態都不可或缺，但我心意中具備“同時代性”的文學批評，更多指向后者。

　　在方法上，這種文學批評始終以建設性的態度，試圖在創作“可能性的萌芽狀態”中預期未來“更好的途程”。下面這段陳世驤先生的話，最能見出我心目中，在“同時代”狀態下，文學批評與創作的理想關聯：“他真是同感的走入作者的境界以內，深愛著作者的主題和用意，如共同追求一個理想的伴侶，為他計劃如何是更好的途程，如何更豐足完美的達到目的……”“同時代”的批評不同于文學史研究或處理歷史人物，在后者的場合下，不妨對研究對象的整體思考邏輯、歷史貢獻以及所處時代狀況作全面的洞察與把握。然而，“同時代人”的立場，決定了我雖然作為一個評論者，但并不能占據后來者的優勢，因了然文學史的脈絡與人物的結局而自命“客觀”、信心十足地褒揚貢獻、指點欠缺。而更應該預測創作去向的豐富，“計劃更好的途程”；也期待這種未來的豐富性能夠搖曳多姿，也驚喜于“預測的落空”。

　　不管是創作還是批評，其實都是對生活發言。說到底，探討同時代人的創作，既是追蹤文學可能出現的“新變”因素，也是理解我們這代人的生命經驗。

　　金理，復旦大學文學博士，歷史學博士后，現任教于復旦大學中文系。在《文學評論》、《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文藝爭鳴》、《文藝理論研究》、《當代作家評論》、《南方文壇》等刊物上發表論文若干，部分被“人大復印資料”、《中國社會科學文摘》等轉載，出版學術專著《從蘭社到<現代>：以施蟄存、戴望舒、杜衡與劉吶鷗為核心的社團研究》(東方出版中心2006年6月)。曾主筆《文匯報》中短篇小說評議專欄“期刊連線”(2003年至2006年)，為《小說評論》開設批評專欄“小說的面影”(2007年至2008年)。

　　獲“第一屆全國青年作家、批評家主題峰會”推選“2012年度青年批評家”(《人民文學》雜志社、《南方文壇》雜志社主辦)。獲“第六屆華語文學傳媒大獎·2007年度最具潛力新人”提名。2012年被聘為中國現代文學館客座研究員。獲《當代作家評論》、《南方文壇》年度優秀論文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