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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春節,詩人剛杰·索木東攜著年輕的妻子和一天天淘氣起來的稚子,回到了他的家鄉——藏王故里、洮硯之鄉卓尼。當他暫別生活了近20年的繁華城市,一路向南向遙遠的甘南之南駛去,當甘南在車窗外漸次綻開,剛杰·索木東的臉上該是怎樣的表情?衣錦還鄉的世俗成就,是否使他格外地關注到了那些在寒冷的天氣里捧著書本憧憬著遠方的少年?他們多么像他遺留在這片土地上的16歲。或者,輕薄的成就感轉瞬就被另一種更有力的情感消融?那是巨大的幸福和悲愴,它們橫亙在故土的每一縷空氣中,只要他走來,每次他走來,它們便傾巢出動,候在他必經的回鄉路上:“一條悠長的路通向甘南,亙古的風雪塞滿我的溫暖∕故鄉啊,甘南∕一堆篝火燃起一匹馬的寂寞∕貼緊熱身子是你痛心的貧窮……”
這一切,都在我的想象之外。一直以來,關于剛杰·索木東和他的詩、他的甘南,我基本處于失語狀態。他和它們離我太近,使我無法退居到一定的距離外,保持一個恰如其分的審美姿態。但終究,在重復了無數次的閱讀之后,我必然地要面對自己的混沌和錯雜,如同剛杰·索木東所說,“我只能用一種方式守望草原”。
20年前,剛杰·索木東在跨進大學校門的同時,就開始了他的漢語詩歌創作。雖然他讀的是數學專業,雖然數學被稱為“最迷人的藝術”,但顯然,奧妙無窮的演算和推理卻并不能有效安妥一個離鄉少年的狂躁郁悒,心靈的出口無可選擇地指向了詩歌。這被當時的老師同學所訝異的“專業錯位”,或者說“不務正業”,其實究其細里是再自然平常不過的事——藏民族有發達的抒情傳統,民間生活中充斥著古老的諺語歌賦,許多人開口即誦,藏族作家的文學創作也大多從詩歌起步。剛杰·索木東開始以詩歌的形式述說時,身前身后已堆集了太多的同族詩人。他和他們并無異樣,在一天天變著模樣的城市里,浪跡于意念中的故鄉,那離別半步即成天涯的草原。從那個時候開始,剛杰·索木東一路寫到了今天。今天,那些青春作伴的身影已漸次相忘于江湖,詩人和詩歌共同告別了曾蔥蘢無比的好年華——但詩歌依然是眉頭的結、胸口的疼,但歌詠故鄉依然還是需要用剩下的日子慢慢去面對的事。在經歷了生活中的種種之后,剛杰·索木東比以往更加確信,沒有什么途徑比詩歌更能抵達故鄉,沒有什么詞語比故鄉更適合安眠在詩歌中。
“草原盡頭我兩手空空,悲痛時握不住一顆淚滴”,這是生活在草原之外的詩人海子偶爾路經草原時留下的詩句,但這分明是剛杰·索木東的切膚之痛。廣袤的甘南草原、美麗如畫的藏家山水,在鋪天蓋地的旅游宣傳中,它是美輪美奐的圖景,是關于各種奇異浪漫的風情、優美淳樸的民俗的演示,是許多個“最后一片凈土”中的一個。但在生于斯長于斯的兒女們心里,它其實是立在村口地頭悄悄抹淚的白發親娘,她的胸口不再是你恬然安居的地方,你要遠去但卻難以割舍,“遠去的腳步∕在那條老路的盡頭∕踩響整整一生的思念……”是的,剛杰·索木東所有的詩章只是在輕輕訴說:故鄉是甘南。而他,在遠離它的地方,“堅持用一種方式”,“堅持用一種心情”,“堅持用一種姿勢”,“完成著一生的眷戀”。
故鄉是甘南,剛杰·索木東的故鄉,我的故鄉。甘南從夢中走過,月光像詩一樣鋪滿金子般的草原。但即便是在夢中,我們也忘不了,甘南并非樂土,它有多么美麗博大就有多么荒涼貧瘠,它有多么溫暖悠揚就有多么憂傷局促。它在夏日里捧出世間最美的海子,又在初秋的第一場風雪里就讓羊群和草地在凜冽的肆虐中褪盡了顏色,它誕生了傳奇和史詩中的那些英雄部落,如今在城鎮化的潦草和慌亂中卻呈現著尷尬蒼白的命運。這樣的故鄉,剛杰·索木東從來沒有停止過回望,他叩問自己:“走出故里我就能擺脫困苦嗎∕甘南,遙望經年的故鄉∕貧窮苦難夜夜撕裂我流血的心愿……”
“故鄉是甘南”是剛杰·索木東的創作母題,這使得他的詩歌很容易被劃歸到鄉愁詩的譜系。這是一個無比強大久遠的譜系。從最初《詩經》中的“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我東曰歸,我心西悲”開始,鄉愁便成了再無斷絕、歷久彌新的詩歌主題。屈原說 “陟陞皇之赫戲兮,忽臨睨夫舊鄉。仆夫悲余馬懷兮,蜷局顧而不行”,李白說 “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杜甫說“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賀知章說 “少小離鄉老大回,鄉音無改鬢毛衰”,馬致遠說“夕陽西下,斷腸人在天涯”。在當代詩歌中,郭沫若有《黃浦江口》、聞一多有《太陽吟》、戴望舒有《游子謠》,余光中的《鄉愁》更是震撼了海峽兩岸共同的心弦。雖然如今的鄉愁,其產生的背景時勢已大不同,但傳統的影響還是明顯地表現在剛杰·索木東的詩歌中:對民族的認同、歸依,對故鄉的思念、眷戀,對文化的摯愛、追尋。深沉的悲患情懷、強烈的民族意識和鮮明的文化精神,使剛杰·索木東擁有了屬于自己的詩美建構。慣常的主題在他的詩中因其獨特的藏族文化和甘南地理,而顯得更加深邃、斑斕,他以他清新流麗的詩篇為源遠流長的中國鄉愁詩增添了一分別樣的色彩。
但其實,我并不想做如此理性而愚蠢的分類和概括。我知道,剛杰·索木東之所以“用四季的四種方式懷念甘南”,之所以綿綿不絕地寫著草原和星空、神鷹,寫“大金瓦寺的桑煙剛剛升起”,寫“黝黑的屋檐下畏寒的麻雀”,寫“長夜漏風的黑帳篷”里“以淚洗面的新娘”……只是因為這就是曾屬于他自己的過往歲月,所有的追懷都讓人“想起十八年前的那個少年”。正是在這一點上,剛杰·索木東的詩歌從根本上區別于那些在東部期待視野下的所謂西部詩歌,那種邀寵炫美式的“民族寫作”,更區別于那些觀光客冷漠時髦的漫筆紀事。無關痛癢的浮塵,從不會繚繞在剛杰·索木東的詩筆之下。對于他,所有的地理人情、土風民謠,都是成長的印跡,都是心靈的故事。他以自然的筆調記錄它們,他以神圣的情感追懷它們,那些正在草原上一點點消逝的事物,那些漸行漸遠面容模糊的古老文明,他愿意以自己的方式定格住,如同老家的木樓早已在時間中倒塌了,但他的靈魂始終流浪在它的舊塵繚繞中。關于故鄉甘南,關于甘南大地上的一切,它們本來就是他,他與它們融為一體,而如今,“游牧在一座城市”,他不過是找到了可以回望、追懷它們的適宜地點,找到了彌合那種身心撕裂的無奈方式。他讓自己深信不疑,詩歌的力量正在于此,它以微弱之光持久地照耀著我們黯淡緊窄的人生里那些柔軟的縫隙,那些存放在記憶深處的眷戀和熱愛、放棄和疼痛。正因如此,剛杰·索木東的詩自然、本色、真摯、熱烈,是純粹意義上的抒情詩。他的憂傷、他的悲愁、他對于故鄉甘南多年如一的執著守望,賦予其詩作真誠的質地。在我看來,真情的重量,遠勝于一切旗幟潮流的標示,遠勝于任何先鋒后現代的詩歌技藝。
2010年,對剛杰·索木東是一個有重大意義的年份。這一年,他喜得貴子,完成了一個男人生命中至關重要的角色轉變。在《2009,最后的絮語》中,他寫道:“不知道春暖花開∕在今年會是什么樣子∕不知道初為人父∕在今年會是什么樣子∕向上,再向上一點∕似乎2010年∕我會這樣提醒自己。”事實上,他正如自己所期許的那樣,向上,再向上了一點。這一年,他在詩歌創作上有了長足的進步,詩風更加趨于深沉、內斂、豐富,他的目光在眺望故鄉甘南的同時,也落到了他所身處的城市環境中更廣大的艱辛奔波的人群中,去面對現代人共同遭遇著的漂泊無根的心靈現實。由此,他的鄉愁和抒情有了與之前不同的另一種況味:“那十個來自高原的蟈蟈∕在水泥鑄就的窗臺邊∕叫了整整一夜∕那十個遠離潮濕的泥土∕和陰涼洞穴的蟈蟈∕那十個遠離嫩綠草芽∕和甘甜露滴的蟈蟈∕在尾氣和悶熱充溢的籠子里∕在自來水和溫棚菜的飼料里∕叫了整整一夜……”(《十個蟈蟈,或遠離的高原》)
《殘缺的世界》是一組簡潔有力的詩歌,體現了剛杰·索木東獨到的觀察力和表現力。多年城市生活的憂心焦慮結晶出了思想之果,草原少年的柔弱心靈開始以悲憫之手撫摸匆匆人流視而不見的“殘缺的世界”:“誰能對一只斷手熟視無睹?∕藏我于衣袖吧∕藏我于,永遠∕無人可見的黑暗∕我將于一縷血痕間∕獨自珍藏∕有關扼腕的∕所有秘密”(《斷手》),“如果剜心之后∕尚能存活∕那我必將選擇∕永遠的沉默∕這個世界已經殘缺∕如此,即使擁有∕一顆七竅玲瓏的心∕我又怎能∕把深處的創傷∕向人類訴說”(《空心》)。
長冬無雪,但春節之后是情人節,是元宵節,熱鬧總是找得到一茬又一茬的理由。在被煙火璀璨裝扮著的城市天空下,你會覺得一個人不融入盛世的歡娛是可恥的,所以,當剛杰·索木東顛簸在回鄉又離鄉的路上時,我正疲于遠離故鄉遠離藏歷的節慶里。這樣的時刻,我知道我不是找不著星空,而是找不到可以瞭望星空的窗口。這樣的時刻,想起海德格爾說的,“歸鄉是詩人的天職”,也想起甘南詩人阿信說的,“回得去的叫老家,回不去的才叫故鄉”。想起剛杰·索木東“在古老的屋檐下,醉臥成游子的模樣”,他是否看清了炊煙升起的方向,感受到了血脈奔流的那份通暢?或者,“失去母語的那個村莊,”已然成為他此生無法回轉的故鄉?或者,他正在貼近著的甘南,我正在遙望著的甘南,注定要成為我們共同的甘南記憶?還要經歷多少次的歸去和離別,我們才能淬心礪骨地懂得:“自己既非過客,也不是歸人”?
好在,還有詩歌。因著詩歌,那一場遙遠的風雪再一次溫暖地落到了我迷茫干瘠的思念里:“年關的那一場大雪∕已經不再那么可怕∕所以,我有大把的時間∕和大把的心情∕給在城里出生的兒子∕堆一個憨厚的雪人∕這樣,在他的尖叫聲里∕就會找到回家的路∕偶爾也會∕在宿醉的夜半∕偷偷醒來,偶爾∕也會在靜謐的院落∕數數童年的星星∕溫暖的爐火旁∕已經很難聽到∕親人太多的叮嚀了∕因為自己,也在∕慢慢老去”。老去的只是年紀。因為我們依然愿意相信,不老的是青春,是無論何時何地都以心的溫度捂著的故鄉,是故鄉之脈盤根錯節生生不息的詩歌。
嚴英秀(藏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