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中國現當代文學教學專業性問題的反思

　　觸發我以批判性的方式來思考中國現當代文學教學中專業性問題的，是由于我本人這樣的經歷：兩三年前，當我在圖書館查閱學術期刊的時候，曾經屢次發現在一些學術論文的標題邊上注有這樣的字眼——“此文已經用過”。說實話，當時我對這樣的標注百思難解。它指的是該文已被復印過呢，還是指已被讀過？不管是前者，還是后者，這樣的標注顯然都沒有必要。后來我在課堂上鄭重其事地就此請教學生，不想卻引起哄堂大笑。卻原來，標注的意思是——“此文已被抄過”！經過進一步了解，我也才知道，原來同學在每學期都要完成好幾篇“論文”。在大學教育強調素質、強調能力和創新的形勢下，很多課程的記誦要求相對降低，在包括我們中文學科在內的文科，論文寫作的要求就相應提高了。大學四年，課程論文、學年論文、專門的論文寫作課論文、以論文形式要求的平時作業和期中期末考試，再加上最為重要的畢業論文，這些名目繁多的所謂“論文”也不知道寫了多少。在這樣的強大壓力下，一些同學便以抄襲來交差。反正現在的學者們在量化管理的壓力下生產出了空前繁多的“學術成果”，老師也難以遍讀全部，所以在老師那里，抄襲的“發案率”不一定很高，需要提防的，倒是抄襲者們“英雄所見略同”，抄了同一篇文章。“此文已經用過”，意在提醒后來的“英雄”不能再抄，否則的話，肯定會在老師那里撞車暴露。實際上，量化管理所催逼的學術生產的熱潮方興未艾，“學術成果”大量涌流，再加上網絡資源極為豐富，電腦技術又為“論文”的下載、拼貼、復制和克隆提供了強大的技術支持，抄襲不僅“簡便易行”，其實也更難發覺了。這樣的狀況，甚至會使老師在收到同學們的論文時，首先會在潛意識中設問這一篇論文是否有抄襲？在論文的修改過程和最后答辯中，也會在這個問題上頗費心思，以至于現在畢業論文的首頁，都要有一份保證沒有抄襲的“承諾書”。打一個也許不甚恰當的比喻，這就像一個農民在出售糧食、商店在出售商品時，首先得要聲明他們的糧食和商品不是來自于偷盜和搶劫。很顯然，這樣的問題已經非常嚴重。它不僅使學生突破了基本的倫理底線，也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師生倫理，竟然使老師對學生的論文寫作處于疑神疑鬼的狀態，很多時候，甚至冤枉了那些確屬認真的同學。對于這一問題，嚴肅的道德批評自然必要，但我總覺得，這樣的批評太過簡單，也太過容易。我以為，在進行嚴肅的道德批評的同時，我們是否應該反思一下，我們對同學們論文寫作的要求是否過高？在還處于打基礎的本科階段，眾多科目就輪番上陣，不斷地要求他們寫出專業性的論文，使他們難以安靜，難以喘息，是否是一種操之過急的揠苗助長呢？特別是在我們中文學科，由于社會價值觀念等方面的原因，很多學生入讀中文系，并非像是上世紀的八十年代那樣出于對文學的理想與熱愛，所以在本科階段，能夠培養出對中文學科的專業興趣與專業熱情就很不錯了，較高的論文要求，其所針對的，恐怕還應該是那些拔尖的同學。這樣一來，我們的反思便很自然牽涉到我們教學中的專業性問題，即我們是否和應該以怎樣的“專業性”來組織我們的教學？具體在中國現當代文學教學中，便是應對學生提出怎樣的專業性要求？這樣的要求，應該掌握怎樣的“度”？

　　和很多學科一樣，中國現當代文學學科及其教學的專業性在上世紀的五十至七十年代曾經有過嚴重的淪喪，只是在“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后才逐步建立并在近些年來得到相當突出的強調。 但在實際教學中，這樣的強調卻又有所“偏至”，沒有很好地突出中國現當代文學本身的專業特點，從而又在另外的意義上模糊和吞沒了它的專業性，其突出表現，便是中國現當代文學教學中的功利主義和科學主義問題，而這顯然和國家的有關法規及教育管理部門對于本科教學的制度化要求密切相關。

　　《中華人民共和國高等教育法》明確指出，我國“高等教育的任務是培養具有創新精神和實踐能力的高級專門人才，發展科學技術文化，促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而本科教育的專業標準，是“應當使學生比較系統地掌握本學科、專業必需的基礎理論、基本知識，掌握本專業必要的基本技能、方法和相關知識，具有從事本專業實踐工作和研究工作的初步能力”。教育部《關于加強高等學校本科教學工作提高教學質量的若干意見》很明確地指出本科教學的基本任務是“培養數以千萬計的專門人才”，并將這一任務與“增強我國綜合國力”，甚至是完成不同時期的“五年計劃”等具體的現代化工程緊密聯系起來。《普通高等學校教育評估暫行規定》也“以能否培養適應社會主義建設實際需要的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作為評價學校辦學水平和教育質量的基本標準”。在轟轟烈烈、影響巨大的“本科教學評估”中，《普通高等學校本科教學工作水平評估方案》也將“使學生較早參加科研和創新活動”作為重要內容。

　　很顯然，上述制度化的教學要求都有著相當“務實”的社會功利性。作為面向眾多學科的原則性要求，也不可能顧及到中國現當代文學這一非常具體的專業。所以，我們便應該在上述要求的基礎上，結合自身的專業特點來確立和貫徹自己的專業性。但在實際上，目前的中國現當代文學教學卻在很大程度上僅僅遵循著制度性的要求，并且將這種要求內化為自己的教學指導思想，視為自身專業性的全部內涵。和大學體系中的整個文學教育一樣，中國現當代文學教學“隨著學院化和體制化進程的日益加劇而越來越有走向‘知識化’和‘制度化’的傾向”。 這些問題的具體表現，就是在教學指導思想、教學內容與課程體系、教學方法、教學考核和教學評估等方面，沒有建立和貫徹中國現當代文學教學自身獨特的專業性標準，反而主動或被動地滿足于執行上述的制度性要求，甚至在很多方面同樣走向了極端，比如本文前面所說的對于論文寫作的過度要求，就是一個相當突出的例證。論文寫作的過度要求，顯然是功利主義的教學指導思想所導致的對于“科研和創新”的簡單化理解和庸俗化的機械推行，而“科研和創新”，本來應該是極為艱苦與嚴肅的事業，這樣一來，除了會造成如前所述的抄襲與失德，還造成了另外一種仍然有悖學術倫理的教學問題，即迫使學生生產出大量的明顯不具備應有的學術質量的所謂“論文”，使得學生在大學本科階段就廁身于“泡沫學術”的生產之中，而這些“論文”的輕易過關，更是不利于養成專心致志、潛心問學的學術品格和實事求是、扎實嚴謹的優良學風，毫無疑問，這仍然是一種相當嚴重的學術失德。

　　如果說，論文寫作的過度要求集中體現了現行教學指導思想和教學評估標準急功近利的功利主義特征的話，那么，與此相關的科學主義，則更多地體現在中國現當代文學的教學內容和教學方法上。在教學內容上，更加具有“知識”含量的“中國現當代文學史”得到了更加突出的重視，而這門課程的主要任務，也是為了“科學”地揭示和總結中國現當代文學歷史發展的本質與規律，“知識點”的重要性決定于它在多大程度上體現了這樣的本質與規律。與此相對，“科學”性似乎不強，“知識”含量似乎不高的“中國現當代文學作品選”課程則頗受忽視，很多大學的中文系干脆取消，而保留了該課程的一些師范大學的中文系，在課時安排和教師配備等方面，也要相對“低調”，有的甚至作為附庸合并到“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中進行教學，這樣，更加側重于文學審美能力的培育、個體生命體驗的發掘和文學悟性養成的這門課程，便成了“科學”證明文學史發展規律的基本材料。而且，即使是一些獨立排課的“中國現當代文學作品選”課程，“知識化”的教學心態與教學方法也占主流，比如在課程考試中，教學管理制度就仍然非常嚴格地要求具有一定分量的偏重“知識”的填空題和選擇題。

　　中國現當代文學教學在專業性的問題上對于制度性要求的簡單依循，以及因此而具有的功利主義、科學主義、“‘知識化’和‘制度化’傾向”，顯示出教學者們對此問題的缺乏反思。大部分同時作為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者的教學者們被現行的教學管理制度成功規訓，未能意識到我們的教學場域并不具有純粹的自主性。我們的教學——比如我們的教學目的與教學指導思想、在教學問題上包括所謂的專業性要求在內的形形色色的制度性要求、教學大綱、教學內容、課程體系、基本教材、教學方法與教學評估等等——其實都隱藏著復雜的權力關系。這正如阿普爾所指出的：“教育和不同的文化、經濟和政治力量總是不可分的有機聯系體。教育政策和實踐中的一切都是權力集團和社會運動斗爭的結果”，“學校中課程設置的形式、教學和評估都是妥協的產物”。 而教科書也“不僅僅是‘事實’的‘傳輸系統’，它還是政治、經濟、文化活動、斗爭及相互妥協等共同作用的結果”，“它的出版發行受到政治和經濟領域中市場、資源、權力等因素的制約”。 一個很具體的例子，就是我們目前的很多專業教材的“專業性”實際上也并不純粹，比如對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國文學的歷史編撰，特別是“朦朧詩”潮和當時“報告文學熱”的介紹，就遮蔽了一些相當重要的詩人和作家，這與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中國現代文學史”教學對于徐志摩、沈從文、張愛玲、錢鍾書和蕭乾等詩人與作家的遮蔽并無二致。作為“歷史事實”的極為重要的“知識點”尚且會有如此嚴重的遮蔽與遺漏，那就枉論更加主觀的“歷史評價”了。所以說，對于在我們目前的中國現當代文學教學中幾乎已經成為陳規的種種以“專業性”的名義提出的要求與規定，都應該作為反思對象，并且在反思的基礎上調整或執行。

　　近幾年來，中國現當代文學教學中的問題曾經引起中國現當代文學教學與研究界的高度重視，很多重要的學者、學術期刊和學術會議都曾進行認真深入的討論，不少意見所針對的，便是中國現當代文學教學中的專業性問題。有的學者認為：“以前大學本科就是培養專門人才，現在不同了，大學教育越來越大眾化，本科強調素質教育或通識教育，到研究生階段才突出專業”，因此，“在低年級開設的現當代文學，就不能不適應這種變化的需求，適當淡化專業性，多往素質教育、通識教育上靠”； 有的學者則通過對“研究生論文是否需要有‘原創性’”的質疑， 使人非常自然地聯想到目前的本科教學在論文寫作方面過高的專業要求；有人針對大學的文學教育“‘知識化’和‘制度化’的傾向”，主張我們的文學教育應該“回歸文學本體”； 有人則認為，中國現當代文學教學應該在減少專業性的文學史教學、加強經典性的文本閱讀的同時，重新恢復文學在現實生活中的活力，“尋求為生活的文學” ••••••可以說，當下中國的社會文化語境與大學狀況，以及中國現當代文學教學的現狀，已經使得這樣的共識基本達成，即“原有專業性很強的現當代文學教學，其教學理念必須有相應的變化和調整”。 但在另一方面，正如我們所介紹的，不同的學者又都分別提供了“變化和調整”的不同思路。而我以為，一個相當關鍵的問題，便是在深入反思中國現當代文學教學專業性問題的基礎上，將目前已經走向片面與極端的專業性要求合理調整，使其回歸適當的位置，同時對包含其中的急功近利的功利主義、科學主義、“知識化”和“制度化”傾向有著清醒的理性認知，在保持應有的專業性的同時，又對專業性有所超越。這樣，在中國現當代文學教學的專業性問題上，就應具有“保持”與“超越”的雙重姿態。

　　“保持”與“超越”的雙重姿態必然意味著中國現當代文學教學在教學目的和教學指導思想、教學內容和課程體系、教學方法與教學實踐、教學考核和教學評估等方面的深刻變革，最為重要的，自然是在教學目的和教學指導思想上的新的變化。一方面，專業性的恰當“保持”仍將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高等教育法》的基本要求，將“使學生比較系統地掌握本學科、專業必需的基礎理論、基本知識，掌握本專業必要的基本技能、方法和相關知識，具有從事本專業實踐工作和研究工作的初步能力”，以“培養具有創新精神和實踐能力的高級專門人才，發展科學技術文化，促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作為自己的重要任務；另一方面，對于專業性的“超越”，卻又不僅僅將培養“專家”作為自己的教學目的。由于學科自身的特點，中國現當代文學教學除了要和整個文學教育一樣，負有將“文學中固有的智慧、感性、經驗、個性、想像力、道德感、原創力、審美意識、生命理想、生存世界” 等等進行發掘和展示的重要使命之外，還應該努力發掘中國現當代文學所呈現著的現代以來中國人民和中國知識分子的精神歷程，發掘其所蘊涵著的精神資源，以將學生培養成為具有健全的現代人文精神的現代公民。在此方面，讓我們謹記美國的新人文主義者歐文•白璧德的教導，他指出：“現代生活所特有的環境要求我們幾乎全部成為行家與專家，而我們因此就更加需要自我防范，勿使自己的頭腦因過分沉迷某一學科而有損健全”，“在我們成為一個昆蟲學學者之前，我們必須先學會做人”，因此，“盡管整個世界似乎都醉心于量化的生活，大學卻必須牢記自己的任務是使自己的畢業生成為高質量的人”， 對于我們這些中國現當代文學的教學與研究者來說，似乎尤應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