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風度與批評精神

——周景雷《文學與溫暖的對話》序

　　在我的朋友中，景雷是一個性格平實和非常值得信賴的人，穩健、可靠，不事張揚。與人相處時，他總是細致入微地體貼與關照著別人，目光中充滿了善意與真誠。景雷的目光溫暖、明亮，有一點憂郁，也能感覺到他其實是有所負荷、有所承擔的，只不過他的負荷與承擔是以一種較為平實的精神姿態，顯得更加沉著、穩健，其實有著內在的自信。實際上，這樣一種風格，也正是他的論著所充分體現出來的基本特點。

　　《文學與溫暖的對話》收有周景雷近幾年來的主要論文，分為“轉型與反思的文學史”、“苦難與溫暖的家園”和“現實與荒誕的烏托邦”等三個專輯，分別是書中的上、中、下三篇。在“上篇”“轉型與反思的文學史”中，景雷認真探討了幾個具體的文學史問題。在《“一般文學史”的可能性》中，景雷受到思想史家葛兆光先生關于“一般思想史”的倡導與實踐的啟發，針對中國現當代文學史編撰領域中的現狀，特別是很具體地針對其中被景雷概括為“典型文學史”的文學史著，提出了“一般文學史”的編撰思路。在景雷所構想的“一般文學史”框架中，那些曾經被“典型文學史”忽略了的文學史中“大眾的、底層的和細節的問題”，被他所充分考慮，認為它們應該被納入進文學史的總體格局中。但是在另一方面，景雷又指出，它們“并不排斥或者解構典型文學史的存在，也不是對文學史的重寫，而只是和典型文學史一起完成對一個時代或整個歷史時期文學發展的全面的多層次的觀照，是典型文學史的一個重要的補充”。記得葛兆光先生的《中國思想史》出版后，我在認真閱讀的同時，也曾有過不少啟發和收獲，特別是其導論“思想史的寫法”，更是對我教益良多，再聯系到自己的本行，類似景雷這樣的種種想法似乎也曾有過，但是浮躁懶散者如我，靈光一現的思想火花終于消逝于庸碌雜亂的歲月之中，所以，當我讀到排在本書首篇的這一篇論文時，我不僅是眼睛一亮，感到異常的振奮，更是很慚愧于自己的疏懶。景雷的過人或“過我”之處就在于，他能緊緊抓住自己在閱讀和思考中的學術感受，沉潛下去，深思熟慮，較為嚴整地提出和解決一個非常重要和相當獨特的學術問題，終于得成有效的立論。不過，在這篇文章所提出的具體問題中，我也認為，“一般文學史”的編撰所要努力的目標，可能并不僅僅在于對既往的“典型文學史”作補充，把那些因為“文學史的減法”而被遮蔽了的文學史存在重新運用“加法”而“補充”進來，而是應該引入新質，重構版圖，重新修正和確立文學史的基本觀念與敘述邏輯。除了這篇最令我會心的文字之外，“上篇”中諸如《以現代性的名義重寫》、《走出沉重的新時期》、《當代小說的學術性轉向》、《當代文學與英雄主義演繹》、《泛工業時代的鄉村敘事》、《從土谷祠到第三種空間》及《政治傷痕的文化記憶》等篇，或者是對“重寫文學史”實踐的多方面反思，或者是在文學史的視野與關切中審理與評價“文革”后中國的文學實踐，都很突出地顯示出景雷相當自覺的文學史意識。“史”的眼光往往沉穩、冷靜，有其所特有的開闊、深厚與嚴厲，以這樣的眼光來思考一切，不管是既往的“文學史”實踐，還是鮮活紛繁的“文學”現實，自都會在史家的論述中獲得某種近乎定論的感覺，塵埃落定，史家的論述，也往往體現出沉穩與篤定的學術風度，似乎是一言既出，確鑿得難以移易。

　　書的“中篇”和“下篇”“苦難與溫暖的家園”與“現實與荒誕的烏托邦”都是景雷的批評文字，其中的不少篇什在發表的當時我就曾讀過，這次集中閱讀，我忽然感覺到，景雷的批評最為重要的特點，就是他的體恤，是他在對作家作品的批評中所充分體現的溫暖和體恤的批評精神。他對現實、生活、人生與世界和對文學深厚懇切的情懷都通過他對批評對象細致入微的體察得以表達。他的批評，是一種溫厚、體貼和同情的批評。這些年來，當代中國的文學批評經過酷評家們的沖擊，同時也經過那些不著邊際地胡亂吹捧隨意奉送廉價美譽的“人情批評”與“紅包批評”的“洗禮”，這種真誠、溫厚、充滿著體貼與同情的批評精神，已經非常可貴與難得。說實話，景雷的這類文字我非常愛讀，他寫得也非常自如和嫻熟，思想、學理、見解、情懷和他的才情與文字，結合得是那么融暢與和諧。我曾和景雷聊起過，他似乎對女作家的作品把握得更好。比如在“中篇”關于范小青的兩篇論文中，他通過對范小青近些年來的短篇小說創作和她的《赤腳醫生萬泉和》這部重要的長篇小說的研究，不僅對作品中萬泉和等人物形象有著非常妥帖的把握與分析，更是在文學史和文學現實現實主義的創作背景中，對范小青的創作提出了“溫暖的現實主義”這樣的概括與命名。二十一世紀以來，現實主義的底層寫作成為潮流，在這樣的潮流中，景雷認為，“溫暖的現實主義”卻使范小青的底層書寫充滿了陽光。他認為：“當范小青從女性寫作者溫情善良的心靈出發去觀照底層蕓蕓眾生的時候，她不僅看到了在流淌不息的日子中，那班駁陸離的日影、陰差陽錯的事件、稀奇古怪的糾葛、艱難困苦的生活、甚至充滿罪惡的邪惡，她還看到了這穿過緩慢的日子照射在人與人之間、人與事之間的縷縷陽光”。這樣的概括不僅很精當，而且經過他的提升，很能代表他所關注的方方、遲子建和魏微等諸位女性作家的精神特征，這些寫作的精神價值無疑也得到了很好的體認，真的應該讓我們深思。實際上，不止是對女性作家，對于像賈平凹、格非和刁斗這樣的男性作家，景雷一樣能以其溫厚與體恤的批評精神，發掘他們的精神特征與精神價值。比如對賈平凹，他就非常準確地揭示了《秦腔》所堅守的以家族精神、秦腔精神和農民精神為主要方面的大地精神，并且將《秦腔》的出版視為二十一世紀以來中國文學中的“精神事件”，在現當代中國的文學史和精神史的背景中來肯認它高度的精神價值，另外，他對格非、孫春平、刁斗和東西、于曉威作品中歷史的宿命意識、荒誕感和烏托邦精神等方面的很多論述，不僅讀來使人耳目一新，更是讓我進一步地認識到，他的充滿體恤的批評精神對于我們相當準確地發現和把握作家作品的精神實質真是具有特別的意義。

　　和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領域中的很多學者一樣，景雷一方面關注著文學史問題，另一方面，又對不斷行進著的豐富多彩的文學現實很有熱情，寫出了很多非常精彩的批評性文字，這兩個方面，無疑應該是相輔相成和相得益彰的。景雷書中的文字也很充分地說明，他其實在這兩個方面均有建樹、均有所成，他的既要做一個文學史家，也想做一個相當出色的文學批評家的抱負有很突出的體現。我想，這大概就是他在溫和與平實的外表之下所深深潛隱著的承擔與負荷吧，這不光是他對自己，實際上也是作為朋友的我們對于他的深切與真誠的祝愿與期許！

　　2010年12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