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歌史的寫法

——詩歌研究與詩歌批評觀察之四

　　在二○○九年下半年的詩歌批評與詩歌研究領域中，很多學者都在關注和討論“詩歌史的寫法”問題，在這之中，作為中國當代詩歌史研究與詩歌史編纂工作所要處理的對象，“中國當代詩歌”的基本內涵及它的規定性，又是一個討論的重點。這樣的討論，無疑是在追問一個最基本的問題，那就是什么是“中國當代詩歌？”，“中國當代詩歌”指的是什么？它應該包含哪些方面的詩歌實踐？它所涵蓋的政治/地理空間又當如何？對于詩歌史的研究與寫作來說，這些問題的思考和追問顯然具有根本性的意義。

　　田曉菲在二○○九年第六期的《南方文壇》上發表了一篇題為《隱約一坡青果講方言：現代漢詩的另類歷史》(宋子江、張曉紅譯)的文章。在這篇文章中，田曉菲主要以黃遵憲、聶紺弩和最近幾年走紅于網絡的舊體詩人李子為不同時期的個案，清理出近百年來現代漢語新體詩和舊體詩間的復雜關系，認為“它們是一枚硬幣的兩面，它們相輔相成、互相依存，它們都是現代漢詩，它們之間尷尬的關系就是現代漢詩的主敘事······現代漢詩的真正動力恰恰就來自兩種詩歌形式之間的互相沖撞和交往”。這樣的說法，在大幅度拓展現代漢詩基本內涵的同時，顛覆了既往的把現代漢詩等同于新體詩的主流敘事，顯然是在倡導一種更加開闊的包括舊體詩在內的現代漢詩史乃至于中國現當代文學史。很有意思的是，仿佛是很特意地在為田曉菲的觀點提供例證，在二○○九年第四期的《當代作家評論》上，在張學昕與楊煉、唐曉渡的對話《“后鋒”寫作及其他》中，楊煉就說他堅持認為“好的詩人都要寫一寫古詩”，而且他本人也一直在作這樣的實踐——雖然他只是將這樣的實踐看成是一種必要的技術訓練。楊煉沒有像田曉菲那樣對舊體詩的意義作出過高的評估，他甚至用“技術訓練”這樣的字眼做出了非常明確的限定。但我認為，這樣的意義也許正如田曉菲所說的，正可能是其新詩寫作的背面——楊煉舊體詩的閱讀與寫作和他的新詩實踐也許正是相輔相成和互相依存的“一枚硬幣的兩面”，共同構成了詩人“完整”意義上的現代漢詩實踐。寫到這里，我不僅想起自己多年以前的一篇關于胡風舊體詩的文字。在這篇文字中，我也曾指出中國當代文學中“實際上存在著一種相當重要的文學史現象，即舊體詩的盛興不衰”，認為“對于這些詩歌寫作的重視與研究，不僅會改變中國當代詩歌史特別是其所包含的詩詞史的基本格局，也會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中國當代文學史的基本面貌”。[1] 我當時的想法只是建議為中國當代詩歌史和文學史“擴容”，而沒有像田曉菲這樣注意到舊體詩與新體詩間的內在聯系，更沒有像她這樣將舊體詩干脆視為是另一種類型的現代漢詩，是現代漢詩的另一個“幣面”。現在看來，如何進一步正視、發掘和評價中國現、當代詩歌史中刻未斷絕的舊體詩寫作，并且在相應的詩歌史研究和詩歌史編纂中適當地處理，已經成了一個極具挑戰性的重要問題。

　　如果說，倡導重視中國現當代詩歌史上的舊體詩寫作所強調的，還只是作為一種“寫作”實踐的詩歌實踐，那么，我本人和傅元峰等幾位朋友在發表于《鐘山》二○○九年第五期上的對話《急迫的使命——精神重建與詩的任務》中對“詩歌生活”的強調，所突出的，已經不止是詩歌“寫作”，而是詩歌史上包括“詩歌教育”、“詩歌運動”、“詩歌事件”、“詩歌崇拜”、“詩歌評獎”、“詩歌閱讀”、“詩歌民刊”、“網絡詩歌”，還有比如“青春詩會”、“賽詩會”、“詩歌朗誦會”、“詩歌節”、“詩歌熱”、“詩人雅集”，甚至一九七六年的“天安門詩歌運動”和二○○八年的“地震詩歌”等在內無比豐富和生動的另一種類型的詩歌實踐。早在上世紀初的一九○三年，法國著名的文學史家居斯塔夫·朗松(Gustave  Lanson)就曾在《法國外省文學生活史研究計劃》中指出，“法國文學史”不能只是“文學產品的歷史”，它還應該充分地關注文學生活，“描寫全國的文學生活的圖景”。它所要關注的，應該“不僅包括執筆寫作的知名之士，也包括閱讀作品的無名群眾的文明與活動的歷史”，只有在這樣的意義上，“法國文學史”才會真正地變成“法國的文學史”。[2]我一直在想，如果我們的詩歌史能夠充分注意到我們的“詩歌生活”，我們的文學史也能充分注意到我們的“文學生活史”，那在我們的詩歌史敘事和文學史敘事中，將會出現一幅怎樣生動和豐富的文學景觀啊！實際上，我也并不簡單地認為詩歌史或文學史充分納入詩歌生活與文學生活只是一種歷史敘事方面的“擴容”，因為在詩歌生活、文學生活和詩人與作家具體的詩歌寫作及文學寫作之間，存在著相當重要和相當復雜的內在聯系，進一步地呈現和揭示這些聯系的方方面面，正是我們的詩歌史或文學史研究的基本任務。荷蘭萊頓大學的著名漢學家柯雷(Maghiel van Crevel)一直致力于中國當代詩歌的研究，他在發表于二○○九年第四期《當代文壇》的文章《當代中國的先鋒詩歌與詩人形象》中所關注的很多問題，實際上恰正屬于詩歌生活的范疇。該文是其尚未漢譯的專著《精神、混亂和金錢時代的中國詩歌》第一章中的部分內容。這部著作對很多詩人的具體研究，都涉及到了當代中國的詩歌生活，對我們的詩歌史或文學史的寫法，相信會有一定的啟示。

　　《新詩評論》是由謝冕、孫玉石和洪子誠教授主編的一份新詩研究輯刊，自二○○五年起，以每年兩輯的規模，已經出版了九輯。第九輯(二○○九年第一輯，北京大學出版社二○○九年六月版)的《新詩評論》發表了一個關于一九五○代至一九七○年代詩歌問題的專題。這一專題所發表的，主要是由謝冕先生擔任總主編的《中國新詩總系》中一九五○、一九六○和一九七○年代三卷中的作品“選目”和這三卷的主編謝冕、洪子誠和程光煒教授的“導言”，同時發表的，還有賀桂梅的《一九五○—一九七○年代詩歌的“四板塊”與“重寫詩歌史”》、周瓚的《歷史化與經典化的困境》和張潔宇的《在反省與思考的途中》等對上述“選目”與“導言”的討論性文字。這些“選目”、“導言”和討論性文字所涉及的最為重要的問題，我以為還是在中國當代詩歌史的歷史編纂和歷史敘事所應涵蓋的政治/地理空間方面，如何有機地融合和處理海峽兩岸的詩歌史的問題，這在我們前面的“詩歌觀察”中實際上已涉及。

　　行文至此，我們已經呈現出這半年來的詩歌研究與詩歌批評所初步提出和討論的詩歌史的三重維度，或者說，按照這些不同的意見，詩歌史敘事理應包括并處理好如上所說的三個方面。但是在實際上，問題并不會如此簡單。“詩歌史的寫法”所將包含與涉及到的問題林林總總，無比繁多。在陳超教授發表于《文藝研究》二○○九年第十二期的論文《必要的“分界”：當代詩歌批評與文學史寫作》中，他對一個長期以來被我們所習焉不察的重要問題作出了非常敏銳的揭示。在這篇論文中，陳超揭示出“詩歌批評界對重要詩歌文本的評析、解讀，對詩人創造力形態轉換的及時跟進‘總結’，對被以往詩歌史所遮蔽的對象的挖掘、‘重寫’”，不僅會“影響到那些關心詩歌的讀者，也同樣會直接影響到文學(詩歌)史作者和研究者”，認為“在相當多的情況下，詩歌史對一些主要詩人、詩歌現象的敘述，與在此之前的詩歌批評對他們的‘定論’幾乎完全重疊”。陳超以其相當具體和深入的分析批評了這種詩歌史研究“過度依賴”于詩歌批評的現象，要求我們詩歌史研究“應具有相對明確的‘分界’意識和自主性”，這樣的提醒，我以為不僅對“詩歌史的寫法”是一種非常必要的意見，其對整個“文學史的寫法”，也是一種非常有益的——“警告”！自此之后，幾乎是批量生產的詩歌史或文學史著述似乎再不應該矮人觀場、人云亦云甚至是以訛傳訛地“過度依賴”和“尾隨”于詩歌/文學批評，當然，那些在此之后反而又數典忘祖和過河拆橋般地自以為自己更加“學術”從而又輕忽或鄙視文學(詩歌)批評的“史家”，似乎特別應該具有最為起碼的學術清醒。

　　[1] 何言宏：《胡風的牢獄寫作及晚年心態》，《文藝爭鳴》1999年第6期。

　　[2] 居斯塔夫·朗松(Gustave 　Lanson)：《法國外省文學生活史研究計劃》，《朗松文論選》，百花文藝出版社200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