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現者的激情與尊嚴

——黃發有的文學批評

http://www.donkey-robot.com 2013年05月07日14:50 來源：中國作家網 何言宏

　　文學批評的“發現精神”

　　黃發有是近些年來的一位相當活躍的文學批評家，他的“穩健扎實而又鋒芒畢露”[1]的批評風格、獨樹一幟的批評方法和批評理念、深厚清明的學術理性和神采飛揚、熠熠生輝的文學才情，和他對很多文學思潮、文學現象和作家作品令人耳目一新的精辟見解，獲得了人們的廣泛關注，同時也深得人們的尊敬與好評。實際上，在當下中國的批評風尚和學術語境中，能夠擁有上述方面的某一個特點，已屬不易，更何況他是眾妙皆備？我想這一切，與他相當獨特的批評精神很有關系。

　　黃發有對文學批評的方法、理念和基本精神向來都有自覺的思考和堅持。他認為“批評的靈魂就是永不停滯的發現”。在他這里，批評的“發現”，甚至具有和生命同一的重要意義，“是與生命共同行進的狀態與過程，是植物萌芽、開花、結果的循環，是個體生命與精神孕育、分娩、發育、成熟的漫漫行程”。[2]黃發有的批評精神，實際上就是“發現精神”，是飽含著他對文學的理想主義激情的生命的燃燒。他曾屢次指出“發現”的熱忱對于文學批評的重要意義，認為“一個批評家對文學的參與，如果要真正地有益于文學的健康發展，那就必須將自己的生命投入其中，點燃自己，然后才能照亮批評的對象”，[3]“批評必須以充沛的激情追問著文學的‘可能性’”。[4]黃發有在其《準個體時代的寫作》“后記”中，曾以這樣的文字記述他在集中研究“20世紀90年代中國小說”時激情燃燒的狀態：“為了完成這一選題，我閱讀了三千萬字以上的90年代小說作品。記得那時我成天像著了魔一樣，跑到五角場科技圖書公司三樓的‘天地圖書’，大量地選購八折的新書，甚至到了碰到新作品就買的程度。就這樣節衣縮食，在沒有任何外部經濟支持的情況下，我靠著獎學金、稿費和學校發給的那點可憐的津貼，居然買了兩萬多塊錢的圖書，以至于外地的不少同行，竟然常常向我尋求資料上的幫助”。[5]說實話，我經常會想起黃發有的這段文字，想像他時常往返于復旦大學和五角場之間，螞蟻搬家一般勤勤懇懇地購置圖書和刻苦研讀的動人景象，并且以此來警示自己一貫的疏懶。也正是在這樣的景象中，我能具體和真切地體會到黃發有“發現者”的執著與激情。

　　當然，黃發有的批評家形象，除了“發現者”的激情，還有其大量的批評工作所充分體現出的“發現者”的尊嚴。這既表現在他對很多文學現象獨立不倚、不閾時風的嚴正批判，也表現在他對文學批評工作的自覺反思。我很清楚地記得，正當所謂的“個人化寫作”方興未艾甚囂塵上的時候，黃發有就很嚴正地指出：“當前文壇盛行的其實是‘偽個人化寫作’，其中描述了生命的沉淪與掙扎，但那種灰霧般的茫然中包裹的并非是堅毅的抗爭和反叛，而是虛與委蛇的油滑和欲火焚身的追逐”，“新生代作家錯誤地把經驗的個人性和敘事的個人性視為‘個人’的雙腳，這種舍本逐末的結果很可能走向‘個人’的反面”。在他看來，“真正的個人化寫作是一種能夠穿越經驗外殼的精神行旅，自由意志由內而外的穿越使它能夠從凡庸情境中捕捉到現實的內在邏輯，它與時世的關系不應該是屈從，也不應該是虛張聲勢的逆反，而是一種內在的抗拒”，“個人化寫作應該是捍衛個體獨立人格的寫作，寫作的主體必須稟有自由意志和批判精神，必須承擔與生命相始終的責任、苦難和困境”，因此他認為：“包括新生代小說在內的20世紀90年代小說創作充其量也只能是‘偽個人化寫作’”。[6]這樣一種精彩紛呈和激情洋溢的批評文字，同樣突出地表現于他對其他一些文學現象的揭示。黃發有的文學批評有一個很大的特點，那就是他非常善于穿透遮蔽或繚繞于某些作家作品、文學思潮和文學現象的重重迷霧，勇敢和敏銳地揭示迷霧下的種種真相，并且以其相當精辟的文字對問題的本質予以一針見血的把握和概括，比如他將新生代作家“作品主題與敘事方式的逐漸同化”名之為“新生代八股”，將媒體的操作所導致的“七十年代作家”的“假面狂歡”概括為“激素催生的寫作”，將1990年代以來中國小說淪喪為從屬于影視文學腳本的時代性現象命名為“文學的腳本時代”，將文學寫作中惡劣的媒體趣味概括為“信息化寫作”、“備份式寫作”和“文學健忘癥”，而文學批評的種種病象，也被他以“有償批評“、“影子批評”、“賣罵批評”、“假想批評”和“逆反批評”一一指陳······在今天這樣的批評時代，黃發有對種種文學病象的勇敢揭示與嚴峻批判，無疑是一種令人肅然起敬的精神品格，但這種精神，與在表面上似與其相似的嘩眾取寵的“酷評”，卻又有著天淵之別。實際上，黃發有的批評精神，正是源之于他對近些年來包括“酷評”在內的惡劣風氣的警覺與思考，源之于他對批評獨立品格的強調和他對特殊的批評方法和批評原則的謹守與堅持。

　　圍繞著近些年來的文學批評，黃發有曾經寫有《批評就是發現》、《影子批評：新世紀文學批評的獨立性危機》和《批評家是寄生蟲嗎》等一系列文字。在這些文字中，黃發有痛陳新世紀以來文學批評的“獨立性危機”，指出“新世紀的文學批評，在短短幾年之內，其獨立性的危機表現得日益突出。這并非危言聳聽。時下的批評在整體上正在淪為種種利益和勢力的工具，獨立的批評成為寂寞的事業。為主流的庸俗趣味吶喊助威，為權力化的文化機構與傳媒組織做應聲蟲，為書商做叫賣的廣告，為紅包唱諂媚的贊歌，為哥們義氣和小圈子利益兩肋插刀，甚至張牙舞爪地當文化打手，批評家成為攀附的藤蘿，成為所依附的勢力的奴才”，批評失去了人格的獨立性與審美的獨立判斷，成了可以與各種機構和個人進行交換的有償行為，它的獨立性已經嚴重喪失。[7]而在黃發有看來，“文學與批評存在的依據，不應當是服務于世俗功利的需要，而是直面這世界上永遠存在的苦難的深淵、人性的局限、歷史的吊詭和虛無的廢墟，文學必須擺脫群體性、目的性和工具性的束縛，回歸其個人化的審美本體，確立自己的獨立品格”。[8]

　　文學批評的獨立品格，絕不僅僅是依靠某種簡單的道德激情。在此之外，深厚的學識和豐沛的才情，特別是建立在這樣的基礎上的可靠的批評方法與批評原則，才是文學批評之獨立品格的基本保證，也是使批評工作生氣勃勃、批評的“發現”卓有成效的基本前提。對于自己的批評方法，黃發有曾說他的“趣味”是“穿越于史論和批評之間，因為沒有歷史的反思與穿透，‘當代’就成了支離破碎的瞬間；而無視文學進行時的‘當代文學史’，也只能是建筑在紙上的文學空城”。[9]“在史論與批評之間”，正是黃發有批評方法的基本特點。“歷史小說”的興盛是1990年代文學的重要現象，這些作品特別是其中的所謂“新歷史小說”因為在很多方面頗具新意，陳忠實、唐浩明和二月河等人的諸多作品或者因為獲有大獎，或者因為影視改編的熱潮而有著很大的社會影響，文學批評界也多從“新歷史主義”等很多角度積極推崇，黃發有卻將這些小說置放于中國當代歷史小說的歷史發展中，通過對它們隱含著的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循環論的歷史觀和工具化的敘事動力的揭示，相當深刻地指出這些表面上具有新意的歷史小說實際上與它們所要反叛的“革命歷史小說”具有內在的趨同，當時“歷史題材的火爆并不意味著歷史意識的普遍覺醒”，它們“對于歷史游戲的癡迷，恰恰反映出健康的歷史理性逐漸淡出的文化現實”。[10]1990年代，“自由撰稿人”的出現和對它的議論，也是當時文化界和文學界的熱點問題，但在迄今為止的大量討論中，我以為黃發有的研究最為全面、最為精辟。在此問題上，他仍然是以具有“史論”特點的批評方式，通過梳理近現代以來文學制度的歷史變遷和對周瘦鵑、張恨水、茅盾、丁玲、魯迅等眾多作家寫作個案的研究，細致入微和鞭辟入里地分析了1990年代所謂“自由撰稿人”的復雜情狀，對那些妄稱“自由”的“斷裂”行為提出批評，認為他們“割斷‘過去’與‘現在’的歷史聯系的‘再生’和‘斷裂’，只能是一種自欺欺人的文化逃避，在惡性循環的身份游戲中，‘皇帝的新衣’裹藏著的依然是一些‘舊魂靈’，而所謂的‘自由’和‘個人’，常常可悲地成了一種陪襯和點綴”，[11]這樣中肯精辟的批評，無疑具有相當的說服力。黃發有的批評方法，我以為非常接近于陳思和先生“史的批評”的研究方法。陳思和先生曾經指出自己的研究方法可以“稱作是‘史的批評’，它要求把批評對象置于文學史的整體框架中來確認它的價值，辨識它的文學源流，并且在文學史的流變中探討某些文學現象的規律與意義。這種批評方法的對象仍然是文學作品或者是文學現象，而不是文學史本身。但是批評者必須把文學史作為批評對象的參照系，在兩者之間尋求批評的張力；或者在文學史的宏觀研究中闡釋具體的文學現象和理論現象；或者以具體作品的特殊價值來強調它的文學史意義。”[12]黃發有的批評實踐又一次說明這一方法的有效性和巨大價值。文學批評的發現精神，正應該以這樣的方法作為必要的實踐基礎。也正是以這樣的方法，黃發有對很多問題的揭示與批判，才與那些抬杠或“酷評”有著根本的不同，才能真正地確立文學批評的獨立品格并為批評贏得應有的尊嚴。

　　直面時代的精神批判

　　黃發有的文學批評主要展開于兩個方面：一是對當代文學特別是1990年代以來中國文學中精神問題的研究，二是對媒介文化與當代文學之間關系的研究。可以說，他在這兩個領域卓有成效的研究工作已是卓然一家，使我們的有關研究很難忽視他的努力。

　　對于1990年代以來中國文學的批評與研究基本上屬于現狀批評或現狀研究，有關成果層出不窮，黃發有卻是其中并不多見的對其進行系統性的全面研究的批評家之一。更加重要的是，不管是對具體的作家作品，還是對文學思潮和文學現象之中哪一個具體方面的研究，黃發有都能以其獨到的、鷹隼一般的眼光“發現”一些深刻的精神問題，而對這些問題的發掘、清理與批判，他又往往相當緊密地聯系于歷史與時代，使他的批評實踐致力于“發現”時代的精神癥結，成為直面時代的精神批判，突出表現了他作為一位人文知識分子對于時代與歷史的精神承擔與峻急思考。

　　《詩性的燃燒》是黃發有研究張承志的一本專著。在張承志的精神歷程和創作實踐中，包含著時代與歷史的很多相當重大的精神問題，我想黃發有在當代作家中惟獨對張承志的研究用力甚多，這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但在另一方面，研究這樣一個精神內涵豐富復雜的作家，卻又需要研究者具有相當突出的學養、才情和精神穿透的力量，否則的話，便只能是不著邊際的隔靴搔癢。在《詩性的燃燒》中，黃發有把張承志視為在今天的時代已然成為社會中堅并“在某種意義上形成了一種精神共同體”[13]的“知青”一代的重要代表，將時代、歷史和作家個人的精神命運與文學實踐緊密結合，廣泛借用宗教學、文化學、人類學、生命哲學和思想史的知識與方法，得出了很多令人折服的“發現”，而這些“發現”，無不又是他對我們這個時代豐富復雜的精神問題的嚴正批判。黃發有發現，對于張承志甚至是整個“知青”一代而言，“知青”生涯都具有“成年儀式”般的重要意義。具體在張承志這里，他“極為迷戀成年儀式所帶來的再生般的感受，通過咀嚼它來使自我從污濁的包圍中獲得解脫，撣凈心靈的蒙塵”。“成長儀式中的再生感受成了張承志抵御精神污濁的法寶，它最終演化成具有可重復性的精神儀式，其目標是逆向性地回到原初，回到純潔的生命起點。事實上，這已經變成了一種忘卻儀式，通過忘卻現時處境來卸除壓迫靈魂的重負，但現實并不因此而改變，它依然持續地對個體產生影響。成長的無可逆轉與其必要代價之間的悖論是人類被逐出伊甸園之后所面臨的永恒困境，這種痛苦必將繼續陪伴著張承志的艱難跋涉”。[14]黃發有就是這樣通過張承志的精神個案深深逼入了“知青”一代的精神核心，揭示出現時代、歷史、現實和“知青”一代特殊的精神歷程與生命周期所導致的諸如“青春無悔”之類的精神虛妄，對于這一時代性的精神悖論進行了有力的批判。這樣的批判，在黃發有對張承志的理想主義、文化批判、宗教意識和民粹主義的精神審理中，表現得同樣突出。比如對張承志的理想主義，他在令人信服地揭示出其“內部的抑制性”，即“典型地表現為自衛意識對自省過程的強行中斷，無情地驅逐任何會導致自我否定的精神因素”[15]的基本特點之后，又很自然地將這樣的揭示推廣到對整個“知青”一代理想主義精神品性的深刻省察。在此問題上，黃發有的意義還在于，他在對張承志及“知青”一代理想主義進行精神批判的基礎上，還對我們這個時代理想主義的應然品質提出了構想，認為“理想主義只有走出群體主義的籠罩，在個人主義的立場上重建信仰，才能阻止它重新滑向烏托邦實踐，否則，它仍然擁有將理想付諸操作的社會基礎，很可能在同一廢墟上重操舊業”。[16]我們能夠發現，黃發有所提出的理想主義構想，已經不僅僅是意在理想主義本身，而是對我們這個時代的令人悚惕的精神告誡。再如對張承志宗教意識的批判方面，黃發有獨辟蹊徑地從宗教與道德之間關系的角度深入很多學者未曾進入的張承志特別是其1990年代以來的精神核心，再一次非常成功地展示了批評家善于“發現”的精神與才能。黃發有發現，張承志宗教意識的關鍵問題在于，他一方面“將以宗法血緣關系為中心的道德規范神圣化成宗教的教義、信條、誡命和律法，即道德的宗教化”，[17]另一方面，他又往往會“以神的名義將道德誡命施加于社會，高舉神圣尺度對人欲橫流的濁世進行居高臨下的道德批判，宗教道德化的面目豁然呈現”。[18]1990年代以來，中國社會的宗教意識由起初的潛滋暗長而愈益強化，成了一種值得注意的時代性現象，知識界的文化基督徒現象也讓人們深為困惑。張承志所皈依和標舉的，雖然只是伊斯蘭教的某一具體的教派，但他的問題，卻可能是很多宗教意識的闡揚者們所同樣具有或將共同面臨的精神誤區，黃發有的批評，不僅具有相當重要的時代意義，而且是那么的獨特與及時。

　　之所以用較多的篇幅來談論黃發有對張承志的研究，是因為他在這樣一個個案研究中，涉及到了我們這個時代的很多相當重要的精神問題，對于這些問題的討論，實際上很有難度，但他卻以個案研究的方式相當成功地做了回答。說實話，我和不少朋友一樣，非常喜歡發有的這部“少作”，這不僅是因為其中有他自己所意識到并且十分“珍惜”與“懷念”的“文字中的莽撞與不諳世故”以及“童言無忌的赤誠”，[19]還因為它所輝耀著的令人嘆服的思想與才情，于我而言，這已經是很高很高的批評境界。

　　實際上，在對張承志等作家的個案研究之外，黃發有的很多文字都對當代文學中的精神問題做了正面和直接的討論。《文化民族主義與新時期文學》、《審美理想主義與中國當代文學》、《虛無主義與中國當代文學》、《虛偽的個人與迷惘的代群》、《文學批評的人文缺失》、《自由寫作：精神源流與文化困境》、《九十年代小說的歷史迷惘》、《九十年代小說的城市焦慮》、《寫物主義：九十年代小說的敘事情感》、《日常敘事：九十年代小說的潛性主調》、《消費文化與文學健忘癥》······單從題目，就能看出黃發有的研究涉及了哪些深廣的精神問題，而這些問題在我們的時代，在我們的精神之中，又占據著怎樣的地位？在這些研究中，時常能見黃發有對時代的精神病癥的診斷與擊破，也是一以貫之地體現了他的“發現精神”和他“穿越于史論和批評之間”的批評方法。我個人以為，《虛無主義與中國當代文學》在其中最有分量、最為典型。在人類的思想史和精神史上，虛無主義一直是一個相當重大的問題，但在不同的民族與時代，它的因由與表現卻又不同。黃發有的《虛無主義與中國當代文學》一文相當全面地研究了中國當代文學中虛無主義意識的發展歷程，呈現出我們這個時代主要表現為“道德虛無主義”、“歷史虛無主義”和“文化虛無主義”等類型的虛無主義精神。在此論題下，他對新時期初年的王蒙、宗璞、劉索拉、徐星、“第三代詩歌”、“先鋒小說”，一直到后來的“新生代作家”，都有相當精當的把握和分析，精彩紛呈。他認為，中國當代文學中的虛無意識最初出現于新時期之初宗璞的《我是誰》等小說中，但那里的虛無意識極為“有限”，它只是“時代創傷壓迫下的生命低吟”，“對于荒誕虛無的想象成為一種審美風尚，應該是1985年前后的文學現實”，是在劉索拉、徐星的小說、“第三代詩歌”和“先鋒小說”那里。但劉索拉和徐星的小說只是“以特殊的敏感，表現了置身于無邊壓抑中的個體生命沒來由、無目標、無對象的煩惱和苦悶”，“無法洗凈模仿西方現代派文學尤其是‘黑色幽默’的生硬痕跡，不免因為缺少刻骨銘心的體驗的支撐而流于形式”。在“第三代詩歌”中，虛無化成了他們以他們慣用的嘲諷、調侃、自謔的方式“擺脫文化困惑和現實懷疑”的精神策略。而在“先鋒小說”那里，虛無同樣無關于作家刻骨銘心的真切體驗，而是來自于西方現代派文學的影響，因此“在某種意義上，先鋒作家對虛無的呈現具有技術化的痕跡，‘虛無’成了模式化、套路化的敘事符號，而虛無本身與具體生命的內在關聯則被忽略”。即使是對張承志、史鐵生和北村這樣“抵抗虛無”的作家，黃發有也很敏銳地洞察出他們抵抗的局限與本質。比如在張承志那里，他發現了作家強悍和兇蠻的精神表象下，掩抑著的卻是對虛無主義的“恐懼”。“他沒有回應虛無主義的尖銳挑戰，而是繞過信仰倒塌成廢墟的現實，退回到以群體為本位的傳統理想主義的大本營”。而對虛無主義表現得更加突出的1990年代，黃發有則對它們的基本類型和以王朔、何頓、韓東、朱文等為代表的主要作家提出了嚴厲批評，認為在他們那里，“在信仰的廢墟上，虛無主義就成了戰無不勝的精神利器，各種見不得人的私欲也在‘虛無主義’的包裝下獲得了一種合法性”······就是這樣，黃發有通過深入的歷史考察和精神審理，洞悉出當代中國文學中的虛無主義“幾乎都是一種概念式的姿態性言說，具有人云亦云、隨波逐流的意味，并沒有成功地轉換成文學形象和審美意境。我們更不可能奢望這樣的表達能夠穿越個人生命體驗，以深切的痛感追問道德、歷史、文化的永恒悖論”，“這樣的虛無僅僅是一種粉飾，是一種荒誕的自欺欺人”。[20]作為時代精神的形象體現，中國當代文學表現出形形色色的精神側面，其中也不乏一些自欺欺人的精神假相，像是對虛無主義一樣，黃發有以其犀利的眼光幾乎是各個擊破，逐一揭示了這些側面的內在真相，分別從不同的進路逼入了我們時代的精神核心。因此在這樣的意義上，作為文學批評家的黃發有，實際上就是我們這個時代的“精神批判家”。黃發有的文學批評，也成了“時代的精神現象學”。

　　直面時代的精神批判是黃發有文學批評的基本主題，即使是在那些關于文學的文體、敘事、修辭和他最近的主要工作——即對傳播文化與文學關系的研究中，他也時常鉚定于背后的精神問題。在對1990年代中國小說的系統性研究中，黃發有曾經分別研究過90年代小說的敘事風格、敘事視角、文體特征和反諷修辭。在對敘事視角的研究中，黃發有發現，90年代中國的小說敘事由全知視角到限知視角的轉變，存在著一個易被忽略的精神問題，即敘述者與敘述對象之間反映關系的分裂所可能導致的精神裂隙。“在這種空茫的精神裂隙中，理性基石的動搖必然使相對主義、不可知論和虛無主義破殼而出”。[21]而他對反諷修辭的研究，則是將其視為時代的一種精神折射，揭示出90年代中國小說“反諷的指針紛紛伸向愛情、信仰、自由、公正、平等的美好與純潔，似乎其音符還遠強于對丑惡、墮落、專制、腐敗、迫害的反諷式觀照，這曲折地反映出這個時代的精神狀況已經陷入不容小覷的危機”。[22]至于他對傳播文化與文學關系的研究，仍會將對精神的思考作為自己的重要關切。比如他在研究90年代的期刊策劃與文學制作之間關系的時候，就很敏銳地發現期刊策劃所強行炮制并且惡性循環的“代群意識”，實際上形成了文學創作的“個性之牢”，使得很多作家都不能“以自由精神咬破‘代’的厚繭”，[23]造成了對文學精神的嚴重束縛。

　　勃蘭兌斯將文學視為時代精神的體現和不同民族的精神心理學，認為“文學史，就其最深刻的意義來說，是一種心理學，研究人的靈魂，是靈魂的歷史”。[24]某種意義上，黃發有以精神批判的立場研究現時代的文學，其與勃蘭兌斯的工作，不正有著同樣的意義？

　　媒體如何制造文學？

　　如果說，黃發有以直面時代的精神批判的方式從事文學批評和文學研究，實際上就是像勃蘭兌斯一樣接近我們時代的文學歷史，側重于文學的“內部研究”，那么，他對傳媒文化與當代文學之間關系的研究，則更加側重文學的“外部研究”，是以另外的方式重寫歷史，而且相對而言，他對后一工作的文學史意義也更加自覺。對此，他曾有過這樣的闡述：“通過考察傳媒文化對當代文學的深層影響，從傳播接受的角度重建中國當代文學史，探詢文學的傳播接受對文學外部環境的重塑以及對文學內部規律的滲透，能夠拓展當代文學的研究視野，修正文學史研究中的偏失，擺脫一些歷史盲點和思維慣性的負面影響，對被以往文學史所遮蔽的文學創作和文學現象進行再解讀，對曾經在文學史上發生過重大影響的作家作品進行新的開掘，使文學史研究變得更加健全和完善，是重寫文學史的重要環節”。[25]這段文字充分顯示出，黃發有的“傳媒研究”實際上有著相當宏大的學術抱負，他是要從一個獨特的角度重新書寫中國當代文學史，而他的策略或主要工作，便是要研究在中國當代文學的形成過程中，媒體起到了怎樣的作用？換而言之，套用他一本書名的說法，就是“媒體如何制造了文學”？實際上，黃發有最近幾年的主要工作，都是投身于對這一問題的研究，我也經常會聽說或想像他風塵仆仆地南下北上，四處奔忙，查資料，搞訪談，像當年在復旦勤懇購書刻苦攻讀一樣地忙于他的課題。在中國當代文學的批評與研究領域中，黃發有對文學傳媒問題的研究，已經成了他的品牌節目和標志性工程。今后我們的有關研究，怕是已經無法繞開發有的工作了。

　　在中國當代文學研究領域中，黃發有第一次在文學史重寫的意義上集中發掘和呈現文學出版工作，讓那些既往的文學史研究和文學史編撰所遮蔽或忽視的文學實踐進入我們的視野。正是因為黃發有的研究，像人民文學出版社、春風文藝出版社和《當代》、《作家》、《山花》、《美文》、《當代作家評論》和《文藝爭鳴》等刊物，特別是秦兆陽、巴人、嚴文井、龍世輝、何啟治、安波舜、韓忠良、林建法、宗仁發和何銳等編輯出版家的實踐，才獲得了學術界文學史意義上的重視。作為一位孜孜不倦和充滿熱忱的“發現者”，黃發有對有關的出版機構和編輯出版家的工作當然給予了充分的肯定，但在另一方面，作為一位嚴肅的學者和批評家，他的有關研究卻又體現了他一以貫之的批判精神，對于不同的文學出版機構和編輯出版家的工作在中國當代文學史和文學現狀中的作用或局限做了勇敢和尖銳的評判——比如對《當代》和《小說月報》——也因此對很多文學思潮、文學現象和作家作品提出了新的解釋。

　　新時期以來的中國文學從起初的“傷痕文學”、“反思文學”、“改革文學”、“朦朧詩”、“現代派文學”和“第三代詩歌”，一直到晚近的所謂“七○后文學”、“八○后文學”，思潮迭起，異彩紛呈。對于這些概括和命名，很多研究者和文學史編撰往往都是不假思索地照單全收，陳陳相因，其實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對文學史全貌和真相的遮蔽。黃發有也認為：“將這些魚龍混雜的文學現象系統地編纂進文學史，實在是一種充滿諷刺意味而又吃力不討好的事情”。之所以這么認為，是因為很多文學思潮的發生、發展和命名，其實都是期刊實踐或出版實踐的結果，甚至是期刊出版吸引眼球尋找賣點的商業行為，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媒體制造了這些文學思潮。而在當代中國的文化語境和媒體制度中，后者離文學創作本身的實際狀況與內在規律仍然會有較大的距離。黃發有的研究注意到了“傷痕文學”、“反思文學”與《人民文學》、“尋根文學”與《上海文學》、“第三代詩歌”與《詩歌報》、“新寫實小說”與《鐘山》、“先鋒小說”與《收獲》、“現實主義”與《當代》、“新生代小說”與《山花》和《鐘山》等刊物間的內在聯系，從文學傳媒的角度重新解釋了文學思潮的發生、發展及遞嬗演進，實際上對文學史的有關內容做了相當重要的“修正”。比如對“先鋒小說”，黃發有通過細致扎實的歷史梳理和統計學分析，主要圍繞著《收獲》雜志與“先鋒小說”間的關系，旁及《西藏文學》、《人民文學》、《花城》、《作家》和《大家》等眾多刊物，揭示出“在先鋒文學孕育、生長、繁盛、衰變、轉型的過程中，文學期刊的推波助瀾猶如精神酵素一樣，使這些青年作家(指當時的馬原等——筆者注)相對分散的、風格各異的寫作，被集結在形式實驗的旗幟下，以相互呼應的態勢沖擊著文壇的既定秩序。同時，文學期刊的生存環境和文學市場的趣味調整，也反向影響了先鋒文學的走勢，形式烏托邦在九十年代的文學生態中，在文學大眾化、市民化的聲浪中幻滅成颶風中的碎片，‘先鋒’也就蛻變成了一具徒有虛名的空殼”，不僅修正了1989年以后先鋒文學走向衰落的舊有的文學史結論，更對“先鋒小說”的歷史發展作出了令人信服和耳目一新的揭示。

　　如同對“先鋒小說”潮流的揭示一樣，黃發有從兩個方面揭示了我們這個時代“媒體如何制造文學”的基本狀況：

　　一方面，他從媒介入手揭示了包括文學傳媒在內的大眾傳媒“制造文學”的實踐與問題。“期刊策劃與文學制作”、“《當代》與現實主義”、“《小說月報》與‘選刊現象’”、“東北陣線與批評風尚”、“《美文》與散文流向”、“‘布老虎’的品牌策略”、“影視時代的文學危機”、“網絡文學的情感模式”、“媒體批評和寄生文化”、“傳媒趣味和文學癥候”、“影視文化與90年代小說”、“文學期刊與90年代小說”、“文學出版與90年代小說”······這些論題已很鮮明地體現了黃發有的研究策略，其中的不少內容，已經成為最近幾年中國當代文學界的名文，比如他對《小說月報》的研究所揭示出的“現時主義”、“中庸趣味”和“轉載效應”等“選刊現象”；再如他對《當代》對“現實主義”的“制造”所曾作過的令人膺服的嚴厲批評，認為《當代》“對于現實主義的過度偏愛使其缺乏必要的激活機制”，“不無故步自封的傾向”，而且《當代》對于現實主義作家的推舉存在著相當突出的問題，其所推舉的蘇叔陽、蔣子龍、周梅森、柳建偉等成熟作家“對于現實的卷入往往只激發出短暫而曖昧的批判激情與社會責任感，其中混雜著的機會主義功利觀念與工具主義文學觀念，往往動搖了真正的現實主義精神基石，也泯滅了作家的探索精神與獨創意識，使之逐漸淪落為平庸而討巧的鄉愿，個人的聲音越來越微弱，寫作的姿態也不無游戲傾向與世故色彩”，[26]而其著力推舉的現實主義新人卻又“鮮有成器者”；[27]······這樣一些剛正有力的批評，都曾在文學界產生過很大影響，廣為關注。

　　另一方面，他對文學思潮、文學現象和作家創作的批評與研究，也往往會因為取媒介視角而得出精辟獨到的發現。他研究“青春寫作”的熱潮，注意到了“媒體的揠苗助長”，并且將其定位為“激素催生的寫作”；他考察近些年來短篇小說的衰落，也從短篇小說的語言特性和影視傳媒的崛起那里尋找原因；對于賈平凹、梁曉聲和海男等人創作質量方面的問題，也發現是導因于出版操控的“預約寫作”······可以說，黃發有對“媒體如何制造文學”的研究已經進入了一切可以進入的“細部”，結合于他在此問題上激情洋溢縱橫捭闔的中觀研究和宏觀研究，他的“通過考察傳媒文化對當代文學的深層影響，從傳播接受的角度重建中國當代文學史”的目的，正在逐步實現，而且我們完全可以想像，他的視角獨特的文學史重寫——加之以他類似于勃蘭兌斯一樣的善于從時代精神的角度“進入”文學——將會帶來怎樣一種新異獨特、激動人心的“文學史景觀”？

　　用了不算太少的篇幅談論了黃發有的文學批評，仍然感到意猶未竟，感到未能掌握和闡述黃發有文學批評的真正精髓，連他所做的批評工作，呈現得也不全面，這真讓我深以為愧！但是于我而言，又能奈何呢？誰讓我沒有黃發有那樣“發現者”的宏闊視野、如炬目光和非凡的洞察力呢？也許，我只能是矮人觀場，和大家一起為黃發有的不斷“發現”極力喝彩了。

　　[1] 吳義勤、王永兵：《像火焰一樣地沉思：論黃發有的文學批評》，黃發有：《媒體制造》“跋”，山東文藝出版社2005年12月版。

　　[2] 黃發有：《文學季風：中國當代文學觀察》，山東大學出版社2006年3月版，第22頁。

　　[3] 黃發有：《文學季風：中國當代文學觀察》，山東大學出版社2006年3月版，第15頁。

　　[4] 黃發有：《文學季風：中國當代文學觀察》，山東大學出版社2006年3月版，第20頁。

　　[5] 黃發有：《準個體時代的寫作》“后記”，上海三聯書店2002年11月版。

　　[6] 黃發有：《新生代：偽個人化及其他》，《時代文學》2000年第2期。

　　[7] 黃發有：《影子批評：新世紀文學批評的獨立性危機》，《文藝爭鳴》2005年第5期。

　　[8] 黃發有：《批評家是寄生蟲嗎？》，《南方文壇》2003年第4期。

　　[9] 黃發有：《文學季風：中國當代文學觀察》，山東大學出版社2006年3月版，第3頁。

　　[10] 黃發有：《世紀之交中國文學的歷史迷惘》，《學習與探索》2002年第5期。

　　[11] 黃發有：《想象的代價：20世紀中國自由寫作論綱(上)》，《文藝評論》2001年第5期。

　　[12] 陳思和：《中國新文學整體觀》，上海文藝出版社2001版，14頁。

　　[13] 黃發有：《詩性的燃燒：張承志論》，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02年11月版，第4頁。

　　[14] 黃發有：《詩性的燃燒：張承志論》，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02年11月版，第24～25頁。

　　[15] 黃發有：《詩性的燃燒：張承志論》，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02年11月版，第39頁。

　　[16] 黃發有：《詩性的燃燒：張承志論》，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02年11月版，第53頁。

　　[17] 黃發有：《詩性的燃燒：張承志論》，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02年11月版，第106頁。

　　[18] 黃發有：《詩性的燃燒：張承志論》，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02年11月版，第114頁。

　　[19] 黃發有：《詩性的燃燒：張承志論》“后記”，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02年11月版。

　　[20] 黃發有：《虛無主義與中國當代文學》，《文藝爭鳴》2006年第4期。

　　[21] 黃發有：《準個體時代的寫作》，上海三聯書店2002年11月版，第372頁。

　　[22] 黃發有：《準個體時代的寫作》，上海三聯書店2002年11月版，第347頁。

　　[23] 黃發有：《媒體制造》，山東文藝出版社2005年12月版，第41頁。

　　[24] 勃蘭兌斯：《十九世紀文學主流》第一分冊，人民文學出版社1997年10月版，第2頁。

　　[25] 黃發有：《媒體制造》，山東文藝出版社2005年12月版，第1頁。

　　[26] 黃發有：《媒體制造》，山東文藝出版社2005年12月版，第50頁。

　　[27] 黃發有：《媒體制造》，山東文藝出版社2005年12月版，第5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