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輯 文學批評論

http://www.donkey-robot.com 2013年05月07日14:41 來源：中國作家網何言宏

　　陳思和教授的學術世界

　　陳思和教授是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領域中最為重要的學者之一，他的一系列的學術成就，他的廣泛的學術影響和他對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學術空間的不斷開拓，無疑具有相當重要的學術史意義。對于他的學術道路和學術世界的探討，無疑是中國現當代文學學術史的重要課題。但我在這里，并不僅僅想在這樣一個“純粹”的學術史的維度上思考他的學術實踐。我更關切的，是其極為豐富的學術實踐體現出的學術精神，而這種精神，正是體現于陳思和身上的一種相當獨特的知識分子精神，這在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的精神歷程中，更加具有相當重要的意義。

　　1949年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自改革開放之初的李澤厚、王元化開始，一直到后來的劉小楓、朱學勤等人，中國的人文社會科學領域中出現了不少取得重大成就的著名學者，他們一方面對本學科的學術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另一方面，他們又能超越學科限制，在卓越而又豐富的學術實踐中，自覺承擔知識分子的歷史責任，并以自己的學術實踐介入或參與到時代的歷史進程之中，正是在這種獨特的介入和參與之中，形成和煥發出了當代中國的知識分子精神，對于他們的研究，實際上已經是當代中國的思想史和知識分子精神史的迫切課題。通過他們，我們正可以更加有效地接近和切入我們這個時代最為深邃的靈魂和精神與思想的核心。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領域中的謝冕、劉再復、錢理群、陳思和、陳平原、汪暉和王曉明等人，便是這方面的突出代表。所以我在這里，更愿意在這樣一個知識分子的精神譜系中來思考陳思和教授的學術實踐。實際上，如果僅僅是在學科史的意義上來考察陳思和的學術研究，那將很難把握他的學術精髓，更不要說進入他的充滿激情、深邃而又廣闊的學術世界了。

　　陳思和曾經這樣談到自己的“工作”：“我的第一崗位是教育”，“其次是學術”，“再次是出版”[1]。實際上，這些方面都可視為其學術實踐的不同方式。陳思和的學術世界，包含了學術研究、學術教育和學術出版等不同的而又密切聯系的三個層面，因此我們的考察，便很顯然地應該包括這些方面。

　　一

　　我們在進入陳思和教授的學術世界后，最為深刻的感受，便是其學術思想的獨特性。在改革時代中國的人文社會科學領域中，他是為數不多的以其系統而又獨特的學術思想產生廣泛影響的學者。

　　陳思和學術思想的核心內容，是對個人性的強調與堅持。他認為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領域中，“應該提倡個人化多元化的學術立場，改變原來定于一尊的文學史結論，從自我出發、從個人的藝術感受出發來闡釋文學史現象”，“應該更加強調個人化的研究，使各種個人的極端的新鮮的觀點都有合理存在的權力，這樣才能在學術自由中展示本學科的朝氣蓬勃的特點”。[2]這種對個人化的學術立場的強調和踐行，不僅使其學術實踐體現出相當突出的個人風格，使他的學術選擇、問題意識以至于學術文體個性鮮明，而且使他能寬容和尊重不同觀點的學術討論——哪怕這些討論商榷的是他自身所提出來的學術觀點。

　　個人化的學術立場的倡導與堅持，來自于他對現實與歷史的深入思考和他在新的歷史文化語境中對于知識分子學術策略的充分自覺。陳思和在研究20世紀中國文學的文化形態時，曾經提出很著名的“共名”說和“無名”說。他還以同樣的論說方式梳理了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的學術歷程，分別以“共名”和“無名”來指稱不同的學術史時期以及這些時期知識分子學術立場的不同特征。在此意義上，他指出“共名現象是指某個時代所含有的重大而統一的主題，知識分子思考問題和探索問題的材料都來自這一時代的主題，而個人的獨立性往往被掩蓋在時代主題之下。共名是由知識分子參與創造的，有些是知識分子對時代的某些主題的抽象提煉，如五四時期，知識界提出‘民主’與‘科學’、‘打倒孔家店’、‘愛國主義’以及‘反帝反封建’等；也有些是客觀歷史環境造成的，如抗戰時期的‘愛國救亡’、‘民族解放’等；也有些是官方指定的文藝政策讓知識分子來執行，如‘階級斗爭’理論等。這些共名籠罩了某些時代，使之成為知識分子思考的關鍵詞，它無形之中制約了文學創作和文學評論，遮蔽了優秀作家在創作中所體現的真正的個性。由于共名是知識分子自己參與創造的話語，所以知識分子習慣于把它看作是一種群體的立場，代表社會的某種正義力量，結果往往是在宏大的敘事中失落了自己的本性。”“當時代進入比較穩定、開放、多元的社會時期，人們的精神生活日益豐富，那種重大而統一的時代主題往往攏不住民族的精神走向，于是價值多元、共生共存的狀態就會出現。文化工作和文學創造都反映了時代的某一部分主題，卻不能達到一種共名狀態，我們把這樣的文化形態稱作無名。無名不是沒有主題，而是有多種主題并存，沒有統一的時代話題來制約研究者的思維。這樣就使研究者從宏大的歷史敘事中自覺地游離出來，站在個人的立場上表達對文學的看法，研究者不必以為自己在代表社會的某種力量說話，他說的只是個人的話，自己的話，不代表任何他者。無名時代是一個嘈雜混亂的時代，同時也是一個有著相對自由和個人性的時代，這才是比較理想的學術研究的環境。”[3]在這樣的思想基礎上，陳思和敏銳和準確地把握住了1990年代中國文化的無名狀態這一時代特征，率先提出文學研究“需要有個人的研究立場”，要相應地“改變原來單一的公眾的敘事方法”，回歸“個人”。[4]

　　學術立場的回歸“個人”和對1990年代中國文化無名狀態的概括，并不意味著陳思和主張學術研究與社會現實的脫離，而是意味著他對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的精神歷程與價值取向有了新的思考，也更加清醒地意識到社會轉型期的知識分子應該怎樣采取更加有效的文化策略。實際上，早在1993年初，陳思和就發表了這樣的思考。他在《知識分子在現代社會轉型期的三種價值取向》一文中把在20世紀中國社會的巨大轉型中知識分子的價值取向概括為三種意識：“失落了的古典廟堂意識、虛擬的現代廣場意識和正在形成中的知識分子的崗位意識”。在當時中國知識分子的廣場激情甫才受挫的特殊語境中，這樣的概括無疑需要極大的思想勇氣和歷史預見性，也很自然地引起了誤解，因為他很勇敢地揭示了始終籠罩著五四以來中國知識分子的廣場意識的虛幻性。他很精辟地指出：“五四第一代知識分子，由于承擔著繼往開來的責任，他們在接受西方文化時，已經有了足夠的傳統文化的準備，這一點他們也許沒有自覺到，但他們的思想和學術中確實有一種學貫中西的大氣象。這是他們較之以后數代人所具有的不可企及的優勢，以后的知識分子被廣場的意象刺激著，在巨大的功名利欲和虛幻的英雄主義之中亢奮激昂，卻沒有考慮他們作為知識分子自身的價值究竟在哪里，五四的啟蒙精神留給他們的遺產，漸漸地變成了道德責任和人格榜樣，這就形成了知識分子在救世活動中熱情有余而能力匱乏、批評深刻卻空無建樹的局面。這種廣場意識價值取向上的虛妄，決定著這些熱情最終不能落到實處”，因此他認為“只有弄清楚今天我們知識分子的價值究竟在哪里、如何確立自己的崗位并發揮自己的作用，大約才是從虛擬的廣場意識中撤退出來后唯一可做的事情”，當代中國的知識分子應該“從廣場的激情中還原出一個本來的自我”，“唯一能守住的，只能是我們的崗位”。[5]

　　表面上看，從廣場向崗位的撤退是對知識分子批判精神的背離和對現實的妥協，但在實際上，卻是使知識分子的社會介入更加切實和有效的歷史性調整。所以我以為，在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的精神與思想歷史中，陳思和的《知識分子在現代社會轉型期的三種價值取向》是一篇相當重要的文字。這種重要性，首先當然表現于它在當時的思想勇氣，表現于它率先和敏感地預見了后來出現的中國知識分子必然從廣場撤回崗位的現象，現在看來，也許更加重要的，是它同時提出的對于崗位的辨證理解。正是在這篇文章中，陳思和指出他所說的崗位其實包括兩種含義：“第一種含義是知識分子的謀生職業，即可以寄托知識分子理想的工作”，在這樣的崗位上，知識分子除了謀取自己的生存外，還有進行社會批判的“神圣權利”和“義不容辭的職責”；而第二種“更為深刻也更為內在”的含義，則是“知識分子如何維系文化傳統的精血”。很顯然，陳思和所說的“崗位”，并不是要知識分子放棄社會文化關懷，兩耳不聞窗外事，躲進小樓成一統，而是要使知識分子的社會文化責任行使得更加切實和有力，有一個更加堅實的批判基點。也許是為了廓清這樣的誤解，他在后來的很多場合和文章中，都很明確地強調崗位中的超越意識，認為知識分子對于自己在體制中的具體職業，應該具有“‘在’而不‘屬于’”的清醒自覺，積極介入當代生活。[6]

　　在陳思和的學術思想中，知識分子的當代立場具有相當突出的意義。對于這點，他曾充滿激情地說過這樣一段令人難忘的話：“一個知識分子，如果對當代生活沒有激情，沒有熱望，沒有痛苦，沒有難言的隱衷，那么，他的知識，他的學問，他的才華，都會成為一些零星而沒有生命力的碎片；文學研究雖然不同于文學創作，但在冷靜的學術研究背后，仍然需要精神上的熱情支持”。[7]也許，正是因為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具有“始終與當代生活保持了密切關系”的特點，[8]他才對這一領域保持著持久的熱情。他對中國現代文學研究領域中很多問題的思考和他的很多學術命題的提出，實際上也源自于他的當代熱情。比如他在談到自己這些年來最為主要的研究工作“中國新文學整體觀”時就說過，他之研究這一課題的“最大動力”，便是“熱愛當代生活”；[9]他在論及1980年代興盛的關于“中國現代文學的外來影響研究”時也指出，當時的這一學術指向“清楚地表明：中國要走現代化的道路，首先必須要融匯到世界現代化的體系中去；而中國的文學要發展，也只有走向世界，成為西方文學潮流‘影響’下的回聲余響。這個排比句所包含的兩層意思在特定的歷史環境下合二為一了”；[10]他還很明確地說過他之所以主張以抗戰為界作為中國現代文學史的分期，也是因為他從當代現實發現問題的結果，是他“從當代文學的發展狀況來考察文學史”并由此上“上溯”而得出學術結論；[11]他的回到原典、重新細讀中國現代文學經典性作品的倡導，也密切聯系著當下的現實人生，[12]比如他在提出巴金研究應該“回到巴金作品”時就認為，我們應該“把巴金作品的意義引向多元的復雜的當代的理解，使巴金的作品與青年人的當代生活理解結合起來，積極發揮巴金作品在當代生活中的作用”。[13]在闡述陳寅恪先生的學術精神時，余英時先生曾經說過：“古今中外可以稱得上‘偉大’兩字的史學家幾乎未有不關懷現實、熱愛人生的，雖則‘關懷’與‘熱愛’并不是構成史學家的充足條件”，[14]實際上，作為文學史家的陳思和，不正是具有的同樣學術品格？

　　回歸個人、堅守崗位并且超越個人和崗位的閾限熱情關注和積極介入當代現實，是陳思和學術思想的精神內核，如果將這樣的精神作為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精神的一個獨特方面，并且充分考慮到其中的“世界性因素”，[15]我們便會發現，陳思和的學術思想和學術精神實際上正與法國思想家布迪厄的理論異曲同工。在薩特的“普遍知識分子”精神和福柯的“專業知識分子”精神之后，布迪厄指出“知識分子是雙維的人，他們要作為知識分子存在和繼續存在，只有(而且只有)被賦予一種特殊的權威，這個權威是由一個自主的(也就是獨立于宗教、政治、經濟權力)知識世界賦予的，他尊重這個世界的法則；此外只有(而且只有)將這些特殊權威用于政治斗爭”，[16]認為知識分子應該以在學術場域所取得的學術權威積極有力地介入現實。正如我們前面所闡述的，陳思和的學術思想和學術精神提出和展開于現代中國的思想文化和知識分子精神自身的歷史邏輯和現實語境，但正是這一具有突出的“中國性”的精神與思想，卻又具有著充分的“世界性因素”，顯然是一個相當重要的思想史課題！

　　二

　　在陳思和具體的學術研究工作中，他對“中國新文學整體觀”應該說用力最多。這么多年，他的最為主要的研究工作就是“中國新文學整體觀”。對于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而言，1985年在北京召開的“現代文學研究創新座談會”是一個里程碑性的會議。陳思和從他在這次會議上發表《中國新文學研究整體觀》一文開始，陸續發表了多篇有關的系列論文，并于1987年6月結集整理為系統性的學術專著《中國新文學整體觀》出版。此后的二十多年中，陳思和一直站在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領域的學術前沿，從事過大量的研究工作，也提出過很多在學術界引起強烈反響并多取得實際成果的學術命題，但在實際上，這些研究工作和學術命題，均都萬變不離其宗地圍繞著或分屬于“中國新文學整體觀”這一基本命題，這在2001年他的做了大幅度增補的《中國新文學整體觀》一書中表現得最為充分。勿庸置疑，在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領域中，陳思和的“中國新文學整體觀”是一個起到了持久的推進作用的巨大工程，具有極其重要的學術意義。

　　對于陳思和來說，他的“中國新文學整體觀”，首先是一種研究方法，是指“把研究對象放入文學史的長流中，對文學的整體進行歷史的、能動的分析”，[17]是他試圖“從方法論的角度來描述新文學史”的一種努力。他說：“我把這種方法稱作是‘史的批評’，它要求把批評對象置于文學史的整體框架中來確認它的價值，辨識它的文學源流，并且在文學史的流變中探討某些文學現象的規律與意義。這種批評方法的對象仍然是文學作品或者是文學現象，而不是文學史本身。但是批評者必須把文學史作為批評對象的參照系，在兩者之間尋求批評的張力；或者在文學史的宏觀研究中闡釋具體的文學現象和理論現象；或者以具體作品的特殊價值來強調它的文學史意義”。[18]正是這一研究方法的獨特運用，才在陳思和那里并且也給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帶來一個又一個重要突破。比如他對中國新文學發展中戰爭文化心理的研究，以“戰爭文化心理”這樣一種獨特的問題意識“整體性地觀照”中國現當代文學，認為“抗戰爆發——1949年后——‘文化大革命’這四十年是中國現代文化的一個特殊階段，是戰爭因素深深地鉚入人們的意識結構之中、影響著人們的思維形態和思維方式的階段。這個階段的文學藝術也相應地留下了戰爭遺跡，成為當代文學研究中一個不可回避的重要現象”，[19]從而挖掘出當代文學觀念中多方面的戰爭文化心理特征，不僅從一個獨特的角度較早地和很有說服力地跨越了1949年這個中國現當代文學的既有界限，以其獨特的“史的批評”方法對于有關文學現象和文學作品進行了全新的闡釋，也是他以抗戰為界進行文學史分期研究的成功嘗試；他在學術界以至于整個思想文化界都引起巨大反響的關于民間問題的研究，則以“民間”意識“整體性地觀照”中國現當代文學，通過對民間之文學史地位的考察、民間文化形態與政治意識形態之間關系的鉤沉、文學創作中民間隱形結構的發掘等問題的具體研究，不僅同樣以其“史的批評”方法對中國現當代文學歷史中的很多作家、作品、文學思潮和文學現象都有了令人耳目一新的闡釋，更是在這樣的基礎上對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作了全新的梳理，從而將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度。······二十余年來，陳思和分別以“啟蒙傳統”、“共名和無名的文化狀態”、“戰爭文化心理”、“民間文化形態”、“傳統文化因素”、“現實戰斗精神和現代反抗意識”、“懺悔意識”、“世界性因素”、“惡魔性因素”“文學史中的常態與先鋒”等不同的問題意識和學術視角“整體性地觀照”中國現當代文學，不斷地給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帶入新的境界，甚至也給正在進行中的當代文學批評與創作帶來了新的活力。這一點，也正如陳思和自己所深刻體會到的：“把兩種不同時期的文學置于一個整體下加以考察，它的意義明顯要大于對兩個時期文學的分別研究，它可以導致我們對以往許多結論發生懷疑！現代文學史上的許多現象在近30年的文學發展中檢驗出各自的生命力；同樣，當代文學史上的許多現象由于找到了源流而使它們的生存有了說服力”。[20]

　　作為一種研究方法，陳思和對“中國新文學整體觀”的學術意義相當自覺，[21]它的成功實踐對于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的重要貢獻也有目共睹，但對陳思和而言，“整體觀”又絕不僅僅是一種研究方法。實際上，陳思和對學術研究中的方法論問題有著清醒而又獨特的理解。一方面，他很清楚方法論的變革與創新對于學術發展和學術突破的重要意義，認為“一種新的思路可能會開辟出一片新的學術空間”；[22]另一方面，他又絕不惟方法是尚，即使是在1985年以來方興未艾的方法論熱潮中，他也絕不亦步亦趨地追隨某種時髦的來自國外的研究方法，而是根據中國現當代文學和現當代中國的社會、政治、思想與文化的歷史和現實，原創性地提出和展開了“整體觀”的研究方法。陳思和認為：“方法本身不是真理，它要根據治學的內容和觀念的變化而變化”，[23]體現出對方法問題的辨證思維和深刻理解，這也是他對文學研究中的“實證方法”和“比較方法”大膽質疑的思想基礎。在《關于20世紀中外文學關系研究中的世界性因素》等文章中，陳思和曾對雄居于文學研究界的實證方法和比較方法提出質疑，認為“由于藝術的審美接受是純粹的精神性的愉悅活動，而藝術創作更是社會生活的綜合性精神投射，兩者之間可能會有某種關聯，但由于精神領域的復雜性與審美特征的形象性，使之不可能構成一般意義上的因果關系，而更多的是表現為心靈交感的感應關系，大化于無形無態之間”，而“這一切，都是實證研究所無法實證的”。[24]這些思考，非常有力地揭示了文學研究中“通過對個別材料的考證來推斷出一般觀念和預設目的”[25]的實證方法的嚴重局限。基于同樣的思考，也根據世界性的文化交流所出現的新的變化，陳思和還對比較文學研究中的比較方法提出了質疑。1990年代以來，隨著學術界對學術規范的不斷強調，實證性的文學研究方法以及比較文學研究領域中實際上與實證方法一脈相承的比較方法取得了重要地位，這對學風建設和學術發展的重要性毫無疑問，但在實踐中，卻出現了人們習焉不察的問題，這便是對實證方法的迷信與偏執導致了“方法的形而上學”，其嚴重后果，就是文學研究對于精神、審美與思想的忽視，出現了一大批沒有精神、沒有靈魂、沒有思想、沒有激情、沒有美的充斥著“正確的廢話”的“學術成果”，實際上這正是文學研究的又一重危機。王元化先生曾經呼喚“有思想的學術”和“有學術的思想”，對于文學研究來說，除了應該是“有思想的學術”，還應該是有著精神、靈魂、審美、想像與激情的“學術”，我以為陳思和對文學研究中實證方法的反思，正應該在這樣的意義上來思考。至此，我們已經清楚地發現，無論是1980年代便已提出并在后來被其一以貫之地成功實踐的“整體觀”方法，還是對實證方法和比較方法的質疑，都體現出陳思和在不同時代的學術時風和學術流弊之中對于方法論問題的獨特思考，其意義與關懷，并不僅僅在于對一己學術的堅持與伸展，而是有著更加突出的現實針對性與思想文化指向。

　　陳思和在方法論問題上的清醒意識及他的辨證性、獨特性與深刻性，除了我們所曾闡述的上述方面，我以為更加重要的，是他的超越于“方法本身”的精神關懷。在他的方法論問題的思考與實踐背后，實際上貫徹著他強烈的知識分子精神，而這正是陳思和教授最為突出的學術精神。陳思和所倡導與實踐的研究方法，絕不僅僅是一種學術研究的方法，而是一種包含著更加深廣的精神關懷的學術精神。在談到他的“中國新文學整體觀”時，陳思和指出：“新文學的整體觀是作為方法論提出來的，但我不認為研究方法是一種目的，研究方法歸根到底是受制于研究對象的。我運用整體觀的目的，仍然是想通過對二十世紀文學史的研究，來探討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道路和命運，也是對當下知識分子處境的一種意義探詢”。[26]而在談到自己的文學史研究時，他也曾這樣說過：“我的文學史研究面對的是兩個方面的內容：一個層次是過去的官方意識形態關于文學史的敘事，即當時的國家意志對歷史領域的控制與滲透，以致許多真相被遮掩起來，我有責任突破這些障礙物，恢復文學的本來的面目。第二個層次是，通過20世紀文學史現象的研究，必須研究與此相關的20世紀中國的政治文化等許多問題。這就與當代的文化批判工作聯系起來，意義不僅僅局限于文學史上”。[27]正因如此，陳思和在整體觀的思路下展開的研究實際上都是從不同層面對于中國知識分子精神與命運的探討，也是他在當代中國的歷史語境中多方面地尋求知識分子的精神資源，拓展知識分子的精神空間，并且相當自覺地以知識分子的精神立場與當代現實保持張力從而介入現實的努力。無論是他對中國新文學發展中的啟蒙傳統、傳統文化因素與戰爭文化心理的反思，他對中國現代作家現實戰斗精神和現代反抗意識的發掘，還是他在1990年代以來廣有影響的對于民間問題和“共名/無名”問題的研究，實際上都如周立民所曾指出的，“除了學理的背景之外，都是有著現實針對性，同時也是個人面對當代世界的思考”。[28]比如他對中國現當代文化的共名狀態與無名狀態的思考，實際上包含著他這樣的精神關切——“我想考察中國這樣一個集體意志(共名)很強的國家里，有否建立一種以個人為基礎的文化多元格局的可能”。[29] 在1990 年代中國的文學實踐和思想文化領域的“個人化”思潮中，陳思和的關于知識分子在無名時代必須堅持個人化精神立場的主張，不僅在現實精神、歷史意識和理論視野方面顯得尤為突出，更是為當時整個的個人化潮流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支持。他的關于民間問題的研究，不僅賦予“民間”這一范疇以新的學術內涵并且使其成為影響巨大的學術話語，給中國現當代文學的研究與批評實踐帶來了重大突破，更重要的，他還通過對此問題的研究，在對現代中國知識分子精神歷程的重新反思中深入探詢知識分子的精神傳統，以便為作為“一種當代知識分子的新的價值定位和價值取向”[30]的民間意識尋求資源。近些年來，民間意識成為一種重要的文學思潮和很多知識分子的精神追求，無疑與陳思和的倡導和支持密切相關。

　　陳思和對20世紀中外文學關系研究中世界性因素的研究，是其“整體觀”方法的重要實踐，在這樣的也許屬于比較文學研究的課題中，同樣體現出陳思和超越方法限制，探討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道路和命運，探詢當下中國知識分子精神處境，并將自己的學術研究“與當代的文化批判工作聯系起來”[31]的精神努力。陳思和曾經投入不少精力研究過20世紀中外文學中的“惡魔性因素”問題，說實話，這些成果在發表之初，由于問題的新奇獨特，我是頗為困惑的，不清楚這樣的問題何以會使他投入那么多的學術熱情。只是在后來，我才知道這是他面對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和“911”以后的新的世界局勢，重新認識當今世界，調整人文精神的思考模式，并且以自己的學術研究深入思考新的世界性對抗中的惡魔性因素的自覺努力。[32]在“20世紀中外文學關系研究中世界性因素”的問題意識下，陳思和教授正在研究作為一種世界性因素的啟蒙問題，試圖通過對此問題的研究，“有針對性地考察西方啟蒙問題的歷史流變，重點突出西方啟蒙思想與西方文學的雙向演進的軌跡，并同時來呈現中國啟蒙思想運動與新文學運行的雙向演進軌跡，考察兩者之間的相交點和不同點，揭示中國知識分子啟蒙話語下如何形成自己的傳統，包括啟蒙思潮與中國文學古今演變的轉型、與中國文學語言的重寫、與民間本土文化之間的復雜關系，以及與不同政治力量的國家想象等等，都是這一課題研究必不可少的程序。通過這樣一種呈現來展示20世紀的中國如何在

　　世界格局下接受現代性的啟蒙，并且在嘗試和推行現代性的目標下又如何從自己的問題出發進行實踐，能夠總結出什么樣的經驗和教訓”。[33]可以想像，這樣一種全新的研究思路將會給20世紀中國文學研究帶來怎樣一種相當重要的突破，而且更加重要的，還在于這樣的研究將會對中國現當代知識分子的精神與命運提出怎樣更加深入的反思，并且對我們正在進行的現代性進程提供怎樣一種批判性的精神資源與思想資源。至此，超越了方法論限制而作為一種學術精神和知識分子精神的“整體觀”，實際上已經成為陳思和進一步思考現代中國乃至于現代世界更有普遍性的現實問題與歷史問題的“世界觀”，或者說，作為一種學術精神和知識分子精神的“整體觀”，已經初步顯示出它在更加宏闊和更加深遠的歷史時空中進行精神探詢的巨大可能。

　　三

　　除了具體的學術研究，陳思和的學術世界還包括學術教育和學術出版工作。他曾說過，教育是他的“第一崗位”，是他傳承學術，實現知識分子精神價值的重要方式。在他所供職的復旦大學，陳思和歷來都是學生們最為愛戴的老師之一；他對中學、大學和研究生的教育現狀充滿關切，撰寫過很多文字，專門討論有關問題；他對研究生的培養，不僅注重知識層面的傳授和最為基本與嚴格的學術訓練，更加注重知識分子精神人格的養成，認為研究生教育如果“忽略通過專業來施行對研究者人格的培養和訓練，那可能會使學生與其專業的關系僅限于獲取專業或文憑的手段，而激發不起對專業深沉的感情和生命的寄托，也體會不到其安身立命的重大意義，這樣的學生盡管也能成為一名專業研究人材，但終究是第二義的研究工作者”。[34]陳思和所一直敬佩的胡風先生曾經用“第一義”和“第二義”這樣的字眼來區分一個詩人是否具有“戰士”的精神品格，而他在這里，同樣用這樣的字眼來區分一個學者之是否具有知識分子的精神人格，充分體現了他的學術教育和學術研究工作對于知識分子精神的重視。也正由于這樣的原因，張新穎、張業松、王光東、劉志榮、周立民、王宏圖、宋明煒、宋炳輝、李丹夢······這些出于“陳門”、活躍于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和文學批評領域中的很多學者和批評家，均都不是那些于書齋中尋章摘句的“學者”，而是各自具有著突出的精神個性和精神關懷。在王瑤、錢谷融和謝冕之后，陳思和是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界不多的幾位可以被稱為“文學教育家”的著名學者。之所以對他的“教育崗位”充滿熱忱，一個相當重要的原因，是他“把思想學術、文學的發生和創作(著述)、專業知識與現代社會的傳播關系(出版)和現代學術的承傳方式(教育)視作三位一體的文化載體”研究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道路之后得出的認識。通過對中國現代教育的歷史與現狀和知識分子的精神命運及現實處境的研究，陳思和認為：“中國的現代教育體制內不但具有悠久的文化承傳學統”，還有一個“比較強大的知識分子傳統”，有著“五四以來知識分子的戰斗的精神傳統”，在文化發展處于較為沉悶的“成胎期”的當下中國，知識分子應該“在寂寞的文化承傳中培育新的人格的種子”，而他的教育崗位，“正好”成為他“參與當代文化建設的基礎與途徑”和“精神寄托”。[35]

　　我以為在陳思和的教育實踐中，文學史編撰是一種較為特殊的學術教育方式。眾所周知，他所主編的《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是中國當代文學史研究和編撰工作的重大突破。但我曾經困惑的一點，就是作為供職于復旦大學這樣一所高等學府的著名學者，他為什么要首先耗費巨大精力編撰這樣一部屬于他所說的“初級教程”？正是在這部教材的“前言”中，他很明確地指出過根據教育對象的不同文學史編撰工作所應針對的三個不同的層次，而作為一部“初級教程”的《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所針對的對象，似乎更應該是他所說的“全日制中文專業的大專生、非中文專業的大學生和成人教育的中文專業學生”，而不是復旦大學甚至是比它層次稍低的大學中文專業的學生。后來我才知道，他這樣做的目的是有著認真的考慮的。他認為無論是哪一個層次的文學史教材，都應“凝聚”著“生生不息的知識分子的精神傳統”，“通過現代文學史上知識分子悲劇性命運的研究”，“啟示我們今天的知識分子應該如何走下去”。[36]側重于作品解讀的《教程》更易于使一般的本科生和大專生“通過閱讀作品(尤其是閱讀潛在寫作的作品)來理解歷史背景，了解中國知識分子的命運”，進而奠定進一步研究和思考知識分子精神與命運的“第一步”。[37]正是在這樣的意義上，我以為這部充分體現著陳思和的文學史觀念和學術思考的教材，之所以定位為“初級教程”，正可以在最大的程度上顛覆大專學生們在中學里受到的“虛偽的歷史教育”，從而祛除魅惑，“戳穿歷史的虛偽性，展示歷史真相”。因為在事實上，相對于復旦一類高等學府的中文系學生們，《教程》的教學對象更加“面廣量大”，由于師資和體制等方面的原因，他們甚至在大專院校中仍然繼續接受著陳舊而又“虛偽”的文學教育。

　　親身實踐和積極參與學術出版工作是陳思和學術實踐的一種相當重要而又極具影響的方式。在人文精神萎靡不振、學術出版極度蕭條的1990年代，陳思和與王曉明、李輝策劃出版過后來成為著名圖書品牌的“火鳳凰”系列文庫，這套文庫先后包括了“ 火鳳凰新批評文叢”、“火鳳凰青少年文庫”、“火鳳凰學術遺產叢書”和“逼近世紀末小說選”等在內的百余種圖書，在圖書市場和文化領域廣有影響。這些圖書不管在內容和風格上有何差異，實際上都是陳思和在教育與著述之外傳承學術的另一種方式。正像他在談到“火鳳凰學術遺產叢書”時所指出的：“‘新批評文叢’是青年學者和批評家的書；‘文庫’是中老年知識分子的書；‘青少年文庫’是中學生的書，而這一套‘學術遺產’則是老學者的身后之書。從中學生到老學者，所有的圖書都沒有離開過學術承傳的編輯宗旨”[38]。但在另一方面，這些圖書的意義又絕對不止于“學術傳承”，這是它們遠遠不同于很多學術圖書的根本特點，也可以說是陳思和出版實踐的根本宗旨。

　　在通過出版實踐進行學術傳播與學術傳承的同時張揚和突出知識分子的人文精神與當代立場，是陳思和策劃主編“火鳳凰”文庫等出版活動的根本宗旨。他曾這樣說過：“‘火鳳凰’這個名字就是取‘鳳凰涅槃’之意，希望中國學術文化在時代大變動中真正脫胎換骨，獲得新的生命力量。思想文化的蛻舊變新必須在時代震蕩中積極地形成，知識分子的當代立場也應該在實踐中與人文精神傳統真正地銜接起來。‘火鳳凰’的精神就是建立在這樣的理想之上的”。[39]與陳思和其他一些學術文化活動一樣，這樣的宗旨同樣建立在他對中國現當代思想文化的歷史發展和現實狀況以及知識分子的精神、命運與道路深刻思考的基礎上。他曾通過對現代出版與知識分子的人文精神之間關系的考察，發現自20世紀初以來，“現代出版事業已經成為知識分子以思想文化為陣地，實現自身價值的重要途徑”，[40]嚴復、林琴南、張元濟、陳獨秀、胡適之特別是他很有研究的巴金先生，正是以出版活動實現知識分子精神價值的杰出典范。1990年代以來，金錢至上、偏至發展的市場經濟圍困著當代中國和知識分子的人文精神，不拘書齋強調實踐的陳思和向來認為“人文精神不能空談，應該走向實踐”，[41]“知識分子的人文精神是一種實踐，只有在實踐中才能體現、傳播真正的人文精神”。[42]正是知識分子的學術文化和人文精神四面楚歌的現實語境中，陳思和卻身體力行、奮勇實踐，成功地將知識分子的學術研究和思想探詢轉換為切實的精神文化成果，并以這些成果對于文化市場上那些甚囂塵上、“消蝕人類精神世界”[43]的流行讀物予以抵抗。特別是其中的“火鳳凰新批評文叢”，誕生于嚴肅性的人文著作的出版環境最為惡劣的時期，但它的出版，卻如烈火中的鳳凰一樣，在嚴酷的歷史考驗中實現著知識分子精神的壯美誕生。

　　在一篇關于陳思和教授的文章中，王安憶曾以“重建象牙塔”來形容和概括近些年來陳思和的學術實踐，并且對他關于知識分子廣場意識的反思和崗位意識的倡導提出這樣的設問：“現在，陳思和要將知識分子從廣場上召喚回來，是不是就是召喚進象牙塔里？”我以為不！而且以象牙塔的精致與輕微并不能夠體現陳思和教授學術世界的深邃與廣闊，我們毋寧放棄尋找比喻的努力，仍然遵循他自身的對于知識分子主體位置不無軍事色彩的概括——即“崗位”——來想像和把握他的學術世界。通過對其學術思想和包括學術研究、學術教育、學術出版在內的三位一體的學術實踐的考察，我們發現，陳思和教授的學術世界實際上就是悲風吹拂、歷史的風云仍在激蕩的陣地或戰場，正是這樣的陣地或戰場上，他不僅以其自身的學術研究和著書立說取得了重大成就，而且還以其杰出的學術出版和學術教育工作運籌帷幄、指揮若定地培育、感召和組織了不同代群的知識分子堅守崗位、奮勇進擊，使這片戰場緊緊聯系著現代中國充滿滄桑深邃復雜的歷史和更加廣闊的人類世界與中國現實，而這一切，又無不貫徹和體現著陳思和教授相當獨特的知識分子精神。

　　[1] 陳思和：《關于“火鳳凰”，我還要說什么》，《談虎談兔》，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年6月版。

　　[2] 陳思和：《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展望》，《談虎談兔》，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年6月版。

　　[3] 陳思和：《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展望》，《談虎談兔》，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年6月版。

　　[4] 陳思和：《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展望》，《談虎談兔》，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年6月版。

　　[5] 陳思和：《知識分子在現代社會轉型期的三種價值取向》，《犬耕集》，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年2月版。原載《上海文化》1993年創刊號。

　　[6] 《給知識以生命：陳思和訪談錄》，《談虎談兔》，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年6月版。

　　[7] 陳思和《方法、激情、材料：與友人談〈中國新文學整體觀〉》，《黑水齋漫筆》，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7月版。

　　[8] 陳思和：《關于20世紀中外文學關系研究中的世界性因素》，《談虎談兔》，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年6月版。

　　[9] 陳思和《方法、激情、材料：與友人談〈中國新文學整體觀〉》，《黑水齋漫筆》，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7月版。

　　[10] 陳思和：《關于20世紀中外文學關系研究中的世界性因素》，《談虎談兔》，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年6月版。

　　[11] 陳思和：《中國新文學整體觀》，上海文藝出版社2001年1月版，第10頁。

　　[12] 陳思和：《中國現當代文學名篇十五講》第4頁，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12月版。

　　[13] 陳思和、文貴良：《走出書齋的學術》，《中文自學指導》2004年第1期。

　　[14] 余英時：《陳寅恪的學術精神與晚年心境》，《余英時文集·第五卷·現代學人與學術》，廣西師大出版社2006年2月版。

　　[15] “世界性因素”是陳思和考察20世紀中國文學時提出的一個重要視角，我以為這樣的視角同樣適用于對20世紀中國文化和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精神的考察。

　　[16] 布迪厄：《藝術的法則——文學場的生成和結構》，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年3月版，第396頁。

　　[17] 陳思和：《中國新文學整體觀》，上海文藝出版社2001年1月版，第36頁。

　　[18] 陳思和：《中國新文學整體觀》，上海文藝出版社2001年1月版，第14頁。

　　[19] 陳思和：《中國新文學整體觀》，上海文藝出版社2001年1月版，第98-99頁。

　　[20] 陳思和：《方法、激情、材料：與友人談〈中國新文學整體觀〉》，《黑水齋漫筆》，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7月版。

　　[21] 陳思和：《中國新文學整體觀》，上海文藝出版社2001年1月版，第37-38頁。

　　[22] 陳思和：《中國新文學整體觀》，上海文藝出版社2001年1月版，第150頁。

　　[23] 陳思和：《關于20世紀中外文學關系研究中的世界性因素》，《談虎談兔》，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年6月版。

　　[24] 陳思和：《關于20世紀中外文學關系研究中的世界性因素》，《談虎談兔》，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年6月版。

　　[25] 陳思和：《關于20世紀中外文學關系研究中的世界性因素》，《談虎談兔》，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年6月版。

　　[26] 陳思和：《中國新文學整體觀》，上海文藝出版社2001年1月版，第15頁。

　　[27] 陳思和、全炯俊：《東亞西亞的現代性與20世紀的中國》，《談虎談兔》，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年6月版。

　　[28] 陳思和、周立民：《關于惡魔性因素的對話》，《黃河》2003年第4期。

　　[29] 陳思和、全炯俊：《東亞西亞的現代性與20世紀的中國》，《談虎談兔》，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年6月版。

　　[30] 陳思和：《中國新文學整體觀》，上海文藝出版社2001年1月版，第159頁。

　　[31] 陳思和、全炯俊：《東亞西亞的現代性與20世紀的中國》，《談虎談兔》，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年6月版。

　　[32] 陳思和、周立民：《關于惡魔性因素的對話》，《黃河》2003年第4期。

　　[33] 陳思和：《我對20世紀中國文學的世界性因素的思考與探索》，《中國比較文學》2006年第2期。

　　[34] 陳思和：《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前言”，復旦大學出版社1999年9月版。

　　[35] 陳思和：《大學教育與當代知識分子的崗位》，《牛后文錄》，大象出版社2000年4月版。

　　[36] 陳思和、張新穎：《關于中國當代文學史的對話》，《談虎談兔》，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年6月版。

　　[37] 陳思和：《關于當代文學史教學的幾點看法》，《談虎談兔》，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年6月版。

　　[38] 陳思和：《寫在“火鳳凰學術遺產叢書”出版之際》，《草心集》，廣東教育出版社2004年4月版。

　　[39] 陳思和：《寫在“火鳳凰學術遺產叢書”出版之際》，《草心集》，廣東教育出版社2004年4月版。

　　[40] 陳思和：《現代出版與知識分子人文精神》，《犬耕集》，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年2月版。

　　[41] 陳思和：《寫在“火鳳凰學術遺產叢書”出版之際》，《草心集》，廣東教育出版社2004年4月版。

　　[42] 陳思和：《關于“火鳳凰”，我還要說什么》，《談虎談兔》，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年6月版。

　　[43] 陳思和：《關于“火鳳凰”，我還要說什么》，《談虎談兔》，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年6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