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是‘販賣’中國元素，他們為何不去‘販賣’呢”

——專訪哈金

　　哈金，本名金雪飛，英文筆名Ha Jin，華裔美國作家。1956年出生于中國遼寧，1985年移居美國，目前住在馬薩諸塞州，在波士頓大學教書。1990年出版第一本詩集《沉默之間》，小說作品包括《南京安魂曲》、《落地》等。

　　他是土生土長的中國人。

　　但他放棄了用母語寫作。在大洋彼岸，他曾獲得美國國家圖書獎、福克納小說獎、海明威獎等一系列連英語母語作家都夢寐以求的文學獎；他是最受英美文壇推崇的當代華裔作家，被譽為中國的“納博科夫”。

　　他是哈金。哈金的成功，被稱為中國文學走向世界的“傳奇征途”。繼《南京安魂曲》后，中文版《小鎮奇人異事》《落地》陸續由江蘇文藝出版社推出，哈金又受到讀者的關注。我們發現，不論他寫什么，文學的根脈流淌著中國赤子的血液，他的文字依然深深地打著中國的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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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書報：14歲參軍，當時的軍旅生活給你留下了怎樣的印象？聽說你那時候就在軍隊經常編寫宣傳材料，當時就顯示了文字上的天賦嗎？

　　HJ: 當時去了前線，那里很緊張，頭兩個月里吃不飽飯。冬天有時夜里不準脫衣服睡覺，一旦前方有事，好能立刻趕過去。但我心里很安靜，知道軍人的天職是保家衛國，應當生死置之度外。不過，1970年夏季后，邊境的氣氛緩解了下來，我開始有些失落，不知道在和平時代該怎樣生活，只是朦朧地感覺應該去上學，受好的教育。我并沒寫很多宣傳材料，不過是一個普通士兵。一開始當炮手，又當了幾個月通訊員，后來當了報務員。因為報務工作常常一人值班，所以我有自己的房間，可以悄悄讀書，讀中學課本和各種能找到的書籍。當然，不能被別人發現。

　　讀書報：回溯當年的成長，選擇英語系是一個關鍵環節。1977年恢復高考后你考入黑龍江大學英語系——這是個人的選擇嗎？在讀書的問題上，為什么會有那么大的動力，讀完大學本科又考入山東大學讀美國文學碩士學位。大學教育給你帶來什么？

　　HJ：英語是我的第五志愿，最后一個。上大學之前我沒見過會說英語的人，完全是跟廣播講座學的。所以，從一開始我就在最慢的一個班里，一直到畢業。清華大學的政治學家閻學通跟我在同一個班待了四年，我們都有被遺棄的感覺。系里總有一兩位外教，但從來不教我們慢班。當時七七屆的同學都非常努力，因為已經十年沒有上大學的機會了，大家都有一種饑餓感。有的人老大不小了才開始學英語，口舌疼痛，每天吃止痛片。有的天不亮就起來背單詞和例句。我們慢班老師不怎么管，我主要靠自學。黑大英文系當時沒開文學課，我考入山大美國文學研究所完全靠自己讀了些美國文學的書籍，還在中文系聽了些課。我跟中文系的文學社來往比較密切，他們中有些人后來成為作家，像張曙光、李慶西、曹長青等。

　　讀書報：剛去國外時生活是怎樣的狀況？

　　HJ：在山東大學讀研究生時我跟一些美國教授學習過，也修過美國的文化課，多少知道美國的情況，所以出來后并沒有覺得震撼。唯一印象深刻的是美國的土地比中國的土地肥沃，自然環境得天獨厚，保護得很好。當時我給國內的朋友去信說：“我們古老的土地太貧瘠，太疲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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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書報：你是什么時候開始寫作的？最早的作品發表是在什么情況下？用英文發表作品，你幾乎每發必中，囊括了美國多個重量級的文學獎項。這些獎項給你帶來了什么？

　　HJ：大概是在1988年夏季，我寫了《沉默之間》中的大部分詩。這本詩集很快就被芝加哥大學出版社接受了，但我計劃不久就回國教書，并沒把英語寫作當回事。后來拿到博士論文后找不到工作，又不愿意或不敢去學計算機或商業之類的專業，就在英語系內略略改了一下方向，去波士頓大學學創意寫作。

　　作品得獎有很多偶然的因素，其實我在1990—1996那些年里，根本出不了書，只能在雜志上發表一些作品。后來得了一些獎，但并沒帶來什么東西，最多可以說使自己的聲譽好了些，工作更穩定了些。

　　讀書報：你的“中國書寫”，大概有幾類題材？內地的軍旅生活？東北題材？移民題材？能否分別介紹一下自己不同的創作題材？

　　HJ：每本書都不一樣。像我這種作家，每一本書都是新的起程。一開始只能寫自己知道的中國，渴望把歷史升華為文學。后來回不去了，題材也開始變起來，開始寫移民的經歷。今后還將處在變動的狀態。

　　讀書報：寫作這么多年，你覺得自己的創作發生了怎樣的變化？

　　HJ：逐漸地我開始接受創作是藝術，也力爭以藝術家的身份立身。

　　讀書報：你的語言樸實、平緩，描寫了大量的小人物平庸無奈的生活，充滿壓抑，也飽含溫情。這是你追求的語言風格嗎？

　　HJ：我討厭花哨的東西。其實，我的語言是因書而異的，風格應當服務于故事。幻象不是想象，想象力的核心部分是綜合力。這是西方文學理論的主要觀念之一。我深受俄羅斯文學中寫小人物的傳統的影響。寫小人物意味著不考慮賣點，寫作的難度要大得多，出書也會困難。但文學有自己的標準，不能摻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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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書報：《詞海》和《光天化日》中的小說，在《大西洋月刊》(Atlantic Monthly)、《三季刊》(Triquarterly)、《凱尼恩觀察》(Thenyon Kenyon Review)這些較有影響的文學刊物上發表，你認為國外刊物發表作品的標準和國內有何不同？

　　HJ：美國有大、小雜志之分。《大西洋月刊》和《紐約客》等是大雜志，新人在這種雜志上發表一篇小說，基本可以說手中的短篇小說集就會有出版的機會了。經紀人會跟上去的，會找上門的。小雜志多是純文學刊物，雖然發行量不大，但熱愛文學的人也會認真跟蹤。每年小雜志中有很多作品被選入“最佳美國短篇小說”，“歐亨利短篇小說獎”和“手推車獎”。一旦一個作品被選入，其效果跟在大雜志上發表作品差不多，會有經紀人給作者寫信，請求代理你的作品。這樣新人就會有一個良好的開始。也就是說，對新人來講，在雜志上發表作品是為自己建立信譽的一個過程。這是一個漫長、充滿挫折的過程，但通過這個過程新人得以成長，并更具有耐力，能夠忍受孤獨和失敗。所以，我總是鼓勵學生不斷地給雜志投稿，把這件事當成寫作的一部分。

　　讀書報：后來被艾默里大學(Emory University)聘用教授詩歌，是什么讓你從當時競聘的二百多個詩人中脫穎而出？他們看中你什么？

　　HJ：可能主要是因為我沒說錯話，手中有博士學位，還有強有力的推薦信。我的導師們比我對我自己更有信心。

　　讀書報：學校要求每年都要發表東西，四年后再根據發表的東西決定是否繼續雇用。你是在什么心態下開始寫作的？生存的壓力對你的創作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HJ：寫作是生活的一部分，是在生活中失敗后退到紙上的選擇。丟了工作，我照樣會寫下去。我夫人也不讓我把工作當成負擔。當時艾默里大學第一次跟我面談時就問我為什么寫作，我說：“做什么都失敗了，不得不退到紙上。”他們笑了，說都是這樣的。

　　讀書報：開始寫作時，每天給各大文學刊物投稿，又陸續收到退稿，灰心過嗎？接到退稿，是否不斷地修改？

　　HJ：我深受卡夫卡《饑餓的藝術家》的影響，寫作只是為了滿足心中的饑餓。每回接到退稿后，我當然要認真修改，不斷地改。再寄出去時要做到：此時此刻自己確實盡了最大的努力，改不動了。當然，幾周后又會有改動的空間。至少當時要對自己和作品誠實。

　　讀書報：1997年《詞海》(Ocean of Words)獲“美國筆會海明威獎”，1999年長篇小說《等待》(Waiting)得了“國家圖書獎”后，你的生存狀態得到了怎樣的改善？為什么決定離開艾默里大學去波士頓大學教寫作？

　　HJ：沒得到“國家圖書獎”前我就拿到終身教職了，工作基本穩定。那些獎項會把作者推到作家行列的前列，但這很快就會過去，最終還得依賴作品的生命力。寫《戰廢品》時，我從艾默里大學辭職了。沒了工作，出版商知道你的收入完全依賴他們，就對你不一樣了，所以寫完《戰廢品》后我要繼續教書，就去了波士頓大學。

　　讀書報：進入波士頓大學(Boston UniVersity)英文系寫作班對你的創作有影響嗎？

　　HJ：當然有。教書花掉很多精力，但有穩定的收入是非常重要的，可以不受圖書市場的制約。除了教中長篇寫作外，我還教文學。認真讀一些經典讓我獲益不少，每回教它們都悟到新東西。這對我來說是一種滋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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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書報：在《南京安魂曲》中，有很大篇幅是寫戰爭對人的心理和精神的創傷，寫作時心態是怎樣的？這部作品改了四十多遍，都是在哪些方面著力？

　　HJ：這部小說寫的就是精神創傷，寫作過程很艱難。2008年下半年我在柏林，有時每天寫作十四五個小時，但走了彎路，最后全書仍是散雜。修改到三十幾遍時就改不動了。所以，又重新來，創造了高安玲這個敘述人。明妮是真實的歷史人物，我不能給她創造重大事件，而她的故事又構不成整體，所以我最終選用安玲的故事來帶動明妮的故事。這是出力不討好的做法，因為讀者不會考慮你寫得多么艱難，就像餐館里的顧客從來不問菜是怎么做的，只知道好吃或不好吃。

　　讀書報：《戰廢品》是一部用回憶錄形式撰寫的長篇小說，作品描述了鮮為人知的志愿軍戰俘的悲慘命運。《南京安魂曲》又以紀錄片般的真實感，重新發掘了這一歷史悲劇面前的眾生萬象和復雜人性。在眾多描寫戰爭的作品中，你認為自己寫作的戰爭小說，有何獨特之處？

　　HJ：我總是寫一個人的經歷，從個人的角度來寫重大的歷史事件。我不相信什么宏大敘述。越是個人的就越是普世的。

　　讀書報：《落地》中，寫了想改名的華人小孩、努力晉升的英文教授、既墮落又向往新生活的妓女……不知道你是否看到20世紀90年代中期在中國熱播的電視連續劇《北京人在紐約》。在你的筆下，紐約移民的眾生相，和1990年代相比有何不同？

　　HJ：沒看過電視劇，但書讀過。現在的移民有各種各樣的，很多人不再像以前的移民那樣每天拼命工作，有的是投資移民。而且年輕人，特別是80后和90后，不再把故土看得那么重。但那種剪不斷、理還亂的情愫仍彌漫在很多人的心里。

　　讀書報：《小鎮奇人奇事》也是一部好讀又耐讀的作品，而且可以從中體味到魯迅遺風。你自己認為呢？是否魯迅對你的影響也很大？

　　HJ:這本書的確受魯迅影響很大。像《復活》那個故事，我寫作時一心想把《阿Q正傳》的傳統推到極致。內地讀者一看就認出魯迅的影子，而英語世界中沒人提到魯迅的影響，臺灣也沒有。對我來說，影響越多越好，影響是力量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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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書報：在海外華人作家中，你覺得自己的創作有何獨特之處？

　　HJ：我受過比較系統的文學教育，但除了魯迅之外，我受中國文學的影響不很多，因為我力圖在英語文學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我關心的不是回歸，而是抵達。不過，我堅持可譯性是自己作品的準則，就是說我的作品必須對華人讀者更有意義。

　　讀書報：你的作品在海外影響很大，但是長期以來，在國內介紹不多，沒有引起充分的關注。近幾年來，《南京安魂曲》、《落地》等作品陸續被翻譯到國內，你怎么看待這種變化？

　　HJ：這種變化對我當然意義重大，會讓更多的大陸讀者接觸我的作品，但我的另一些作品恐怕短期內不會在大陸出版。這不是我個人能左右的，我不期待什么。

　　讀書報：除了你之外，盧新華、嚴歌苓、李彥、張翎、陳河等作家(恰恰都是1950年代出生的)紛紛回到中國內地推出他們的作品，而且態勢非常好。你關注過這一現象嗎？除了出版方面的開放與接納，是否也有作家本人尋求認可的期待？

　　HJ：他們中有的是我的朋友，所以我知道他們的情況。尋求認可是自然的，尤其是用漢語寫作。我的處境不一樣，不敢尋求什么，只能努力接近偉大的作品。就是說力爭把每一本書寫好。我相信每本書有它的命數，我所能做的只是給它一顆強壯的心。一經出版，我就不管它了。

　　讀書報：一直以來，你使用直譯的策略，比如，bound feet(裹腳)，child bride(童養媳)，Red Guards(紅衛兵)。你覺得自己的作品對于西方讀者認識中國起到怎樣的幫助？

　　HJ：這要看故事的內容和時代。如果人物所處的時代有那樣的細節，我就毫不猶豫地寫出來。比如，《等待》中淑玉是小腳，因為原型人物就是小腳。我伯母是小腳，我夫人的姨媽是小腳，莫言的母親是小腳。在鄉下，我們上一代的女人中有不少是小腳的，雖然裹腳早就被禁止了。我不是想讓西方讀者認識中國，我想讓他們在中國人物身上發現他們自己。

　　讀書報：為什么選擇英文寫作？你是土生土長的中國人，母語思維根深蒂固，但是你卻表示不再用中文寫作。離開母語的創作，不覺得是一種冒險的行為嗎？  

　　HJ：為了生存。當時無法找到跟漢語有關的工作，自己的全部學位都是英文，英語就成了謀生的手段，唯一的選擇。如果我有一份教漢語的工作，我就會用中文寫作。這樣斷裂會比較小。當然選擇英語是個冒險，但英美文學中已經有一些母語不是英語的偉大作家，他們可以成為我的傳統和精神坐標。他們都有一個重大的弱點，缺乏駕馭母語時那樣的自然狀態，但他們能夠把自己的弱點變成一種風格，最終使自己成為風格家。當時我知道自己的選擇根本不是什么創舉——我所需要的是勇氣、能力和運氣。

　　讀書報：即便不用中文寫作，你的作品中也仍然抹不去“中國”的烙印。比如在《等待》中，你把中文中的“老趙”直接用“Old zhao”來表示。有人認為你的這種移民語言破壞了英語的“純潔性”，但是也有人認為，這為英語注入了新鮮的血液。你怎么看？你覺得怎樣才能使英語表達與漢語節奏達到和諧？

　　HJ：英語的活力來自它的不純潔性。所謂純正的英語往往是沒有生命力的語言。做為外來者，我不應該也不可能把凈化英語當做寫作的目的，我只能力爭豐富英語。反過來說，這種拿漢語來豐富英語的做法才是自己最大的損失。這是我為什么說如果我用漢語寫作，成就會大些的原因。那樣，我將努力學兩三種外語，再把外語的財富融入漢語。那將是了不起的成就。但人總得生存，不能依靠集體才活得有尊嚴。還有，生命是短暫的，不能猶豫不決，不能等待國家變化，應當盡量把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中。

　　讀書報：國內對你的態度想必也耳有所聞，一部分學者認為你是靠“販賣”中國元素而立足的；也有另外一些評論家，稱你為“中國的納博科夫”或者“康拉德”。你本人對此怎么看？

　　HJ：那他們為什么不去“販賣”中國元素呢？有的學者往往希望別人都不是真的勞有所獲，從而間接地為自己的平庸辯解。特別是英語科班出身的學者更是如此。像我這樣從邊緣來的人，一介丘八，單槍獨馬，從未進過重點校，在他們眼里是根本不該出息的，除非耍了什么花招，糊弄洋鬼子。當年郭沫若看到林語堂用英文在美國出書，就嫉妒死了。這是中國文人的陋習和自卑，以為用英文出了書就出人頭地了。好書就是好書，不管是用什么語言寫的。我不是納博科夫也不是康拉德，雖然他們構成我的文學傳統。我有自己的文學理想和存在方式。

　　讀書報：你認為目前中國當代文學在世界上的地位如何？

　　HJ：近年來有了些提高，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也給中國文學加了一把火。但全世界的文學都不太景氣，不能指望短期內會有突變。

　　讀書報：你目前在美國的生活是怎樣？在寫作上，還有怎樣的計劃？

　　HJ：忙忙碌碌。最近招生工作占去了大部分時間。今后每本書都將是新的啟程，也許寫當下的事，也許會寫六七百年前的事。總之，我要走得更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