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教育的困境與未來——上海交通大學文學院院長王杰訪談

　　謝卓婷：最近，大學校園里一系列悲劇性事件引起了社會對高校人文教育的廣泛關注。您認為，文學教育在促進中國高等教育走出人文危機方面將扮演什么角色？

　　王  杰：悲劇性事件雖然是個案，但表明中國高等教育確實存在一種人文的缺失，是健康積極的人格養成和訓練不夠。按照布爾迪厄的說法，人的行為包括文化水平都是 一種“習性”，也就是說，人的理想、價值觀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在一定的制度、一定的語境中，通過訓練慢慢熏陶加以養成。中國儒家傳統強調修身，一方面是 “吾日三省吾身”的道德自覺，一方面，更重要的是通過“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的循序漸進的化育，或者通過琴棋書畫的滋養熏陶以達到“盡善盡美”的理想 人格狀態。因此，我們通常說的“文化”，其實就是這樣一種“以人為本”的“人文化成”的過程。但是，在現代化的過程中，我們的人文傳統受到了三次大的文化 沖擊，一次是“五四”，一次是“文革”，“第三波”則是改革開放以來的最近30年。特別是最近30年來以工具理性為基礎，以GDP為導向的價值觀，事實上 是把人的價值、人的尊嚴、人的意義放在了次要的位置上。一切都以物質、金錢、產值來衡量人，甚至來衡量我們的教育成果，這樣的一種評價模式本身是有問題 的，把對一個學生的評價，或者說，把對教育這個“化育生成”的過程簡單化了。這種簡單化造成了當前人才培養的“結構性缺失”。

　　所以，在今天，不管是從中國未來發展的需要來講，還是從我們現實產生的問題所敲響的警鐘來講，都有必要讓我們面對人文教育，而人文教育的核心就 是文學教育和審美教育，因為“文學就是人學”。這個問題說起來似乎很簡單，而且有點老生重彈，但卻是一個并沒有得到很好地解決的課題。事實上，我們也都知 道，無論是作為專業教育的文學課程，還是作為非專業的文學通識課，在中國的大學生課程設置里還是占有一定的比重的，但是，真正能讓文學教育提升而為一種人 格養成的美育的卻不多，或者說還不夠。我是從事馬克思主義美學研究的，馬克思主義美學的一個很重要傳統，就是繼承和發展啟蒙主義的合理思想，肯定美好的人 性和社會的理想，關注人性和人生存在的真實性與復雜性，富于反思精神和現實關懷。這也正是一切偉大的文學所具有的品格，或者說，是我們的文學教育所應該加 以指引的價值導向，不朝向這樣的導向，我們大學的人文精神就會處于“危機”或“缺失”的狀態。

　　謝卓婷：作為上海交通大學文學院院長和中文系主任，您感覺在一所理工科方面有著絕對優勢的重點大學里，文學教育以及中文學科的建設所面臨的壓力和困惑主要來自哪些方面？

　　王  杰：就歷史而言，上海交大其實是有著深厚的人文傳統的。交通大學的前身是南洋公學。甲午海戰之后，盛宣懷創辦南洋公學的理念是要為國家的發展挑選和培養一 等的人才，這里的人才并不是要把人才理解成科學家、工程師，而是包括科學的、管理的、文化的全面的人才。南洋公學的早期階段，包括“特班”，出了鄒韜奮、 李叔同、張元濟、傅雷這些在中國現代文化史上重要的人物。中國最早的話劇、最早的一些體育運動項目、最早的出版、最早的博物館，甚至還包括翻譯，都是在當 時的交通大學開始的。不過后來的院系調整中，交通大學變成了一個工科院校，這在當時整個社會都崇尚自然科學、工程技術，即“賽先生”，以及科學救國、實業 救國的理念之下是可以理解的。因此，交大的人文傳統曾幾乎一度被切斷，這是非常可惜，非常叫人痛心的。一個讓人吃驚的現象是，就中文學科而言，交大始建于 1896年，而且早在1908年，南洋公學在校長唐文治的建議下設立國文科，就已有近代中國最早創辦的中文及人文學科。但是，直到2006年，我們才重新 辦真正意義上的中文本科專業，2003年創辦歷史系，2009年重建哲學系。這種人文學科嚴重滯后的現象不僅與交大創建“世界一流大學”的理念不協調，也 與交大的百年歷史，特別是人文學科的歷史極不協調。近些年來，交大人文教育的狀況引起了學校領導的重視。但是，就整體而言，人文教育的現狀還是不容樂觀。 主要表現為：1.人文學科相對于其他學科發展仍然滯后，在整個學校的教育結構中的位置似乎不太重要；2.生源不佳。最好的學生一般不選擇中文，即便選擇文 科，也是首先考慮管理、經濟、法學、外語等專業；3.學校在人才引進、經費投入、崗位設置、資源分配等方面，人文學科老師所受的限制比較大，所承受的壓力 也比較大。

　　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自然是社會原因。自改革開放這30多年來，中國走的是一條發展主義的道路，技術和經濟是社會關注的中心，人文和審美因為“無用”，在社會上 沒有地位。特別是自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社會更加朝向崇尚工具理性的一面發展，人文學科，特別是文學被越來越邊緣化了。與此相適應的是教育的功利化和工 具化，從基礎教育就是這樣。孩子從小所受到的教育，側重的是技能培養和智力開發，等到大學，專業的選擇或者興趣愛好也多是出于就業和實用的目的，因此作為 “無用之學”的哲學、文學備受冷落。

　　其次是教育體制內部管理模式的原因。近30年來，新自由主義經濟對教育形成的最大沖擊和影響就是作為文化事業的教育被推向了商業化和市場化。大 學的評估體系也多以科研經費、項目資金等經濟利益為中心導向，各種層化、量化的考評體系和原本只適宜于自然科學和工程學的客觀化測評標準對人文學科的生存 和發展十分不利。

　　最后是人文學科，或者中文學科自身的原因。我們探討人文學科的發展困境，往往習慣于從外部尋找原因，而缺少自身的反省。但是，我卻覺得要經常強 調的一點是：作為一門學科，中文或者文學自身的威信建立起來了沒有？我們的文學，包括我們的文學教學的隊伍，上升到了令人尊重的程度了沒有？對于文學而 言，真正一流的作家應該是道德高尚，敢于說真話，能關心和同情弱者，能夠代表著社會的良知和脊梁的人，這樣的人和這樣的人寫出來的作品才是會得到尊重的。 對于從事文學教學的老師來說，如果你有擔當的意識，有責任心，而且有對自身事業的熱愛和熱情，就能真正激發學生的心靈，以美啟真，達成教與學之間，以及學 科自身一種良性循環的狀態。可惜，現在這樣的年輕學者相對較少。此外，還有一個比較普遍的現象是，本科教學的師資隊伍配置也很成問題。現在給本科生上課 的，往往是講師，或者一部分副教授，著名的學者就在做項目、帶博士。這其實是本末倒置的。因為相對于博士，本科生才是最需要去引導，最需要導師，同時也是 可塑性最大的。

　　這使我想起我的大學時代，1978年到1982年，我就讀于武漢大學，武漢大學當時是全國最早實行學分制的學校，現在看來是很符合素質教育理念 的一種管理模式。而且，有幸的是，當時我們得到了系里最好的老師所給予的知識學養。學生之間、師生之間也經常在一起討論學術問題，那是一個思想活躍而熱情 的年代。記得當時，我們與劉綱紀老師討論為什么美學會這么熱？他說，那是因為對生活的熱愛。

　　謝卓婷：那么，您認為發展文學教育，樹立中文學科的威信立足點在哪里？

　　王  杰：任何文學和藝術都是根植于一定的文化之中的。文化是文學和藝術中最內在的、最獨特而且不可摧毀的東西。因此，發展文學教育的一個根本的立足點就在于， 讓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只有文化才是社會最內在、最關鍵的核心價值，用我們的古典說法，是一個社會類似于有風骨之處，它應該成為我們的中心。

　　此外，文學教育的基礎是母語。按照精神分析學和神話學的觀點，母語不僅是真正的和人的潛意識、和人的情感流動產生自然關聯的一種語言，而且，它 的習慣和表達方式，跟其所屬文化的神話、歷史記憶以及歷史無意識是緊密連接在一起的。因此，通過對母語的熟練運用和對母語的掌握，實際上就是把握住了歷史 和文化記憶。這在全球化的時代是彌足珍貴的。因為，只有保持了這種文化記憶豐厚的信息，才不會與文化母體產生斷裂。這是任何習得的、第二性的外語所無法比 擬的。

　　同時，文學教育也是保持和養成審美能力的一種方式。按照美國人類學家艾倫·迪薩納亞克在《審美的人》中的說法，審美是其他的計算的能力、語言的 能力、推理的能力更深基礎的一種能力，也是其他能力的母胎和基礎。這種審美的能力也就是列維斯特勞斯所講的“野性的思維”。很多人類學家都指出過，在人還 沒有文字的時候，人的審美能力就已經發生了。只有在文學中，母語能力、審美能力和人的創造力才能最內在、最完美地聯系在一起。因此，文學教育和中文學科的 威信的樹立說到底還是在于一種文化的建設，一種基于主體的審美能力、個體修養和創造力之上的文化建設。

　　謝卓婷：關于文學教育，海外和國外有沒有值得借鑒的經驗和重要的啟發？

　　王  杰：有兩個現象值得注意，或者說對我們有啟發。一是哈佛大學和紐約大學以及香港科技大學都在做的一個事情，那就是讓最好的人文老師去開通識課程。這樣可以 讓學生中間悟性較好的、有人文情懷的人被激發出來。通過最優秀的人文學者去給他們上通識課，讓一些優秀的有人文潛質的各科學生進入到人文學科研究當中來發 展。我一直強調，對于學科教育而言，首先要招到最優秀的學生，然后用最優秀的培養方案和最優秀的老師來加以指導，這樣才能培養出一流的人文學者，才能形成 人文學科隊伍的良性循環。

　　另外一個啟發是源于從2012年開始的由臺灣大學、香港中文大學、上海交通大學文學院和文科處所召開的一個小型的會議。每個學校都是副校長、文 學院院長、社會科學學院院長參加，我們討論這樣一個問題：在現在這樣一個全球化時代，中文學科的危機怎么解決？如，用中文發表論文不算數，或評價很低。但 如果能發表在SSCI或者 A&HCI的論文，評價就很高。這種簡單的國際化，其實很不利于學術中文在今天的發展。SSCI或者 A&HCI都是美國辦的公司做的，制定的評價體系，也都是以英語世界的學術規范為標準的。但是，文化是有差異的，語言也有無限的差異，它不像工程 和科學，有客觀的、統一的規律。國內學者可能尚未意識到，港臺學者對此很有感觸。我覺得這個問題也是值得討論的。在全球化條件下，我們首先要尊重價值的普 遍性，其次要強調價值的特殊性。前者是基礎，全球化不能否定，普遍性要承認；但是，人文的東西、文化的東西，它又必須是特殊的，它不能夠完全普遍化。美國 的、英國的人文科學不能解決中國的現實的文化問題，美國的、英國的文學理論也不能完全解決中國的文學藝術評價。正是從這個角度，我們提出和倡導“學術中 文”這個理念。隨著現在越來越多的國際組織把中文作為官方語言或基本的工作語言，再加上漢字自身有很多優點和魅力，50年以后“學術中文”是可以期盼的。

　　除此之外，國外大學管理層對文化和人文的重視也令我印象深刻。去年我去新加坡國立大學參加培訓，發現學校管理高層和中層都十分重視人文關懷，并 將一種深厚的人文精神滲透到大學治理的各個方面。前年我去美國的伊利諾伊大學，作為可以和麻省理工學院相提并論的一個理工科非常強的學校，去的時候我發 現，那個學校有大量的雕塑，有美國第二大的歌劇院，非常看重藝術。而且在給我們講課的一共11個該校的高級管理人員中，只有一個是學理科的，其余的都是學 藝術和文科的。這種管理人員結構對于在管理上采取簡單的工具理性思維無疑是存在一定的緩解作用的，對于我們進行人文學科的管理也有借鑒意義，因為教育是面 對人的事業，而人是無限復雜的活的有思想的生物機體。

　　謝卓婷：能就您手頭的工作談一談您的具體思考和打算嗎？

　　王  杰：我還是十分想把上海交大的中文學科辦好。當年交大的中文專業的方向是“國際文化交流”，這種定位很好。現在我還想嘗試辦一個“文科實驗班”，希望能招 到更好的學生，可以采取開放的招生和選拔方式，甚至嘗試吸納從理科和其他學科轉來的有文學感覺的學生。這個文科實驗班的目標定位在培養一流的人文學者，考 慮采取本碩博貫通的培養方式，強調審美能力和表達能力的培養，而不僅是知識的學習。此外，強調國際化，想用雙語的形式來培養，希望培養出來的學生，中文有 一流的基礎、一流的表達，英語也能有一流的表達。這樣的人才可能才是在21世紀的未來最好的人文學科的研究者和人文價值的傳承者與傳播者。

　　謝卓婷：最后，您能否就文學教育以及中文學科發展的前途和命運談談您自己的看法？

　　王  杰：中國雖然在這30多年里是崇尚工具理性的，但當代中國的藝術、文學發展卻并不比科學技術差。就文學而言，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對于整個當代中國文學 的發展無疑是一個事件，對中國文學以及文學教育的地位重新得到尊重，也應該是有幫助的。自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文學的邊緣化，甚至有人說20世紀 90年代以后就沒有文學了。其實，如果從美學的角度來講，只要有人，只要有人類社會，就需要文學。

　　文學的作用在于：

　　1.可以表達人性與生活的無限豐富的真實性和復雜性。我們講文學是人學，并不是回到抽象的、理性的概念，也不是倫理道德意義上的空談，而是表現 人、描寫人，是人對自我的一種探索和發現，也是人對自我與世界真實關系的還原和呈現。這種“真實”并不一定等于“現實”，而往往是一種經由情感和想象力的 重組之后對“現實”的某種變形的表達。正是這種“變形”和與現實的一定“距離”，給出了文學的思想張力。

　　2.文學的作用還在于個體和個體之間的一種情感交流。通過“主體性”的交流，突破“主體間性”，產生認同和共識，這也是未來文學發展的一個方向。即，文學會進一步成為不同人群產生文化認同的最重要的載體。

　　3.文學可以予人以面向未來的勇氣或向上的力量。因為藝術和文學往往是以一種很特別、敏感、感性的東西去表達某種在社會上剛剛冒芽，但代表著未 來的東西。藝術家和宗教有著某種深層的類似，他們往往將現實中某種痛苦升華成美好的東西，給人一種愈痛苦愈美麗的悲劇美感，對這種獨特的悲劇美，我曾用 “優美化崇高”這樣的概念來加以概括。

　　以上文學存在的理由使我相信，隨著人們對“人”這個命題越來越多地關注，社會的中心也必然將從經濟和科技的中心轉向以文化(其中包括文學、藝 術、美學)為中心。各種不同類型的文學和文化將蓬勃發展，并以審美共同體的形式成為不同人群的情感集結之處。作為個體的人不再是孤獨的單體，作為“人學” 的文學教育也將不再是寂寞的事業。(謝卓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