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當代詩歌中的南方精神

　　“中國當代詩歌中的南方精神”是2008年4月初舉辦的“中國南京·現代漢詩論壇”的學術主題。在這次“論壇”上，來自全國各地的著名詩人和詩評家們對此作了相當熱烈的討論，也提出了很多值得進一步思考的問題。

　　之所以以“中國當代詩歌中的南方精神”作為論壇的基本主題，當然是出于多方面的考慮。但最主要的，是基于我們對當下中國的詩歌現實和對詩歌史的基本認識，也是基于對當下中國精神文化現實的基本理解。

　　這里所說的“南方精神”，實際上是一種文化精神，是一種包括和體現于詩歌創作的主題話語、美學特征、詩學策略以及詩人主體的生存方式和精神姿態等諸多方面的精神現象。而這里所說的“南方”，則又主要是指長江以南的南中國的廣大地區。這是一個偉大的南方，一個具有著深厚久遠的歷史傳統和神奇獨特的文化魅力的南方，一個廣袤、瑰麗、彌漫和蒸騰著水的氣息的靈動的南方。

　　也許會有人說，以“南方”、“北方”這樣二元對立的方式來把握當代中國的詩歌現實，可能并不恰當，甚至會顯得過于粗疏和簡單。也正是在這樣的認識基礎上，有人曾質疑“中國當代詩歌中的南方精神”這一論題的有效性和合法性。但在實際上，以“南”、“北”之分來把握和區分整個中國的文化精神，在近代學者梁啟超、王國維和劉師培那里，就曾有過相當有效的運用。在后來的中國現當代思想文化史和文學藝術史上，這樣的運用，曾經得到很好的繼承與發揚。具體在我們的當代詩歌史上，也曾有人以這樣的方式來把握詩歌。比如詩人鐘鳴，他在其《中國雜技：硬椅子》的“自序”中，就曾經以“北俊”和“南靡”來形容和分析“早期北方的‘朦朧詩’和廣義上的南方詩歌”的特征與差異。鐘鳴認為：“總體說來，早期北方的‘朦朧詩’和廣義上的南方詩歌，是在‘北俊’和‘南靡’這兩種文化背景下產生的，所謂‘北俊’，自然指的是‘北方好經世之想’這種說法，在詩歌上，它表現為每首詩那明確的主題性，它是詩中的組織者，就像建筑一樣，點線面清清楚楚，‘思想性’高高在上，而且絕對積極，沒有什么副作用，它可以有現實主義或批判現實主義之分，但讓我們能清晰把握的仍然是思想”。[1]鐘鳴對在“北俊”文化影響下早期“朦朧詩”基本特征的概括和把握是否準確，當然是可以討論的。但是他的上述分析，倒很強烈地透顯出，我們對中國當代詩歌歷史與現實的把握和分析，南、北方之文化精神的差異倒是一個不應忽視的角度。

　　在“中國南京·現代漢詩論壇”上，在談到論壇的基本主題時，我曾向大家這樣提出了一系列的問題，即“中國當代詩歌中是否存在著像論題所顯示的那樣有一個近乎本質化的‘南方精神’？與此相關，是否也存在著一個與‘南方精神’構成著二元對立的‘北方精神’？如果都有，它們對中國詩歌的意義如何？應該進行怎樣的評價？除了可能明顯存在的‘二元對立’，中國當代詩歌中的‘南方精神’和‘北方精神’是否還有更加復雜的關系？詩歌中的‘南方精神’又都體現在哪些更加具體的方面？又有哪些重要的詩人和詩歌作品體現了這樣的‘南方精神’？還有一個問題，就是以‘南方精神’這樣的視角，我們對當代中國的詩歌歷史和詩歌現實是否可以進行新的敘述和評價？”在鐘鳴這里，“南方精神”的基本特征雖然沒有具體的展開，但是他對北方精神的闡發卻在起碼的意義上回答了上述問題中的兩個方面，即中國當代詩歌中確實存在著一個近乎本質化的“南方精神”，也存在著一個與“南方精神”構成二元對立的“北方精神”。一旦明確了這樣的認識，對于中國當代詩歌中“南方精神”問題的思考，就有了不斷深入的必要與可能。

　　討論南方精神的基本特征，我們首先想到的，似乎就是長江以南的南中國廣大地區各自獨特的地域文化精神，比如吳越文化、荊楚文化、巴蜀文化、黔桂文化、閩粵文化和以海南的瓊島文化為代表的南中國的海洋文化等，在此之外，我們也許還應該尋找上述不同的地域文化之間較為共同的文化精神，并在中國當代詩歌的歷史與現實中尋找這樣的精神表達。如果按照這樣的思路，鑒于地域文化精神中更多地蘊涵著深厚久遠的文化傳統，所以，我們研究“中國當代詩歌中的南方精神”問題，似乎就變成了尋繹和發掘中國當代詩歌中的一種相當特殊的精神傳統。某種意義上，問題似乎確實如此。所以對詩歌中的南方精神向來關注的詩人柏樺在他一系列的相關文字中，主要討論和闡發的，也正是在我們這個時代逐漸失落而又被一些詩人所竭力堅持的精神傳統。柏樺主編的《夜航船——江南七家詩選》主要收錄了陳東東、長島、龐培、潘維、王寅、小海和楊鍵等幾位江南詩人的代表性作品，在該書的題為《論江南的詩歌風水及夜航七人》的長篇序言中，柏樺對江南詩歌中的水國氣息和吳聲之美、江南詩人的“詩酒文會”和隱逸與漫游的生存方式與精神傳統贊賞有加，流連不已。近幾年來，詩人楊鍵的寫作獲得了人們的廣泛關注，在這些關注中，一個最為突出的焦點問題，就是他的被柏樺概括為“隱逸與漫游”的生存方式及其詩歌作品中對南方風物、山水自然的親近與衛護所體現出的“南方精神”與現代性的精神沖突。實際上，除了江浙一帶的南方詩人，像于堅和雷平陽等更加廣義上的南方詩人作品中的“南方精神”，與當下中國的現代性進程也都存在著突出的精神緊張。認真尋繹、發掘和評價這種豐富的精神緊張，并且在對我們的現代性進程予以反思的意義上從這些緊張中尋求資源，將是研究中國當代詩歌中的南方精神的重要任務。從大歷史的意義上看，全球化和改革開放以來的現代性進程在取得重大的經濟成就的同時，也引發了很多不容忽視的精神問題。對于這樣的現代性進程，中國當代詩歌中的南方精神，既可能是一種對往昔與傳統的沉緬或堅持，也可能是對現代性進程的反抗與規避，或者是對后者的豐富與補充。在此意義上，我們強調甚至“鼓吹”中國當代詩歌中的南方精神，將絕對不是一種地方保護主義的文化政治實踐，而是有著超越其上的更加廣闊的精神關懷與現實指向。

　　提出和強調中國當代詩歌中的南方精神，除了具有以上的意義外，對于我們重新認識當代中國的詩歌歷史和詩歌現實，也都有著相當重要的意義。在從南方精神的視角重新思考中國當代詩歌史的意義上，我們發現，“朦朧詩”以來，當代中國詩歌潮流的形成與更迭，以及不同詩學主張間的一系列沖突，很多都暗含著南、北方的精神沖突。前文所引鐘鳴的文字已很明確地將“朦朧詩”的精神特征歸屬于“北方”。而在同樣一篇文字中，鐘鳴也談到了他這一代南方詩人崛起時對北方“朦朧詩”的刻意規避。所以在這里，我們是否能提出這樣的假設，即“朦朧詩”以后“第三代詩人”崛起的一個相當重要的驅動力量，正是來自于對北方的挑戰與解構？1949年以來，作為整個中國的政治文化中心，北京所發生的任何類型的文學文化實踐都會在主、客觀上“借勢”于這樣一個中心性的輻射力量，從而獲得較高的權威性與影響力。具體表現在詩歌領域中，自然也是如此。“朦朧詩”的艱難“崛起”及其后來的權威地位的獲得，實際上與其和北京——這一北方的最高象征——之間的復雜糾纏密不可分。我們應該承認，正是這種糾纏，某種意義上賦予了“朦朧詩”相當重要的詩歌史地位，也使它在當時獲得了一種特殊的“非正統的正統”——在當時的意識形態制約中，“朦朧詩”是被壓制與防范的異端(“非正統”)，而在當時的詩歌領域中，“朦朧詩”卻又獲得了相當的成功，成了“正統”。幾位主要的“朦朧詩人”，都成了當年的“文化英雄”。而這一切，無疑都來自于它或他們與北京的張力。所以，當年的“第三代詩人”是以“Pass舒婷、北島”的激昂姿態殺上詩壇的。而對“第三代詩人”的崛起和他們對此前詩壇大一統局面的打破，謝冕先生也曾經以“統一的太陽已經破碎”來概括。很顯然，其實分屬于眾多群落的“第三代詩人”動地而起，其所反抗的，正是來自于北方的正統與權威。“第三代詩人”崛起之后，中國詩歌長期處于不無混亂的戰國時代。但是經過詩歌史的大浪淘沙，塵埃落定，南方的“非非”、“他們”、“莽漢”和“海上”等詩歌群落終于獲得詩歌史的承認。上世紀90年代，以北京的一批詩人為主體的“知識分子寫作”和以南方一批詩人為主體的“民間寫作”發生了影響廣泛的爭論，這兩個詩歌群落以及他們之間的很多爭論，某種程度上，也可以看成是詩歌中的南、北之爭。我們也許可以說，南方的北伐，正可能是當代中國詩歌發展的一種不可忽視的內在動力。其實，洪子誠先生在描述“朦朧詩”的退潮和“第三代詩歌”的興起時，也曾注意到“與朦朧詩主要以北方(北京)為‘基地’不同，這一新的浪潮則分布于南方諸省，如貴州、東南沿海省份，尤其是四川”。[2]對于這樣一種詩歌史現象，詩人柏樺更是有過非常生動的描述。他在上文所引的《夜航船》序言中這樣說過：“中國當代詩歌自1978年肇始至今大約有30年了，在這30年的時間里，詩歌風水可謂變動不居而又高潮迭起：先是北京‘今天派’以其英雄之姿隆重登場(1978——1985)；接著這股氣脈被四川接引，很快，川人就以巫氣取而代之，并迅猛地在中國詩歌版圖上形成另一格局(1985——1992)；再接下來，詩歌風水又往東移，而后抵達江南這片錦繡明媚的大地。江南詩人終得以將萬古長青的靈氣凸顯并為我們貢獻出另一幅迥然不同的畫面”。[3]當然，正如以詩歌群落、詩歌流派和詩歌運動來把握與梳理詩歌史一樣，以南、北方間的精神沖突與詩學分歧來重新梳理中國當代詩歌史，自然也會有簡單化的危險。這是因為，即使是在同一個詩潮內部，也會有著南、北方的精神差異。比如在“朦朧詩”中，舒婷的很多詩歌其實有著非常強烈的南方氣質，但在當時，她的最有影響也是最為當時的主流詩壇所首肯與接納的《祖國啊，我親愛的祖國！》，卻分明是一首具有著強烈的北方精神的詩歌作品。舒婷的例子也能進一步說明，即使是在同一個詩人身上，也會在同時或者是在不同時期分別體現出具有明顯差異的南方性與北方性。強調這一點，并不是要取消以南、北方精神來重新梳理和把握詩歌史的有效性和合法性，而是要提醒我們，詩歌史的“真相”和詩歌史“敘述”之間其實永遠不可能真正同一。其間所隱含的復雜性，要求我們在以南方精神和北方精神的視角重新思考詩歌史的時候，絕對不能簡單化的“劃江而治”，一切了之。

　　新世紀以來的中國詩歌出現了勃興與繁榮的局面。除了官方出版物，民間詩刊和網絡，特別是后者所包含著的文學(詩歌)網站、詩歌博客等，都成了海量詩歌噴涌不息的重要途徑，再加上詩歌活動接二連三，詩歌事件此起彼伏，以至于有人相當樂觀地認為中國詩歌正在呈現出逐步復興的跡象，認為“詩歌正在悄然復興”。這樣一來，對于詩歌現實的準確把握和對詩歌版圖的清醒認知就顯得尤其必要。一方面，這自然是文學研究特別是詩歌研究的“學術需要”，在我們的學術視野中，詩歌現實特別是據說正在復興的詩歌現實不能總是處于曖昧莫名的狀態；另一方面，如果充分考慮到詩歌在本質上還是一種特殊的精神實踐方式，我們就能認識到，對于詩歌現實的認識，實際上也是對我們這個民族時代性的精神現實的把握，意義相當重大。正如柏樺所指出的，近些年來，當代中國的詩歌風水已經由最初的北京中經四川流轉到了今天的江南。柏樺所注意到的江南，當然是新世紀以來中國詩歌的不容忽視的重鎮，但我以為，實際上的情況還不止如此。在更加廣闊的南方，除了江南以外，像四川、云南、廣東、海南、福建等地，詩歌創作都相當活躍，如前所述的詩歌復興的種種征象，大部分都發生在南方。在當下中國的詩歌版圖中，南方的重要性已相當突出。正是在這樣的意義上，我以為新世紀以來中國詩歌的復興，正主要是南方詩歌的復興，其中所必然攜帶與蘊涵著的南方精神的基本內容及其在當下中國精神現實中的特殊意義，無疑應引起足夠的注意。

　　當然，我們討論中國當代詩歌中的南方精神所應涉及的問題遠遠不止以上這些。中國當代詩歌中的“南方精神”具體體現在哪些方面？又有哪些較為重要的詩人和作品體現了這樣的“南方精神”？特別是，除了我們前已述及的水國氣息和吳聲之美外，“南方精神”的詩性表達到底又有怎樣的詩學特征？這一切，對于當代中國的精神重建，以及對現代漢詩的未來發展到底又有著怎樣的意義？······這都是些不能忽略的重要問題。而對這些問題，包括本文所初步討論的“中國當代詩歌中的南方精神”問題，我都只能是姑且提出，希望引起進一步的討論。

　　[1] 鐘鳴：《中國雜技：硬椅子》，作家出版社2003年7月版，第7頁。

　　[2] 洪子誠、劉登翰：《中國當代新詩史》(修訂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4月版，第210頁。

　　[3] 柏樺：《論江南的詩歌風水及夜航七人》，《夜航船——江南七家詩選》，上海文藝出版社2007年8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