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文學的民間意識與文化政治問題

　　民間意識的充分自覺是近年文學中的一個相當重要的現(xiàn)象，民間立場的建立和對民間資源的汲取，成了很多作家在全球化語境下的文學選擇，在此基礎(chǔ)上，出現(xiàn)了張承志的《心靈史》、李銳的《無風之樹》、《萬里無云》和《銀城故事》、張煒的《九月寓言》、《家族》和《丑行或浪漫》、莫言的《豐乳肥臀》和《檀香刑》、余華的《許三觀賣血記》、阿來的《塵埃落定》以及閻連科的《日光流年》和《受活》等一大批在文化意識、精神特征、文體風貌甚至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均都具有突出的民間取向的優(yōu)秀作品，其中的一些篇什，即使在現(xiàn)代以來的中國文學史上，也是堪稱經(jīng)典。但在當下中國的文化場域中，作為一種雖然具有深厚的歷史傳統(tǒng)但又有著突出的時代內(nèi)涵的文學選擇，民間意識的自覺引發(fā)了相當復雜的文化政治問題，其與知識分子啟蒙文化、主流文化和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日趨強勁的文化的全球化之間構(gòu)成了復雜的張力關(guān)系。如何面對和處理這樣一些文化政治問題，將在某種意義上決定著“民間寫作”所能達到的層次與深度，因為在實際上，在此問題上的偏頗已使“民間寫作”出現(xiàn)了一些令人遺憾的問題，從而也在一些具體的方面局限了其價值。由于對民間與啟蒙的問題已有學者做過較為深入的討論，因此，我在這里所關(guān)注的，將主要是民間意識與主流文化和文化的全球化之間的復雜關(guān)系。

　　近年文學民間意識的自覺除了不少論者所曾闡發(fā)的原因之外，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日趨強勁的文化全球化浪潮應(yīng)該是一個不可忽略的因素。民間意識的自覺不僅在某種意義上導因于全球化趨勢，是對全球化的文化反應(yīng)，而且，它還與后者構(gòu)成了一定程度的文化緊張，具有薩義德所說的“去殖民化”和“文化抵抗”的意義，在此層面上，民間意識庶可被視為相對于全球化的“地方意識”或“本土意識”，“民間”與“全球化”間的文化緊張正是“地方/本土”與“全球化”之間文化緊張的突出表征，實際上，很多被認為是具有突出的民間意識的作家均曾對此有所闡述。在《檀香刑》的“后記”中，莫言在談到其創(chuàng)作時曾經(jīng)說過：“1996年秋天，我開始寫《檀香刑》。圍繞著有關(guān)火車和鐵路的神奇?zhèn)髡f，寫了大概有五萬字，放了一段時間回頭看，明顯地帶著魔幻現(xiàn)實主義的味道，于是推倒重來，許多精彩的細節(jié)，因為很容易有魔幻氣，也就舍棄不用。最后決定把鐵路和火車的聲音減弱，突出了貓腔的聲音，盡管這樣會使作品的豐富性減弱，但為了保持比較多的民間氣息，為了比較純粹的中國風格，我毫不猶豫地做出了犧牲”。[1]在這里，作家對雖然是發(fā)端于拉美，但卻具有全球性影響，并且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的中國文壇興盛一時的魔幻現(xiàn)實主義思潮的刻意回避和對“民間氣息”和“中國風格”的刻意追求表現(xiàn)得相當突出。如果說，莫言是以對“貓腔”和對“鳳頭”、“豬肚”與“豹尾”這一中國傳統(tǒng)的文學結(jié)構(gòu)方式的運用來突出“中國風格”和“民間氣息”，并且以此來抵抗文化全球化的話，在李銳那里，以民間口語為主要資源來質(zhì)疑和試圖抵抗“全球一體化”時代處于強勢地位的西方文化及其所造成的“文學的權(quán)力和等級”，不僅是其《無風之樹》和《萬里無云》等作品的主要實踐，也是其近些年來最為主要的理論思考。[2]在一次韓國會議上，余華在闡述其由韓國學者白樂晴教授的著作《全球化時代的文學與人》所引發(fā)的思考時，在對全球化的“同一性”趨勢保持“警惕”的基礎(chǔ)上，也以偉大的匈牙利作曲家巴托克“從民間旋律中去尋找民族傳統(tǒng)中的特別性格”為典范，指出“正是各國家各民族的差異才能夠構(gòu)成全球化的和諧”，“因此在今天，尋找和發(fā)揚各自民族傳統(tǒng)中的特別性格顯得尤為重要和緊迫”，“一個優(yōu)秀的作家必須了解自己民族傳統(tǒng)中特別的性格，然后在自己的寫作中伸張這樣的特別性格”，[3]在此意義上，作家筆下的許三觀正可被視為這樣的“特別性格”。在《真正的民間精神》一文中，作家紅柯甚至明確指出西方文學經(jīng)典《荷馬史詩》“比不上”其所擁有的以《江格爾》、《瑪拉斯》和《格薩爾王傳》為代表的民間資源，[4]而“曾經(jīng)堅定地認為，作為一個寫作者，不應(yīng)該出來對自己的作品進行詮釋和說明”的阿來，面對文學批評界往往單純地從西方文學資源的角度闡釋其作品《塵埃落定》的“盲視”，卻“不得不違背自己的原則，出來對這個故事，對故事里人物的民間文化來源作一些說明”，指出作品被批評界“長久地忽略”了的“從人物形象與文體兩個方面所受到的民間文化影響”，這樣的說明，非常明顯地包含著作家對文學研究和文學批評界過度偏重作為強勢文化的西方文學資源，而“在具體的研究中，真正的民族民間文化卻很難進入批評界的視野”的不滿。[5]這些作家在全球化或世界文學背景上對本土民間的突出強調(diào)雖然在創(chuàng)作主張和創(chuàng)作實踐方面各有側(cè)重，但都共同顯示出文化的全球化進程正是近年文學民間意識產(chǎn)生自覺的一個相當重要的歷史原因，而這種自覺一旦產(chǎn)生，便將在某種意義上與全球化之間構(gòu)成抵抗性的文化關(guān)系。僅僅從我們引述的這些談?wù)撝校�就能發(fā)現(xiàn)，這些抵抗已經(jīng)發(fā)生于很多層面，它不僅包括創(chuàng)作方法、文體創(chuàng)造與人物性格的刻畫，甚至還涉及到世界文學范圍內(nèi)文學經(jīng)典的重構(gòu)，以及理論批評視野等許多方面。如果考慮到具體的文學創(chuàng)作，抵抗的方面將遠不止此。因此，我們對近年文學民間意識的思考，顯然不應(yīng)該局限于本土空間之內(nèi)，而應(yīng)在全球視野中進行考察，這樣，我們的文學批評和文學研究甚至對某一具體問題的認識(比如莫言對“貓腔”和李銳對“口語”的突出使用)，才能避免嚴重的盲視，并且走向深入。也許，文學批評和文學研究的一項重要任務(wù)，便是在全球化的歷史語境中與作家的文學創(chuàng)作一起，竭力在諸多方面去發(fā)掘本土民間的文學資源，并且將這樣的發(fā)掘提升到“文化抵抗”的意義，以此去參與全球性的文化對話。

　　在與文化的全球化進程構(gòu)成抵抗性關(guān)系的同時，民間意識的自覺還對本土空間的主流文化構(gòu)成了批判，這種批判，主要是以民間文化立場來對現(xiàn)代中國的歷史經(jīng)驗進行批判性書寫。宏觀地看，現(xiàn)代中國的歷史進程主要包括了“革命”和“改革”兩大階段，它們也是現(xiàn)代中國最為主要的歷史經(jīng)驗。在對“革命”的書寫中，無論是清末民初的“國民革命”(李銳：《銀城故事》)、20世紀上半葉的“民族革命”(莫言：《檀香刑》、《豐乳肥臀》、張煒：《家族》)和中國共產(chǎn)黨領(lǐng)導的“革命斗爭”( 張煒：《家族》、莫言：《豐乳肥臀》)，還是1949年以后的革命“錯誤”(如閻連科《受活》中的“大躍進”)及其所導致的民間苦難(余華：《許三觀賣血記》)，以及后來的“文化大革命”(李銳：《無風之樹》、張煒：《九月寓言》、《丑行或浪漫》、莫言：《豐乳肥臀》)，均都受到了基于民間立場的不同方式的批判。在李銳的《銀城故事》中，歐陽朗云的“革命”雖然驚心動魄、轟轟烈烈，但卻終歸于失敗，而與此相對的，則是生生不息、自在永恒的民間，所以，作家才分別以牛屎客們的生活和熙熙攘攘、生氣勃勃的牛市作為小說的開頭和結(jié)尾。小說中的“革命”故事固然悲壯和慘烈，但與民間相比，仍不過是匆匆故事，所有的壯懷激烈和風云激蕩之后，仍然是“旁若無人”的牛群“平靜安詳?shù)牟阶印薄Ｋ�以在小說的開頭，李銳才又對既往的史觀有著這樣的微詞，指出“所有關(guān)于銀城的歷史文獻，都致命地忽略了牛糞餅的煙火氣。所有粗通文字的人都自以為是地認為：人的歷史不是牛的歷史。所以，查遍史籍你也聞不到干牛糞燒出來的煙火氣，你也查不出那些長角居民的來龍去脈，你更不會看到牛屎客們和繁榮昌盛的銀城有什么干系。只有銀城的主婦們世世代代、堅定不移地相信，如果沒有牛，沒有便宜好用的干牛糞餅，就沒法安安生生地過日子，就沒有銀城和銀城的一切”。《銀城故事》中，李銳顯然是在以由牛、牛糞、牛屎客和主婦們所構(gòu)成的民間歷史來質(zhì)疑、改寫甚至顛覆著既往的“革命正史”。而其《無風之樹》，則又以“矮人坪”人的民間口語講述著“文革”的荒誕和民間苦難。在張煒的《九月寓言》、《丑行或浪漫》和莫言的《豐乳肥臀》中，“文革”的荒誕(如《九月寓言》中的“憶苦”、《丑行或浪漫》中的“辯論”)、恐怖(如《丑行或浪漫》中民兵的“武斗”)和政治迫害(如《豐乳肥臀》和《丑行或浪漫》中的“暴力”與“孬人隊”)，均曾受到基于民間立場的批判。之所以說這些批判是源于民間立場，是因為它們既不是革命的自我批判或自我反思，也不是來自于知識分子的啟蒙話語，而是從民間的原始存在(前述《銀城故事》中的牛、牛糞餅和牛屎客，以及銀城的民間日常生活)、原始正義(《無風之樹》中的“拐老五”之死和《丑行或浪漫》中“老獾”與“小油矬”父子對于劉蜜蠟的肉體折磨)、原始人性(《許三觀賣血記》和《豐乳肥臀》中的原始父性與原始母性)和基本倫理(《豐乳肥臀》和《家族》中屬于民間倫理的民間血親倫理和情愛倫理對于革命倫理的超越)出發(fā)，對于形形色色的“革命”進行批判的。

　　除了對“革命”，近年文學的民間意識還對“改革”進行了批判性的書寫。“文化大革命”以后，中國進入了“改革時代”。中國的改革不僅是人類歷史上一場相當偉大的歷史實踐，它還在同時形成了自己相應(yīng)的庶幾可稱為“改革文化”的文化心理觀念與價值體系。“改革文化”，無疑是“改革時代”中國的主流文化。但隨著改革的啟動與展開，“改革”及“改革文化”所隱含的偏至與問題也在逐步呈現(xiàn)，對于這些偏至與問題，“民間寫作”也從自己的角度進行了書寫。總體而言，與對形形色色的“革命”的書寫相比，“民間寫作”對“改革”的書寫遠非充分與自覺，但在莫言的《豐乳肥臀》、賈平凹的《高老莊》和閻連科的《受活》等部分作品中，仍然有著一定的表現(xiàn)。《豐乳肥臀》中的文管所長頗具諷刺意味地破壞古塔以興建大型的游樂場、汪金枝和汪銀枝父女侵吞上官金童的“獨角獸乳罩大世界”的奸詐與絕情、南韓巨商司馬糧的躊躇滿志與為所欲為以及他與魯勝利的錢權(quán)結(jié)合，特別是在小說的最后，“張牙舞爪的大欄市正像一個惡性腫瘤一樣迅速擴張著，一棟棟霸道蠻橫的建筑物瘋狂地吞噬著村莊和耕地”帶給上官金童的恐懼，無不顯示出“改革”中的嚴重問題。而《受活》中的柳鷹雀縣長為了以自己的經(jīng)濟成就撈取政治資本，進而實現(xiàn)自己的政治野心，竟然萌生了遠赴俄羅斯購買列寧遺體建造列寧紀念堂的瘋狂構(gòu)想，為此目的，他又組織了受活莊的殘疾人“絕術(shù)團”全國巡演，在滿足受活莊農(nóng)民致富愿望的同時，為其狂想的實現(xiàn)募集資金，而“絕術(shù)團”的農(nóng)民在巡演暴富后，卻又受到了“圓全人”喪盡天良的哄搶與訛詐。如此種種，均都顯示出“改革文化”中的經(jīng)濟至上主義在《豐乳肥臀》中的文管所長、汪金枝和汪銀枝父女、南韓巨商司馬糧和魯勝利市長，以及《受活》中的柳鷹雀和“圓全人”的身上導致的政治病變與道德淪喪，其與作家所張揚的原始人性與民間倫理顯然構(gòu)成了嚴重沖突。所以這兩部小說在最后，都表現(xiàn)出對民間的回歸：上官金童懷著對外部世界的巨大恐懼歸依于母親的墳塋，而受活莊人也以退社的方式從一度進入的外部世界徹底退回原來的村莊。饒有意味的是，受活莊人曾經(jīng)兩度進入外部世界：一是在“革命時代”的竭力入社，二是在“改革時代”以絕術(shù)表演的方式竭力加入整個民族的經(jīng)濟主義狂歡，但在最后，卻都以橫遭“圓全人”的掠奪與哄搶作為結(jié)局，小說以“受活人世界”來批判“圓全人”的“革命”和“改革”的歷史實踐的用意非常明顯。作為當代中國不同歷史時期的主流文化，“革命文化”和“改革文化”在民間寫作中分別被以不同的方式進行了批判性的書寫。

　　民間意識對全球化的抵抗和對主流文化的批判對于避免全球范圍及本土空間的文化同質(zhì)化傾向，進而保持文化的多元、豐富與活力，促進全球化和主流文化的自我批判與自我反思，無疑具有相當重要的意義，但在另一方面，民間意識在突出強調(diào)“文學創(chuàng)作的民間資源”[6]的同時，亦不應(yīng)該片面地走向“民間的形而上學”，忽略對其他資源的自覺汲取。莫言在我們前面所引述的關(guān)于《檀香刑》的創(chuàng)作談中，明確指出他“為了保持比較多的民間氣息，為了比較純粹的中國風格”而“毫不猶豫”地“犧牲”和“減弱”作品的“豐富性”，已很明顯地顯示出他“民間的形而上學”傾向。實際上，近年文學民間意識的充分自覺也在逐步暴露出它所存在的問題，這些問題，主要表現(xiàn)在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是對文學的思想力量的忽視。我們可以在大量的“民間寫作”中體驗到充沛的民間激情，那種感天動地的原始正義、道德感召、生命熱力和原始人性，以及民間的博大、永恒與寬廣，經(jīng)常讓我們獲得巨大的精神震撼與審美享受，但在同時，我們卻又能夠相當明顯地發(fā)現(xiàn)它們思想力量的相對薄弱。恩格斯在致拉薩爾的信中曾經(jīng)期待于文學、我們自然也應(yīng)期待于“民間寫作”的“較大的思想深度”，迄未出現(xiàn)；

　　其二，在“較大的思想深度”較為匱乏的同時，恩格斯在同時也期待于文學的“意識到的歷史內(nèi)容”的有限，也是“民間寫作”的重要問題。一方面，“民間寫作”顯示出對歷史的濃厚興趣，其中的大部分作品都以歷史為題材，李銳甚至認為，“文化大革命”的歷史“應(yīng)當成為”其“終生追問和表達的命題”；[7]但在另一方面，“民間寫作”卻又缺乏對社會歷史的切實書寫與深刻思考，“歷史”在“民間寫作”這里，更多地還只是故事或傳奇，是文學文本的“故事時間”，這樣一來，“民間寫作”固然具有豐富的歷史題材，卻未提供出更加“深厚”的“歷史內(nèi)容”。這也導致了其對形形色色的“革命”和“改革”的書寫未能達到應(yīng)有的深刻，一定程度上，倒顯出過分的簡單與膚淺(突出的比如《丑行或浪漫》對“文革”的近乎漫畫般的書寫)。究其原因，可能與作家的歷史觀念有著相當密切的關(guān)系，比如莫言在談到《豐乳肥臀》的創(chuàng)作時就曾說過：“我認為小說家筆下的歷史是來自民間的傳奇化了的歷史，這是象征的歷史而不是真實的歷史······小說家并不負責再現(xiàn)歷史也不可能再現(xiàn)歷史”，[8]李銳也“希望自己的小說能從對現(xiàn)實的具體的再現(xiàn)中超脫出來”，[9]對于民間資源的偏倚使他們從對“具體”和“真實”歷史(現(xiàn)實)進行深刻再現(xiàn)與思考的責任中“超脫”出來，而以民間的方式將歷史充分地“傳奇化”，這便使得“民間寫作”對現(xiàn)代中國歷史經(jīng)驗的批判性書寫，只能局限于民間的思想文化資源所能允許的視閾之內(nèi)；

　　其三，在“民間寫作”的藝術(shù)層面上，對于民間資源的形而上學化偏倚也導致了相應(yīng)的問題。比如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一些主要的“正面人物”——像《豐乳肥臀》中的“上官魯氏”、《檀香刑》中的“眉娘”、《無風之樹》中的“暖玉”、《丑行或浪漫》中的“劉蜜蠟”和《受活》中的“茅枝婆”等——往往形象生動，性格豐富，而很多“反面人物”——像《豐乳肥臀》中的“汪銀枝”和“魯勝利”、《檀香刑》中的“趙甲”、《無風之樹》中的“劉長勝”、《家族》中的“殷弓”、《丑行或浪漫》中的“老獾”和“大河馬伍爺”及《受活》中的縣長“柳鷹雀”——往往性格單一，過分地臉譜化。即使在這些較有成就的“民間寫作”中，對于“反面人物”的臉譜化塑造，也很容易地讓我們想起“文革”當中諸如《金光大道》一類的作品對于“階級敵人”的塑造。也許，這與民間思維的平面化與簡單化特點不無關(guān)系。實際上，莫言所“犧牲”了的“豐富性”，也許正包含了人物性格的豐富性與復雜性。

　　在全球化時代的歷史語境中，“人們在發(fā)展、社會范疇和文化態(tài)度上的變化，帶來了當代地域意識的發(fā)展”，[10]不同民族的人們必然會“感到保存或再現(xiàn)他們民族和地區(qū)遺產(chǎn)的需要”。[11]近年文學民間意識的自覺自然有其必然的歷史原因和我們在前面所闡述的重要意義，作為一種本土主義取向的文學意識，我們在尋求和汲取民間資源的同時，卻要警惕“民間的形而上學”。在此意義上，我更愿倡導和想像一種不是“封閉”而是向整個人類的一切思想文化資源進行“開放”，并且能夠自我批判的“批判性的民間寫作”。只有這樣，我們抵抗與批判，才能增強其有效性，我們矚望甚高的“民間寫作”，也才能開拓出更加廣闊的未來。

　　[1] 莫言：《〈檀香刑〉·后記》，《檀香刑》，[北京]作家出版社2001年版，第517頁。

　　[2] 這些思考主要見于其《文學的權(quán)力和等級》、《網(wǎng)絡(luò)時代的“方言”》和《語言自覺的意義》等大量文字，收于其《網(wǎng)絡(luò)時代的“方言”》([沈陽]春風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和《誰的人類？》([長春]時代文藝出版社2000年版)等書。

　　[3] 余華：《文學和民族》，《說話》，[沈陽]春風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

　　[4] 紅柯：《真正的民間精神》，林建法、徐連源主編：《中國當代作家面面觀》，[沈陽]春風文藝出版社2003年版。

　　[5] 阿來：《文學表達的民間資源》，[北京]《民族文學研究》2000年第3期。

　　[6] 莫言：《文學創(chuàng)作的民間資源》，[沈陽]《當代作家評論》2002年第1期。

　　[7] 李銳：《重新敘述的故事》，《無風之樹》“代后記”，[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1996年版。

　　[8] 莫言：《我的〈豐乳肥臀〉》，《什么氣味最美好》，[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2年版。

　　[9] 李銳：《重新敘述的故事》，《無風之樹》“代后記”，[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1996年版。

　　[10] 阿里夫·德里克：《跨國資本時代的后殖民批評》，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4月版，第107頁。

　　[11] [韓]白樂沖：《全球化時代的民族與文學》，弗雷德里克·杰姆遜、三好將夫編：《全球化的文化》，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