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子之心 時代之舞——訪著名舞蹈藝術家賈作光

　　賈作光，生于1923年。著名舞蹈表演藝術家、編導家、理論家、教育家。中國文聯榮譽委員，中國舞蹈家協會名譽主席，中國國際標準舞總會會長。中國“新舞蹈藝術”的開拓者之一，蒙古族舞蹈藝術的杰出代表。曾獲文化部“表演藝術成就獎”、中國文聯“特殊貢獻獎”、中國文聯和中國舞蹈家協會“終身成就獎”， 2011年，榮獲文化部“中華藝文獎·終身成就獎”。賈作光一生創作了《牧馬舞》、《鄂爾多斯》、《盅碗舞》、《彩虹》、《海浪》、《希望在瞬間》等200余部舞蹈作品，其中多部作品飲譽大江南北，常演不衰。其熱烈奔放、剛柔相濟、靈活多變的舞蹈風格，自成一派，影響深遠，成為新中國幾代人心目中的永恒經典。 2013年暮春季節，本報記者在北京賈作光先生工作室內對其進行了采訪。

　　楊曉華：先生一生奉獻給舞蹈事業。先生的舞蹈生涯既伴隨著人生歷程的艱難和進取，也是藝術境界的不斷探索和升華。在您的藝術人生中，您如何感受這種階段性的變化和飛躍？

　　賈作光：我小時候算是很有點藝術天分。當時家境富裕，逢年過節各種民間舞蹈、小戲紛紛來家里紅火，有一種叫老蒯(東北的民間風情藝術)的，是男扮女裝的老太太，邊扭邊唱，十分好看。我自己就用寫對聯的大紅紙染紅臉蛋，用撈飯的笊籬罩在頭頂，用線繩綁著紅辣椒戴在耳朵上，搖著扇子，有模有樣地演開了。我爺爺看著孫子聰明伶俐，心里只高興。母親倒是喜憂參半，說：三歲看大，將來別成了演小戲的，多磕磣。所以我最早并未敢想著去搞什么藝術。

　　隨著日本人占領東北，我們成了亡國奴，我的家庭很快破落。窮困所迫，要圖個營生。先是找了個雪花膏廠子，在零下30多度的天氣中洗瓶子，覺得饑寒難耐，就又報名參加了滿洲映畫協會(后來發展成長春電影制片廠)的演員招募。面試時，我表演了拿手好戲——捕蝴蝶。小時候經常在園子里捕蝴蝶玩，一只只抓住放到匣子里，又一只只放出來，不斷重復。沒成想在這里派上用場。我個子不高，腳背平，腿也有點羅圈，不符合演員的標準，結果還是被取上了。本來是想當演員的，后來碰上亞洲現代舞大師石井漠，就學了舞蹈。

　　在日本人手下，我們演出的節目稍微有點諷刺或者批判性，就會遭到日本人的拘捕和體罰。為此我嘗過日本人的“老虎凳”。這倒是促使我越來越為這種亡國奴的生活而深感屈辱。我后來知道，當初帶著我們演出的年齡大的人中有些就是地下黨員，我受到他們的影響，愛國主義的思想在萌芽、生長。當時演出的本子有《迷途》、《吶喊》、《迷途的羔羊》等等，都帶著反抗情緒。到解放前夕我還在地下革命人士的幫助下，來到汪偽統治下的北平，和北大、輔仁大學喜歡藝術的學生組建了一個“作光藝術團”。我們在公園、廣場做各種野臺子演出，演出劇目有《蘇武牧羊》、《國魂》、《少年旗手》等，圍繞抗日主題表現民族氣節。

　　反觀這一時期的生活，我主要還是把舞蹈當作安身立命的手段，一種個人的職業和興趣對待。隨著新中國解放的不斷逼近，我受到革命思想的影響越來越大，我的藝術觀念也產生了飛躍。

　　楊曉華：我了解到，在這一次飛躍中，吳曉邦先生對您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作為中國新舞蹈藝術的開拓者和奠基人，吳曉邦先生對新中國舞蹈事業影響巨大，對您更是鐘愛有加，直到生命晚年，還親自主持“賈作光藝術思想研討會”。

　　賈作光：盡管我一直過著顛沛流離的生活，但追求進步的愿望十分強烈。上世紀40年代舞蹈藝術圈非常流行“南吳(曉邦)北戴(愛蓮)”的說法，我就輾轉到哈爾濱魯迅藝術學校面見吳曉邦，說我要成立“作光舞蹈團”。吳先生用濃郁的紹興語調說：“儂不要搞個人的舞蹈團，儂要參加革命，要為工農兵服務。”他就帶著我們一班人穿過封鎖線來到剛剛解放的內蒙古自治區首府烏蘭浩特。

　　我們一來就趕上第一個少數民族自治區成立的“五一”大會，自治區黨委書記烏蘭夫宴請藝術家，一間很破的房子，四菜一湯。席間他想挽留吳先生留在內蒙文工團搞舞蹈，吳先生夫人正生著大病，就推辭了。烏蘭夫就說“讓這個小孩”留下，我就留下了。吳先生鼓勵我說：“好好改造，在解放區你會大有作為，歷史的書冊上會留下你的名字。”吳先生把我帶到內蒙，教育我留在內蒙“為生活而舞蹈”，不斷激勵和幫助我成為人民喜愛的舞蹈家，沒有吳老師就沒有我的今天。吳先生不愧是“一代宗師，華夏舞魂”。

　　楊曉華：據說當初您融入草原生活還是費了一番周折。

　　賈作光：草原茫茫無際，馬牛羊成群，風景的確壯美，但是我也感到孤獨，更重要的是生活上的不適應。我頭一次下鄉，牧民盛上馬奶酒歡迎我，我一喝就吐。一周沒吃得下飯菜。舞蹈表演時，我自編了一個《牧馬舞》，吸收了不少西班牙舞的動作，結果老百姓看得哈哈大笑，說是像跳大神。同志們批判我的小資產階級情調。我就下定決心扎根草原，和牧民們打成一片。

　　蒙古過去被稱為歌的海洋，我通過自己的感受和觀察把牧民生活的特定情境和典型動作抽象成舞蹈語匯，創作了大量草原舞蹈如《馬刀舞》、《鄂倫春舞》、《牧馬舞》、《雁舞》等，后來都成為國家舞臺上久演不衰的節目，蒙古也成了歌和舞的海洋。蒙語中原來是沒有“舞蹈”這個詞的，因為我的這些舞蹈，蒙語才發展出了“舞蹈”的概念。所以，我的名字和舞蹈這時候就被草原的人們熟知。因為當時內蒙文工團是全國第一個民族舞蹈團，我們編創的很多節目都被其他省份學習和模仿，對全國影響巨大。后來人們稱我是“草原舞神”，說我是民族舞蹈的引領者什么的，可能我是有些貢獻，但是我自己知道，路是人走出來的，沒有正確的人生觀，沒有正確的方向，沒有黨的培養和百姓的哺育，我不可能取得那樣的成就。單靠一個人怎么可能獲得那樣的發展呢？

　　楊曉華：您對中國民族舞蹈的貢獻，不僅限于蒙古族，還有鄂倫春族、達斡爾族、傣族等。改革開放后，您奔走大江南北，一邊采風創作，一邊為基層群眾編排舞蹈，推出了大量優秀作品。您的舞蹈既有自己的鮮明風格，又富于變化，有論者稱其為“賈派藝術”。您如何理解自己舞蹈創作的基本原則和方法？

　　賈作光：舞蹈藝術必須是完美的形式和正確的思想內容的高度統一。我提煉的一套關于手、眼、腕、肩、腰、臀、腿、足等一套動作語言，我表演中的情感、節奏等都有我自己的特點。我自己的舞蹈風格是粗獷豪邁，熱情奔放，但粗獷中有細膩，是剛中有柔，柔中帶剛。

　　進行舞蹈創作，我的理念就是“情寄于舞，舞表于情，形神兼備，情舞交融”。從上世紀60年代，我就總結了舞蹈藝術審美的“十字解”，或者說10個標準，那就是：穩、準、敏、潔、輕、柔、健、韻、美、情。“穩”，指的是”穩定、平衡感；“準”，指的是“動作準確，符合規范；“敏”，指速度上的靈敏、迅速、快捷；“潔”指動作干凈利落，不拖泥帶水；“輕”，是舞蹈家用呼吸來控制體重的能力；“柔”，是身體軟度和韻味的一種表現；“健”，指舞蹈的力度，強調舞姿的挺拔剛健；“韻”，指動作和音樂長短之配合，和諧合轍，有韻律；“美”，是演員的形體美和舞蹈的形象美的統一；“情”即感情，是舞蹈表現美的核心。

　　舞蹈創作首先要有一個了然于胸的意境。舞蹈藝術的意境，是舞蹈語言包含的感情和舞蹈形象包含的生活內容的深度融合，意境對整個舞蹈創作起著引導和醇化作用。

　　楊曉華：您在藝術成長的道路上，受到革命文藝思想的深刻影響，您的作品絕大多數都積極向上，弘揚主旋律，表現時代精神。但是您在藝術上并不教條，表現手法多樣，常常包含大膽的創新。即使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您還因為支持迪斯科、霹靂舞、國標舞，而受到各種批評和非議。您如何看待藝術上的創新？

　　賈作光：《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我在淪陷區就看到了，很振奮。到了內蒙解放區，結合實踐重新學習，觸動深刻，影響一生。古今東西的藝術可以百花齊放，但是藝術必須表現時代的主題，表現人民的需要，個體自我的喜怒哀樂可以表現，但是對整個社會的意義有限。為人民創作的指導思想，并不妨礙創新。

　　藝術貴在創新，不能走老路，重復自己。但是創新是不容易的。“文化大革命”期間，我受齊白石的啟發，提出用舞蹈表現花鳥蟲魚。結果我成了“花鳥魚蟲的老祖宗”，受到嚴厲的批斗和迫害。當時差點自殺，吃了50片安眠藥，竟然又活過來了。

　　80年代初，我推出了作品《海浪》，在“四人幫”統治年代，人民的海洋受到極左思潮的大污染，我的舞蹈翅膀也被折斷了。“四人幫”被粉碎，文藝得到大解放，舞蹈的翅膀重又鼓動起來。我要用舞蹈表現人民，表現青春的夢想和力量。在創作手法上，我借鑒了西方的表現手法，破除一種習慣的直觀的敘事性舞蹈的概念形式，以浪漫主義手法創作的舞蹈詩，將哲理暗含在主題深邃的抽象之中，讓人們回味、聯想。作品一上演受到觀眾歡迎，但是也有人認為，我的作品是表現個人英雄主義，對此進行批評。在全國評獎時《海浪》只得了三等獎，可是后來卻被視為是二十世紀華人舞蹈的經典作品。這正應了我的一句話：你們現在理解不了，下個世紀人們會理解的。

　　楊曉華：改革開放后，您在舞蹈理論上的探索日益深入。回溯您的思想歷程，您認為舞蹈藝術的本質到底是什么？舞蹈藝術在人類文化中的功能究竟體現在哪里？

　　賈作光：什么叫舞蹈？對舞蹈原理的求證，從古至今尚沒有一個完整而確切的美學理論。中國古代《毛詩序》中說：“情動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這是把舞蹈稱之為感情發展到最頂點而產生的一種表達心靈的形態。我認為這只是說明了感情誘因，未說出舞蹈產生的主要原因。人們在勞動中發展出了有節奏、有韻律和詩歌、音樂結合在一起的美化了的勞動動作就是原始的舞蹈。原始人通過舞蹈統一起來，用同一的動作與節奏聚積成完整的群體力量，使勞動產生更大的效果。但是舞蹈動作是經過規范化、條理化、科學化、系統化的動作，不是一般生活動作，是發展了的人體造型的藝術。舞蹈是憑借身體各種動作的材料和藝術手段去占有時空并在流動中消逝的藝術。

　　舞蹈是一種文化，它具有民族性、社會性、自娛性、地區性、藝術性、審美性、專業性，包容面很廣。每一個民族都有自己不可替代的藝術的DNA，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舞蹈藝術是人類最起始的文化，有人甚至稱曰，“舞蹈是一切藝術之母”。

　　楊曉華：您本人之所以成為中國舞蹈藝術發展中的重要開拓者，除了時代的激勵和命運的安排，更重要的還是和您本人充滿激情的不懈努力分不開。先生可否就您自己取得藝術成就的主要心得略作說明？

　　賈作光：我常說舞蹈演員“要做舞蹈人，不做無腦人”，這算是我的人生經驗的總結。我的舞蹈創作正如毛澤東講的那樣是“從群眾中來又到群眾中去的”。我堅持“生活是創作唯一的源泉”這一信條。作為舞蹈演員，在考慮舞蹈本身的同時還要注意加強自己的文化藝術修養。多讀古今中外的文學名著，多讀美學、哲學、心理學、民族史學，甚至解剖學、建筑、氣功、地理、歷史等著作，還要懂些自然科學、生態學的知識，對音樂戲劇、影視、武術、美術、書法等藝術更應著重學習。

　　我小時候，上過私塾，受到古典文化的熏陶。父親是一個中學圖書館的館長，經常帶回來一些好書，擴展了我的視野。那時候，除了古典名著，魯迅、茅盾、郁達夫等等，這些著名作家的作品我都能看到。

　　舞蹈藝術雖然有自己的獨立的表演形式，但是也需要其它相關藝術來滋養，就如人體需要多種維他命來維持生命一樣，我們必須廣泛學習，厚積薄發。

　　楊曉華：作為舞蹈教育家，先生桃李滿天下，其中很多人都獨當一面，成為中國新時代舞蹈藝術界的骨干人才甚或領軍人物。先生對中國舞蹈藝術的現狀和未來有何理解和期待？

　　賈作光：隨著改革開放推進，人們的視野打開了，各種舞蹈形式、舞蹈理論都進入了人們的視野，這種多元的競爭和相互影響對舞蹈藝術的發展是很好的事情；如今國家在經濟上也逐漸富裕了，這為新時代的舞蹈藝術創作提供了空前優越的硬軟件環境，很多大型的、復雜的藝術形式可以嘗試，可以創造出來，這也是令人鼓舞的。

　　但是另一方面，我也有擔憂，就是我們的民族舞蹈，真正具有民族氣派、民族風情的舞蹈，也要進一步發揚光大，不要被冷落或者忽視。我們要充分利用現在的經濟條件，大膽進行藝術創新，但是艱苦奮斗，勤儉節約的美德不能丟，藝術家還是要真真正正用自己的藝術創造、藝術水平去贏得觀眾的尊敬。

　　老一輩藝術家篳路藍縷、艱苦奮斗，在思想追求和藝術探索上，有很多寶貴的經驗和成果，年輕一代應該好好地繼承和發揚。只有這樣中國的文化藝術才會有更燦爛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