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打工女孩》作者張彤禾

　　對話《打工女孩》作者張彤禾——我看見，她們時髦了進修了工作了

　

　　對不夠了解的人群，我們往往容易符號化地去理解。比如，在媒體的塑造之下，中國的打工者的生活被定義為——長時間加班、單調、高強度、缺乏交流、社會底層……在一堆符號化的詞語面前，美籍華人作家張彤禾決定寫點不一樣的東西。

　　她深入東莞，和普通女工深入交往，用一線材料血肉豐滿地還原了一群打工女孩的形象，她們真實而鮮活，感受著時代的無奈，但又絕非時代的犧牲品。

　　以兩年時間，張彤禾完成了《打工女孩》。近日，這本書的中文版由上海譯文出版社推出。

　　在這里，無數年輕人學習像城里人那樣生活

　　記者(以下簡稱記)：在還沒有動寫這本書的念頭之前，你對東莞的印象是怎樣的？

　　張彤禾(以下簡稱張)：相當消極——炎熱、污染嚴重、滿是工廠。而且，當我第一次去東莞時，我根本就不喜歡這個地方，我不知道自己怎么在那兒生存。

　　慢慢地，我認識了一些打工的女孩，并通過她們了解了這座城市，我知道了哪兒有公園和面館，也知道了如何乘坐公交車并防止被偷竊。

　　她們帶我走入了各種各樣東莞的亞文化圈——自考助學班、卡拉OK廳。我開始通過她們的視角看東莞，慢慢了解這座城市的有趣和復雜。

　　記：外媒報道中，中國的打工者呈現怎樣的形象？

　　張：外媒往往會首先著重報道中國工廠內部產生的傷害。但我懷疑事情也許不是報道中描寫的那樣。因為，去城市打工可能很艱辛，但同樣也帶來機遇和冒險，所以我打算去發掘更多的東西。

　　記：是什么驅動你辭掉華爾街日報的工作去寫工廠女孩？

　　張：1999年，我作為華爾街日報的一名記者來到中國。2005年時，我向報社請假去寫這本書，直到2007年我決定離開華爾街日報，那時我仍然在寫這本書。

　　這本書的工程比我原先預想的更為龐大，我希望給這本書足夠的時間，同樣，我也意識到，就算我回去做一名報紙記者也不會快樂。

　　與此同時，我結婚了，何偉(《江城》作者)和我都覺得，對我們來說，比起被拴在某個固定的出版物和它的那些要求之下，能夠自由選擇住在哪兒、想做什么會更好。

　　記：去東莞前，做了哪些準備？

　　張：第一次深入東莞前，我見了一位中國的學者——譚深。她早先有做過關于打工女性的調查研究。要去東莞哪兒、要如何接近工人，我聽取了她的建議。

　　在東莞，我花了一個周末和在街上遇見的年輕女性交談。此后，這些年輕女孩為我指明了之后報道的方向。進入這樣一種狀態，很重要的是保持一個開放的思維而非“過度準備”。這樣，你才不會讓你已經知道的東西局限住。

　　寫這種類型的非虛構作品——找到一個主題并且花兩年跟隨它，這本身就是冒險的。我最大的顧慮在于，我不知道這個故事最終會呈現怎樣的結果。也許我選擇的這個女孩會厭倦工廠生活然后回家，也許我會和她失去聯系——在我最早遇見的那些女孩身上，這也確實發生了。

　　但是我并不懷疑東莞是個很值得寫的地方， 因為無數年輕人從農村涌入這里，她們在這里學習如何找工作、交朋友、約會，就像城里人那樣。

　　她們忙于轉型，忙于跟上城市的腳步

　　記：為什么要將年輕女性作為你寫作的目標？

　　張：在我看來，比起年輕男性，遷徙，給年輕女性所帶來的影響也許更具變化、復雜。在村子里，年輕女性是地位最低的人，而在有工廠的城市里，她們是更有價值的工人，且往往價值高于年輕男性。

　　我很好奇這些年輕的女孩們如何駕馭這趟從傳統到現代、從“低社會地位”到“有價值的”的旅程。我同樣感興趣的，還有她們與家人、自身在這一過程所感受到的沖突。

　　當然，我自己也是一個女人。我認為這也會幫助我了解這些年輕女性，盡管我們在文化背景、教育上有差別。

　　記：“打工女孩”這個標題看起來似乎是想呈現一個群體，而你好像更注重對個體的描述？

　　張：現在已經有太多人寫關于從農村到城市的遷徙現象了，我希望能夠通過一些個體生活的故事來闡明這一現象。

　　我想要探尋的，是她們生活的所有細節：手機文化、發型、約會模式、英語課、和父母的沖突，以及她們的世界觀和內在的情感世界。

　　記：對于這些個體的代表性，網絡上出現了“過于主觀”的質疑。

　　張：我花兩年時間去了解兩名來自工廠世界的年輕女性。我也遇到了許多其他年輕女性，探索了東莞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商業學校和約會場景，另外我也采訪了很多研究遷移的中外學者，并閱讀了他們的報告和調查。

　　所有這些“證據”告訴我說，盡管有種種困難和挫折，遷移仍然為那些從中國農村出來的人們提供了更好生活的機會。這并不是說每一個在東莞的人都會遵循同樣的道路；一些會做得更好，一些會更糟糕。但是一般來說，到城市去，打開了女孩的世界并且給她們帶來了巨大的提升機遇。

　　我不知道這一結論“客觀”與否，但我覺得它公正、準確地反映了我在東莞所觀察到的。

　　記：為什么選擇呂清敏和伍春明作為核心人物？

　　張：在東莞的第一個周末我遇到了敏，一年后遇見了春明，我決定專門跟訪她們倆。

　　敏和春明都來自貧窮的農民家庭，且沒有受過太多的正規教育。從這一意義上來說，她們是作為整體的流動人口中的典型。每一個都很努力、雄心勃勃，尋求她自己的成功與幸福，并且樂于在這條路上挑戰家庭和傳統。

　　從這點上來說，她們也是中國在這一轉型期中的代表——這一時期，每個階層的人們都忙于提升、重塑事業以跟上社會快速的經濟變化。

　　記：與女孩們相處的過程中，最難忘的記憶是什么？

　　張：我和這些年輕女孩們交流并不難。在城市里，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我們都是依靠自己而不依賴別人的年輕女性。她們也會問我很多關于我的生活和美國的問題，所以我們之間的對話相當順暢。

　　最大的挑戰，可能是我和敏在她的湖北老家——一個農村度過的那段時間。遵守公共生活的模式——大家一起吃，一起睡，甚至一起洗頭、刷牙——這對我來說好難。我第一次明白了，為什么當流動者們抵達城市是會感到如此孤獨。

　　敏的老家所在村莊，沒有自來水也沒有暖氣，待了兩個星期之后，我們一起坐火車回城里了。當我們到達東莞之后，我們覺得既溫暖又現代還誘人——我覺得我看這座城市就像那些流動者看它一樣。在敏的老家待的這段日子是我在中國最有意義的經歷之一。它幫助我進一步了解了打工者們的世界。只有見過村莊你才能明白城市意味著什么。

　　記：現在和書中的女孩們還有聯系嗎？

　　張：我們仍通過電話和郵件時常聯絡。她們都做得很好，無論是工作還是生活都不斷經歷著許多變化。

　　現在一旦有任何關于中國的新聞大事發生， 我也許就會問問她們的觀點，因為她們是普通中國人對某些事情看法的一個很好的參照點。

　　當然，會保持聯絡的另一原因，還因為我們現在已成了好朋友。

　　記者 王湛 實習生 付玉婷 采并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