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有順：作家要回到大地、自然和天空

　　著名評論家謝有順談鄉土資源和寫作

　　作家要回到大地、自然和天空

謝有順在講課。

　　魯迅文學院第二期貴州少數民族文學創作培訓班在貴陽開班以來，眾多名家前來授課。其中著名評論家、中山大學中文系教授謝有順做了題為《重新認識鄉土資源》的講授，就鄉土資源對作家創作的意義進行了詳細生動的講解。他說，貴州地域文化豐富深厚，是學員們不可多得的資源優勢，當深入了解和挖掘，以寫出更多打動人心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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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貴州地域文化是本地作家的資源

　　“中國人內心有兩種情結，既反映在文學作品里，也反映在現實生活中。一種是歷史情結，一種是鄉土情結。”謝有順認為，歷史情結和土地情結幾乎構成了中國文學的兩大主題，離開此二者，中國人就很難寫作。“假如沒有鄉土的背景，沒有一種從哪個地方來、在哪個地方生長的這樣一個寫作的根據，往往也不太容易辨識出一個作家的面貌和風格。”因此，他強調，鄉土是寫作真正的根據地，離開了鄉土，作家的面貌往往模糊不清，至少難以形成自己的特有風格。

　　在謝有順看來，作家的寫作個性來自經驗的差異，但今天的很多作家都生活在城市里，以致“從新疆到海南，城市里的房子、街道、生活，就連小孩子用的文具盒幾乎都是一致的。”“這是共同經驗，共同經驗是很難進行有個性的寫作的。”他說，而城市和鄉村最大的區別在于：城市是個陌生的社會，鄉村是個熟人的社會，鄉土之間經驗的差異正是作家個性的來源。撇開共性的歷史情結，貴州地域文化豐富深厚而城鎮化步伐稍晚于全國，這是本地作家的資源優勢，需要充分挖掘和研究。

　　他說，盡管我們今天也強調城鎮化，但正如人類學家費孝通所言，中國其實是一個超穩定的、超大型的鄉土社會，但骨子里依然是鄉土的。如果不認識鄉土，不認識鄉村的中國，也就難以認識中國本身。正因如此，回家過年、祭祖掃墓這種看起來非常虛無的事情，在中國人的內心卻有非常重要的分量，以致“春運就像一場戰爭，是別的國家難以想象的”。而這些，是文學創作必須認識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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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到自己寫作的根據地

　　謝有順認為，山水、祠堂、祖屋和祖墳是中國人特殊的精神宗教，盡管不像西方那種超越的、終極意義上的宗教傳統，但是卻更具體，同樣生生不息，在漢文化里面非常重要。“小孩考上大學要到文廟去，生個兒子要到祠堂里去，這表明中國人是有來源的，知道自己從哪里來。”他說，如果把這樣一種傳統斬斷后，中國人內心便會游離、失落、悲哀，從而失卻文學創作的動力。

　　在他看來，鄉土背景關乎寫作有沒有一個根據地，有沒有一個精神扎根的地方。“一個村跟一個村不一樣，河的上游可能與下游不一樣，不但語言不一樣，可能生活習俗也不一樣，婚禮和葬禮的儀式也不一樣，這就是經驗的差異。”謝有順說，只有經驗具備差異性，才成為一種有風格的作家。因此，他勸告作家們說，與其東寫西寫，不如找到即便小卻屬于自己的寫作根據地。“在一個地方扎根下來，真正研究透一個地方，一種人群，包括把這個地方的野史、稗史、民間故事都熟讀，你徹底的了解這個地方，你能把這個地方寫好、寫透，可能這個地方就成了你風格化的一個標記。”

　　福克納說我一生都在寫我那個郵票一樣大小的故鄉。謝有順希望作家們也能找到自己寫作的根據地，如東北高密鄉之于莫言、商州之于賈平凹、馬橋之于韓少功、地壇之于史鐵生、西海固之于張承志一樣。謝有順說，此次培訓班的學員都有自己不同的民族背景，最有可能寫出屬于自己的地方。

　　“你們的族群、故鄉、村寨可能是完全不同于別人的，只屬于你，你熟悉它，有感情，愿意一生花時間、智慧和精力，那就會慢慢找到屬于你的寫作根據地。”謝有順認為，“當你找到這個地方，當你找到這個地方又和故鄉有關的時候，我想你的愛和恨、你的詛咒或贊美，都有一個地方可以落實了，而不是那么空泛的，也不是那么漂浮的。”他表示，一種人有一種人的生活，一種人有一種人的語言，不熟悉就寫不出來，而如果能對一個地方不斷地追問下去，那作品就會顯得生機勃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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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鄉土經驗可以解放作家的感官世界

　　“我深感當代文學死寂沉沉的原因之一，就是作家的感官太不活躍。”在謝有順看來，真正的寫作不僅是用靈魂寫，用心寫，而更是用耳朵寫，鼻子寫，用舌頭寫，用眼睛寫。而文學的貧乏就在于，作家的這些感覺枯竭了，色彩單一，聲音也消失了。因此，他曾開玩笑說，很久都沒在當代文學里面聽到鳥叫，或者看到一朵花開放了。

　　“能不能創造一個生機勃勃的文學世界，很大的程度看作家的眼睛是不是睜開的，耳朵是不是開通的，舌頭是不是敏感的。”謝有順認為，作家必須在作品里呈現出非常豐富的聲音、色彩、味道和感覺。而如今，很多作家都是通過二手經驗寫作，眼、耳、鼻往往是閉塞的，舌頭也不靈敏，感覺的枯竭、色彩的單一和聲音的消失導致了文學的貧乏。

　　“城市更多的是公共經驗，很難讓我們的感情變得細膩，感官變得活躍，而鄉土提供的差異經驗有可能讓我們進入一個活躍的感官世界。”在謝有順看來，鄉土是個精神概念，作家感覺要落地，必須要在生活中找到聯系，而這不是完全虛構、編造和想象的，更多地來自生活本身和土地本身。他說，在熱點、懸念等方面，文學沒法和新聞爭寵，這時候就要找回屬于文學書寫的特殊意義，退回到屬于文學自己的領地。而這一過程中，鄉土不僅可以解放一個作家的感官世界，更可以檢驗一個作家的經驗真實與否。

　　“如果你有敏銳的感官，你的寫作就可能進入到一個情境。只有對鄉土、自然、人情有研究，你的寫作才符合情理。”謝有順說，植物與植物的情理，動物有動物的情理，人有人的情理，小說里應該充滿著這種細膩的、經得起推敲、考證，經得起還原的東西，作品才算成功。而感覺的培育和訓練要求作家回到大地、自然和天空，回到生活本身，去觀察、去發現。“如果都呆在城市，我覺得這種感覺是貧乏的，或者慢慢同質化的、相似的，缺乏這種豐富和差異，也沒有這種復雜的東西。”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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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鄉土從鄉土出發

　　“在中國當代，黑暗的、絕望的、心狠手辣的寫作太多了，而溫暖、善意、帶著希望的寫作太少了。”謝有順認為，這是人心受經濟大潮沖擊而物化的結果，如果作家有鄉土這樣的精神基座，可能看待人生、世界時便會有一些新的眼光，也會有一些新的發現。“為什么中國人到了晚年看待人生和世界的眼光是仁慈的、寬恕的，很少是斤斤計較或睚眥必報，我覺得很大程度上是大地教育了他們。”他說。

　　對腳下土地的認識使人們不再畏懼死亡，而只是如作家史鐵生說的那樣，是一個必將要來臨的節日。因此，很多人到了一定年歲便不忌諱談死亡，而歸于大地之時，不覺得自己已死亡，而是還活著——— 活在牌位上，活在祠堂里，生命的延續以另一種獨有的方式展開。

　　因此，謝有順認為，鄉村保存著那些中國人一以貫之的倫理和情結，如果斷然地否定、斬斷這種聯系，否認血緣、親情和這種傳統，便不能找到自身的自我定位和精神來源的依據。“如果掐斷這樣一個傳統，中國人就真正成了孤魂野鬼。”謝有順說，如果一個民族的精神沒有著落、寄托和安息的地方，那也就失去了該有的守望，文學創作也就無從談起。“研究鄉土，從鄉土出發，你能夠理解或預見中國人深層的東西。”他說，如果能把這些東西寫出來，文學依然具有魅力，也必然具有影響力。

　　人物簡介

　　謝有順，1972年生于福建長汀。文學博士。一級作家。現任中山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兼任廣東省文藝批評家協會副主席、中國小說學會常務理事、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常務理事、中國文藝理論學會理事。出版有《從俗世中來，到靈魂里去》、《文學的常道》等專著十幾部，曾獲馮牧文學獎、莊重文文學獎等獎項。

　　⊙本報記者　　趙豪 攝影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