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敏：“哲學是詩歌的近鄰”

　　唯一在世“九葉詩人”鄭敏回眸新詩之路：

　　“哲學是詩歌的近鄰”

　　春日，午后。清華園荷清苑靜謐如水，迎春花綻放簇簇鵝黃。

　　正在臥室看書的鄭敏先生笑盈盈地走出來招呼我坐下。她看上去只有70歲的樣子，完全不似已有93歲高齡。雖然滿頭銀絲，但聽力極好，談話從容溫婉。面對這樣一位寫了70多年詩的長者，總讓人忍不住想探究：她的人生又是怎樣的篇章？

　　“九葉派”掀起中國新詩波瀾

　　記者：您是“九葉派”唯一健在的詩人了。“九葉”這個稱呼是怎么來的？

　　鄭敏：“九葉派”是別人把我們捏到一塊兒的，是時代把我們沖到一塊的。

　　1979年的時候，曹辛之把八位寫新詩的詩人約到他在王府井的家中聚會，說服大家：詩歌百家的春天來到了，我們應當找回上世紀40年代我們發(fā)表過的新詩，出一本集子，好讓年輕人知道中國曾經(jīng)有過這種詩。

　　為什么叫“九葉”？當時曹辛之說，“九”，是指我們九位詩人。而我們這批上世紀40年代寫詩的人，當時正在接受思想改造，總不能說自己是花吧？只能當綠葉，來襯托革命的花，那就叫“九葉”吧，名字就這么定下來了。

　　記者：你們之間交往多嗎？

　　鄭敏：上世紀40年代的時候，我與其中幾位詩人都還不認識呢。一直到70年代末，因為曹辛之準備出版《九葉集》，才在他家和眾多詩人聚過兩三次，并不熟。這些人里，我一度跟陳敬容通信較多，可后來幾次變故，信都不知去哪里了。

　　記者：“九葉詩人”大多是西南聯(lián)大的吧？

　　鄭敏：一部分聯(lián)大的，一部分是上海的。穆旦、杜運燮是我四幾年在西南聯(lián)大時就認識的，后來他倆都加入中國入緬遠征軍。袁可嘉也是西南聯(lián)大的，但比我小。我只在錄取名單上看到過他的名字，沒有見過面。曹辛之抗戰(zhàn)勝利后在上海辦刊，王辛笛、陳敬容、唐湜、唐祈也在上海。所以曹辛之辦《中國新詩》雜志，勸我在上面發(fā)表詩歌，說：“我們是起一個‘南北對流’的作用�！�

　　記者：同為“九葉派”，你們的詩風是不是很相近？

　　鄭敏：九葉詩人的風格各個不一樣。我的個人背景是哲學，師從過馮至。

　　我對穆旦的詩看得比較少，覺得很深奧。在當時他是九葉中名聲最響的一個。按我的推測，可能是因為他最具有反叛精神，性格也強烈，與當時的社會現(xiàn)實形成一種張力吧，所以大家印象深刻。

　　杜運燮是新華社的，受奧登的影響最大，更接近現(xiàn)實主義，還在抗戰(zhàn)時期寫過《滇緬公路》等詩作，他的詩不邊緣，不難懂。曹辛之是編輯，意識很敏感，對詩界很了解。陳敬容受法國抒情詩人的影響，只是后來寫得較少了。

　　唐祈是一個非常敏感的人，他的詩里現(xiàn)實主義的成分多一些，很紅色革命。唐湜的專長是評論，理論很先鋒，很現(xiàn)代派。袁可嘉則受瑞恰茲影響最深，他把大量的精力投入到文藝批評當中。王辛笛的資格最老，是與卞之琳同時代的人，后來去了英國，結(jié)識了一些和他年齡相仿的英國詩人。

　　總的說來，我們的路并不一致，相同的就是背景都是上世紀40年代。說起來，就像曹辛之捏了一把茶葉，把我們撮在一塊。這本《九葉集》是解放以后中國的第一本流派詩集，封面是曹辛之做的，裝幀非常漂亮。這是一個非常好的詩集，當時出來以后，很多詩人都大吃一驚：原來中國還有過這種詩。這本書，是我們的復活。

　　記者：“九葉派”作為新中國成立后第一個以詩歌流派形式出來的詩群，被列入中國現(xiàn)代10大詩歌流派之一。您認為“九葉派”的歷史意義是什么？

　　鄭敏：其實我一直是個人創(chuàng)作，沒有什么流派的概念。如果不是曹辛之，我也不會成為“九葉”中的一員，不會跟中國新詩發(fā)展相連。

　　現(xiàn)在讓我站出來看，我才認識到，“九葉派”總結(jié)了二戰(zhàn)后中國新詩的氛圍，反映了當時的時代精神特征，那種“希望和憂慮交織，痛苦和興奮并存，人類又逃過一劫，但明天應當是什么樣的呢？”的迷茫。從風格上講，“九葉派”的詩歌語言已走出早期的口語大白話，開始用文學語言承載他們復雜的現(xiàn)代思想感情。而且“九葉派”把中國和世界攪到一塊兒了，它把西方文化思潮帶入中國，把艾略特、奧登及德國的里爾克的詩，把后現(xiàn)代氣氛引入中國。使得中國新詩走出早期所停留的雪萊般浪漫階段，在生活上、概念上打破了舊的文雅。中國新詩放棄掉閨秀感情，“九葉”是第一個波瀾。

　　“馮至是我的詩歌引路人”

　　記者：您從小就喜愛文學？

　　鄭敏：我本來姓王。王家在福州是一個很大的家族，我的祖父王又典是福州很有名氣的詞人，我母親念過私塾，非常喜歡詩詞。父親曾經(jīng)留學法國和比利時，專攻數(shù)學�？赡芪腋�多繼承了家族中文學的血統(tǒng)吧，我很喜歡文學，數(shù)學就一塌糊涂。

　　上初中的時候我就非常愛看白話文學，散文啦什么的。初一的時候有個教語文的張老師特別欣賞我的作文，可能就因為我讀魯迅、周作人作品比較多吧，能學著說點時髦的話，感覺跟新文學接得上趟。(笑)

　　記者：后來怎么報考了西南聯(lián)大哲學系呢？

　　鄭敏：本來報考的是英文系，但我在注冊的最后一刻忽然改了志愿，念哲學了。因為當時我覺得文學可以自己學了，而哲學一點都不懂�，F(xiàn)在我覺得自己的想法是對的，這一步走對了。

　　也是受家庭影響吧。我在一歲半時曾經(jīng)得了腦膜炎，幾乎要死了。后來就被過繼給我父親一個留法時期的好友。

　　我的養(yǎng)父姓鄭，養(yǎng)母就是我的姨媽，養(yǎng)母因病沒有生育，我就成了鄭家唯一的孩子。我是跟隨養(yǎng)父母在河南六合溝煤礦長大的，養(yǎng)父最討厭“東亞病夫”這個詞，每天帶我們?nèi)ヅ郎剑�像放羊似的。五六歲時就帶我去游泳。當時煤礦的領(lǐng)導層都是從歐洲回來的，非常注重讓我們長成一個健康的現(xiàn)代人。

　　我這姓鄭的父親對我非常好，極端自由平等。他是一位工程師，充滿法國大革命為人類留下自由、平等、博愛的理想。他很快就成了同盟會會員，以那個時代所可能達到的最開明的思想撫育我，總是鼓勵我要以平等自尊的態(tài)度和他探討問題。因此我的童年和少年極少封建色彩，也因此使我成長為一個重視獨立思考的人。我父親后來賣掉一座房子送我去美國念書，所以我覺得自己真是非常幸運的。

　　記者：聯(lián)大期間，您走上了詩歌創(chuàng)作的道路。

　　鄭敏：上大學一年級的時候，我就讀了聞一多、徐志摩、卞之琳、廢名(馮文炳)等人的新詩。一般的通俗愛情小說我看不上，背后有點哲學的文學作品我才喜歡。到了二年級了，學校規(guī)定哲學系學生必須修德文。我被分配到馮至老師的德文班上，迷上了馮至的詩，覺得他的詩中滲透了哲學氣息。這和我以后寫詩，并且寫以“哲學為近鄰”的詩有著必然的聯(lián)系。

　　那時我下課后老去馮先生家傻坐，聽他和他夫人，包括卞之琳等客人聊天、討論。我也不發(fā)言，就總是在吸收。對我來說，馮家就像圖書館、像智慧的源泉。我現(xiàn)在覺得自己也挺可笑的，很想知道在他們眼中的鄭敏是個什么樣的怪孩子。(笑)

　　在我大學三年級時，一次在德文課后，我將一本窄窄的、抄有我詩作的紙本遞給馮至先生，請他指教。第二天德文課后，先生囑我在室外等他，片刻后，先生站在微風中，衣襟飄飄，一手扶著手杖，一手將我的詩稿小冊遞還給我，用他特有的和藹而真誠的聲音說：“這里面有詩，可以寫下去，但這條路很難走�！蔽衣犃艘院螅�久久不能平靜。我想就是在那一刻，注定了我和詩歌的不解之緣。

　　所以馮先生是我詩歌的引路人。許多許多年以后，我才意識到在寫新詩方面，無意中走上了馮先生在《十四行集》中開創(chuàng)的那條中國新詩的道路。

　　記者：那時您就出了第一本詩集？

　　鄭敏：我的第一本詩集《詩集1942－1947》，是巴金先生親自編的。當時我正在美國留學。巴金對當時的青年作家非常愛護，給大家發(fā)表詩歌、編書，包括我和陳敬容的詩歌。

　　建立中國新詩詩學

　　記者：您怎么看待中國新詩的發(fā)展？

　　鄭敏：新詩是當代中國文學百花園中極重要的一枝，但它的讀眾之數(shù)量與滿意度，卻遠遠比不上小說、雜文等其他當代文學品種，其中主要的問題，出在新詩的語言深受“我手寫我口”的觀念影響，以致新詩的辭藻缺乏漢語文學語言所特有的“形象美”與深厚的“境界”內(nèi)涵。

　　每個民族都有口語與文學語言。古代漢語是世界上文學語言的奇跡，已經(jīng)有了四千年的歷史。我們今天的詩人，不應以為新詩是白話體，就與古漢語無關(guān)。詩人首先要珍惜自己民族的精神文化遺產(chǎn)，賦予它當代的闡釋。今天的漢語，由于長期寫“我口”，詞匯量降低了，尤其是詩文詞匯大量流失，深深影響到新詩的內(nèi)涵深度和色調(diào)的豐富，因此，我們必須面對詩歌語言的再創(chuàng)新。古典詩詞由于不受口語的約束，辭藻是極為豐富多彩的。

　　詩品的高遠還在于詩的境界。境界是詩的靈魂，是詩的看不見的空間，想象力是可以打開它的靈魂的居所——詩的形式的金鑰匙。今天的詩人應當多讀古典詩詞，領(lǐng)悟古典詩人的精神素養(yǎng)、詩魂境界的超越不凡，豪邁處蕩氣回腸，悲憤處驚天地泣鬼神，自然也有深情溫婉之時。而詩人又將這一切心靈之境界，鑲嵌入詩之肉體，這一切絕非“我手寫我口”所能達到的。

　　記者：中國新詩應該往何處去？

　　鄭敏：中國當代新詩往何處去，這是一個思考中的問題。依我所見，21世紀中國新詩的問題存在于兩個方面。從新詩的藝術(shù)和審美層面來說，新詩的最大任務，就是尋找具有自己漢語語言特性的當代詩歌藝術(shù)，建立自己的新詩詩學，才有可能與世界的當代詩并駕齊驅(qū)。

　　從詩的內(nèi)容方面來講，當代的詩有一種傾向，似乎以反崇高、反審美、反共性、反文化、反意義、反主題，代之以虛擬、玩世、丑陋、庸俗等等，希望達到所謂“先鋒”的勝利。境界是詩歌的靈魂，也是價值的最終所在，它并不浮出詩歌的表層，但卻以它那不可觸摸的光輝照亮全詩，沒有境界的詩如珠玉失去光澤。詩歌需要詩人對生命真誠地揭示。真誠是詩人的第一美德，而任何油滑的玩鬧都是對詩的褻瀆。

　　記者：您認為新詩的發(fā)展與中國當下的文化、教育、思維觀等是否有著緊密聯(lián)系？

　　鄭敏：新詩的發(fā)展與我們的文化教育有密切的關(guān)系。人文學科的教育長期得不到重視，這勢必影響到我們的年輕人對漢字、漢語語言文化、古典詩詞等的理解，也就必然阻礙新詩從傳統(tǒng)中汲取營養(yǎng)，得到健康的發(fā)展。

　　另外，現(xiàn)在我們大學里中文系不認外文系，外文系不管中文系。外文系完全是語言教學了，鮮有文學研究。中文系總覺得只要對中文負責就行了，沒有打開國門，把自己放進世界文學中去思考，不能以世界的眼光研究古典文學。中國有深厚的古典文學，新文學出現(xiàn)后它被忽視了，其實如果用世界的眼光挖掘古典文學，那里有著無窮的寶藏。

　　采訪手記

　　唯有這片葉子

　　還在閃亮

　　鄭敏是我采訪過的最年長的一位采訪對象，但我卻時時訝異于她的那份純真。當然，她有著這個年齡的人不可避免的特點，比如說話重復較多，隔一會就會忘記我的姓名和供職單位。但她言談舉止中流露出的本真，著實讓人感懷。

　　文學和聲樂是她的最愛。她的聲音悅耳動聽，這得益于她1948年在紐約留學時，曾師從一位具有世界聲譽的朱麗雅特音樂學院聲樂教授泰樂先生學習聲樂。談到音樂，她興致極高地坐到鋼琴前，邊彈邊唱，為我展示了她的意大利發(fā)聲法，并現(xiàn)場教學，一定要我跟著她學唱。她還不無得意地告訴我，原來她的高音可以唱到3C。

　　她曾被詩界同仁戲稱為“憂國、憂民、憂地球”，雖然年過九旬，她仍在不停地思考，關(guān)注詩壇，關(guān)注社會。畢竟年齡大了，她很少出門走動，但她總是好奇地向我打探“外面的世界”的動向和我們這一代人的看法。采訪已經(jīng)進行了3個鐘頭，我怕打擾她趕緊起身告辭，可她仍挽留我，并拋出一連串的問題：“你認為什么是地道的中國詩？”“你對中國文學怎么看？”“我們可以拿什么作為中華文化的代表向西方人介紹？”“中國還能產(chǎn)生大詩人嗎？”她的問題使我頓時變身成為一個文學青年，恍回到大學時期，青澀而勇敢地在老師面前發(fā)表自己的看法。

　　人說詩人的情懷是純真，鄭敏先生卻說：“詩人的命運是預言家，是先知者，他永遠遠眺，永遠思考人類的命運，因此永遠是人類歷史的哨兵�！�

　　諸葉凋零，唯有這片葉子還在閃亮。

　　人物小傳

　　鄭敏，1920年生，福建閩侯人，中國現(xiàn)代女詩人。主要作品有詩集《詩集1942——1947》、《九葉集》(合著)，文論《英美詩歌戲劇研究》、《鄭敏文集》(6卷)，包括詩歌、文論、譯詩等。1939年考入西南聯(lián)大。1948年赴美留學，入布朗大學。1952年獲英國文學碩士。1956年回國，到社科院文學研究所外國文學部從事英美文學研究。1960年調(diào)北京師范大學外語系，從事教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