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派話劇的氣質——觀上海話劇藝術中心的三場進京演出

《資本·論》

《原告證人》

　　2012年，北京人藝攜《窩頭會館》、《知己》、《我愛桃花》等作品赴上海演出；2013年上海話劇藝術中心受北京人藝邀請，攜《原告證人》、 《資本·論》與《活性炭》三部作品赴北京演出。北京與上海本就是兩個氣質不同的都市，北京人藝與上海話劇藝術中心也是兩個有著不同的傳統、在當下又持有不 同運作方式的戲劇團體。這樣的戲劇交流，將不同氣質的戲劇文化呈現在兩地觀眾面前，必然帶給兩地觀眾非常特殊的感受。上海的三部劇目在北京首都劇場連續三 周的集中演出在北京的戲劇觀眾之中，引發了非常熱烈的討論。

　　都市觀眾偏好的題材及其都市感

　　站在北京戲劇的立場上看上海的戲劇，首先要明白的是，上海是一個與北京不同氣質的國際都市，而上海話劇藝術中心，則是比較早改制的戲劇演出團 體。因此，不同于北京人藝歷經六十年所保持的藝術生產連貫性，不同于北京人藝有著特色鮮明的保留劇目培養出的“中國氣派”，位于國際都市繁華地帶的上海話 劇藝術中心，其成立之初面對的，就是處于相對弱勢地位的話劇這樣一種藝術樣式，如何在新興文化市場中立足？面對的，是越來越年輕化的都市觀眾，對于話劇這 樣一種藝術可能有著全新的認識與想象。如何回應這兩個挑戰，是上海話劇藝術中心的創作要面對的任務。上話以其帶有國際視野的敏銳觸角，選擇了新興的都市觀 眾偏好的題材，并以新鮮的藝術能量，將這一都市感展現在舞臺上。

　　具體來說，這種都市感，首先體現在上海話劇藝術中心作品所選擇的題材。題材上的新鮮，不僅是來京演出的劇目所具備的，也是上海話劇藝術中心一直 以來的特色。比如《武林外傳》火的時候，就與寧財神合作推出了《武林外傳》的話劇版本；《鋼的琴》的電影上映不久，上話就推出了同名話劇；韓寒的《光榮 日》、余華的《兄弟》也都是在小說出了不久就在上話有了話劇版……話劇改編的好壞優劣可以細致分析，但將創作緊緊扣住這個時代文化生活的主流，體現了上海 話劇藝術中心面對一個新興的城市白領與市民階層的文化需求所做的不懈努力。這次來北京演出的三個劇目，《原告證人》是個懸疑劇。上海捕鼠器戲劇工作室比較 早地將懸疑劇引入到舞臺劇創作，而上海話劇藝術中心敏銳地發現懸疑劇是一個整合市場和藝術的有效途徑，很快聯合捕鼠器工作室推出了阿加莎·克里斯蒂的系列 舞臺劇作品。《資本·論》的創作源于2009年金融海嘯。上海的戲劇人反應足夠敏捷：他們以開闊的視野與大膽的想象，敏銳地將撼動著整個資本市場的巨大力 量，與自身在創作中面對資本的難題結合起來，在席卷全球的金融風暴的背景下，審視當前戲劇文化產業發展可能的危機。三部戲中的《活性炭》聚焦于家庭生活， 在巧妙的結構中以父輩的情感生活，拉深了青年人情感生活的內涵，這種處理方式在情感題材中也算是較為新鮮的。

　　手工細致 節奏明快

　　選擇什么樣的題材，也許不是最難的；真正困難的是如何在舞臺上體現那種帶著國際范兒的都市感？在這方面，這三部作品在風格上雖然各具特色，但也有些共同之處。

　　如果說戲劇是工業時代的“手工活”，那么一部作品手工是不是細致，觀眾會直接感受到的。這三部作品在認真、細致這一點上，還是非常下功夫的。比 如《原告證人》在舞臺上“還原”的英式法庭。舞臺上燈光亮起，照亮整個舞臺布景的剎那，即使是很熟悉首都劇場舞臺的觀眾，也會吃一驚：恢弘的法庭造型，似 乎陡然讓這個舞臺寬闊了許多。在表演上也足夠細致，尤其是法庭一場，無論是呂涼飾演的律師不失時機地抽著雪茄喝著小酒的細膩小動作，還是法官節奏精準的插 話，還有曹雷飾演的女管家不時的磕磕絆絆……這樣認真準確的表演，是對于觀眾的尊重。在《活性炭》中，這種“手工活”更集中在演員極為細膩的表演上。不用 說許承先對于表演的精準把握，青年演員吳靜為與王衡的情感戲，也把握得很有分寸——米雪在準備收拾子來房間時一秒鐘的停頓，剎那間就讓觀眾體會到了生活的 微妙。

　　其次，這三部作品基本上都在一種明快的節奏中迅速地推進。比如話劇《資本·論》在一些場面中運用音樂劇的元素，推動劇情，活躍場面。在醫院找投 資人一場中，本來在病床上的“病人”和給病人吃藥打針的護士，在關鍵時刻，都成為呼應男主角的群眾演員。他們且歌且舞，以很別致的編排將這一場面帶動起 來。而這段音樂的節奏鮮明，也恰當地呼應著人們在資本攪動下的欲望。《資本·論》中男主角與“巴菲特”見面的場景，讓一位女演員身著公主裙扮演“巴菲 特”，與男主角唇槍舌劍地對話，也別出心裁。

　　總的來說，上話帶來的三部作品，都有這樣的特點：不要求特別的厚重，但要求的是精準、細致的舞臺表現；不要求深度的剖析，但要對于新鮮事物的敏 銳感覺。這是上海戲劇給我印象深刻的地方，我想也是上海話劇藝術中心面對著與北京人藝不一樣的文化與市場課題，做出的自己的回應。這是上海這樣一個變化迅 速的大都市所要求的，也是改制后的上海話劇藝術中心的經營方式所要求的。上話在整體風格上和北京人藝的不同，源于兩個不同團體所面對的不同任務，各自有各 自的所長，各自也有各自的短板。

　　遺憾與短板

　　站在北京人看戲的角度，著眼于作品的深度與厚度，還是會有些遺憾的地方。比如說《原告證人》中的法庭戲雖然精彩，但龐大的舞臺造型也難免讓人感 覺吞噬了演員的表演能量。如果舞美不那么突出，讓舞臺聚焦在主要演員的表演上，這部作品會不會更有深度？比如說《活性炭》，父輩和子輩的情感生活互相對 照，是個很好的結構：但父輩的故事如何更好地融入到子輩的故事中，子輩的故事又如何不是被動地接受父輩故事的洗禮——如何讓這個結構更具動力，也仍然是這 個作品可以深入的地方。

　　這次來北京演出爭議比較大的是《資本·論》。《資本·論》頭頂著“資本論”的帽子，難免被人要求看到“資本論”的厚重。《資本·論》其實根本沒 有那么大的野心，但《資本·論》確實又是在處理我們當下面對資本的困境。整部作品雖然夾雜著旁氏騙局、金融大鱷，但整個戲的著力點，還是在于創作者實實在 在地面對著的文化與資本的關系。文化事業需要資本運作，可是文化最后有可能被資本運作淹沒了。這一創意是完整的，但苛刻一點看，現在戲劇雖然在主要線索上 是展現男主角在資本的推動下，被資本一步步的異化，但是，在一些場面中被玩耍帶著跑得太遠了——比如十個劇目混著演出造成的混亂局面，比如現場男演員帶著 觀眾玩“旁氏騙局”——這些場面雖然熱鬧，但有些臃腫，干擾了人物在“運作資本”的過程中，逐漸被資本同化最后掀翻劇場、撕碎文化的主線，有些得不償失。

　　無論如何，戲劇觀眾都得益于這樣的文化交流。上海話劇藝術中心在北京演出引發的討論，在克服審美經驗差異之后的互相觀望，也應是認識對方的出發點。我們期待這樣的交流一直延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