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濤：我的絢爛天空與豐腴大地

http://www.donkey-robot.com 2013年04月12日09:22 來源：中國作家網 李墨波

　　真誠的寫作離不開童年經驗的滋養

　　記   者：您為什么喜歡兒童文學？是什么樣的機緣讓您走上兒童文學之路？

　　薛   濤：有人說兒童文學作家是生就的，不是造就的，意在強調兒童文學作家身上的某種天性。我究竟是生就的還是造就的？假如我果真有“生就”的部分，我倍加感激父母和家族的基因。但是今天我還是想說說被“造就”的那部分。

　　我最早接觸的作家是兒童文學作家肖顯志。在鐵嶺師專讀書的時候，我寫了很多散文習作，常常翻過龍首山進城交給肖老師提意見，肖老師跟我講到兒童文學創作，建議我嘗試寫寫兒童文學。后來我分配到營口一所高中工作，開始醞釀寫兒童文學。

　　那時候我20出頭，想終生從事寫作，不著急取得成就，想從基礎訓練開始。我寫了幾十篇小小說，《青年文摘》《中學生閱讀》《小小說選刊》都選載 過我那時候的作品，其中的兒童小說《黃紗巾》《冬天》《女孩的暖冬》還選入蘇教版、北京實驗版的初中語文，廣東的大學語文等。托爾斯泰說小小說是訓練作家 的最好的學校。其實換個詞組更確切，小小說是對作家的“魔鬼訓練”。 千八百字的篇幅，要在語言、立意等諸多方面進行鍛造，我對自己進行的就是這樣的“魔鬼訓練”。接下來，我嘗試篇幅更大的短篇小說寫作，《河澡》《空空的紅 木匣》《白鳥》等作品被《新少年》《文學少年》《兒童文學》《少年文藝》熱情接納，《兒童文學選刊》從那時就及時關注到我，大力推出我的作品，對我的關注 一直持續到現在。

　　那時候，我結識了遼寧兒童文學的“祖母”趙郁秀老師，還有鄭曉凱、寧珍志老師(這個名單很長，他們在我心里很重)，他們給了一個年輕人最需要的鼓舞。這個年輕人并非才高八斗，自己都看不清未來，是這些編輯的目光照亮了他的前程。

　　一個作者的成長，編輯的作用大于讀者的作用。什么是機緣？機緣肯定與某時某地結識的某人有關。我與兒童文學的機緣就是那些人造就的。他們熱情、無私，把文學當成信仰，把發現和培養青年作者當成責任和義務。這是我的幸運。

　　記   者：您的童年是如何度過的？童年的哪些重要經歷影響到您后來的兒童文學創作？

　　薛   濤：說到童年，繞不開昌圖這個地方。

　　“昌圖”二字源自蒙語“常突額爾克”，意為“綠色的草原”。200年前這里還是蒙古人的游牧區域，水草豐美，鳥獸眾多。這里跟內蒙古科爾沁左翼后旗交界，遙遠年代在這里繁衍生息的滿、蒙先民信奉一種自然宗教：薩滿。

　　在我童年的印象里，我把薩滿跟下鄉的二人轉劇團混為一談。他們都是歌者和舞者，只不過他們的歌舞里充滿了異樣的神秘氣息，讓我一直不敢走近。我 躲在遠些的地方就能聽見清脆的腰鈴和叮咚的神鼓。待我拉上弟弟小心走近，失魂落魄的歌聲也泄露出來，我趕緊帶著兩個弟弟逃了。對薩滿的記憶讓我敬畏天地生 靈，這直接影響我的生命觀和宇宙觀，進而也一定影響了我的文學觀。還有，它在我的作品中注入某種味道。那味道就像薩滿的腰鈴和神鼓響起來，村道、屋頂、草 垛飄揚起的詭秘、特異的氣息。

　　童年的記憶、大地的氣息時刻影響我的表達。真誠的寫作離不開童年經驗的滋養。反過來缺乏童年經驗滋養的文學我深表懷疑。

　　我從出生到參加社會工作之前，一直沒有離開過遼北。離開家鄉的好處是心中會多一抹鄉愁。從前，想到家鄉心里常常充滿甜蜜的感傷。它似乎近在眼前，卻又因年代久遠而模糊。它神秘莫測，彌漫著不可言傳的氣息。現在，它卻給我力量，我的文學前途全仰仗它了。

　　記   者：您在什么時候通過怎樣的方式完成了自己的文學準備？

　　薛   濤：我的文學啟蒙來自母親，她是一位語文教師。上學前她就做我的“語文”老師，教我識字讀書。我還喜歡一個人躺在草甸子里看書，一本是《西湖民間故事》， 一本是《魯迅全集》(第二卷)。進入學生時代，我讀了一些小說。古代的、現代的，中國的、外國的，積累了無數個“提示”、“頓悟”、“驚喜”之后我自以為 知道了小說的做法。我不認為書里面有什么學問，從來都不想在書中學到什么，它能給我一分驚喜我就服氣。我大概是在尋找跟世界溝通的渠道，希望它能給我一個 提示，讓我生出一分頓悟，打開一個出口。所以到現在，我都不是一個有學問的人。

　　這幾年我癡迷那些陌生的行當，木匠、花匠、鉗工、車工、養菇人、養蜂人、軟件工程師、營養師……我遇見一個鐵路尋道工，我很愿意請他喝一杯，聽 他講講他們的秘密生活。有一段時間我悄悄跟蹤一個養蜂人，我當然不想偷他的蜂蜜，我要盜竊的是養蜂人的“奧秘”。我怎么解釋他都不信，還是懷疑我是偷蜂蜜 的賊。我幫一個藏民撿拾麥穗，我跟一個捕鳥的人探討小哲學……

　　這些算不算文學準備？我不知道。我隨時進行文學準備，這件事沒完沒了。

　　把人性帶到有光亮的出口

　　記   者：您的小說不是社會化地看取世界，而是審美化地觀照世界，這使得您的小說有一種詩性，呈現出一種清澈純凈的質地，空靈唯美，意蘊悠遠，您的這種文學風格是如何形成的？

　　薛   濤：小說首先是藝術，然后才是別的。或者這樣說，文學首先是別的，最終還是藝術。

　　社會化地看取，難免對世界進行功利性地辨析和拆毀。人性缺憾，人生蒼涼，固然可以手執匕首施以剖解，把人性和人生的真相戳穿給人看。之后呢？是 躲在角落里看笑話，發出惡作劇的壞笑，還是擺出一個小人得志般的表情，欣賞自己的成果。要我說事情并沒有結束，文學不能停留在拆毀這個層面，還要建設。須 拿起另外兩件工具，那就是針和線，對傷口進行縫合。縫合的時候，如有必要也要注射一點麻醉劑，這也許就是詩性。如此這般才算把持了藝術良知。

　　或為刀客，或為醫生，我大體屬于后者。我一直寫兒童文學，從未宣稱為讀者寫作。可是我知道自己寫的書不可避免會落在某個孩子手中，我就更覺得詩性的必要。

　　當然某一種詩性也有毒，那就是對殘酷現實的掩蓋或逃避。我筆下的詩性不回避現實，是對現實的審美呈現和善意修補。我不營造虛假的明媚，更不會把 讀者帶進幽暗境地自己一走了之。我愿意繼續探索，把人性帶到有光亮的出口。在《隨蒲公英一起飛的女孩》結尾，“我”錯過與小琪的見面，可是蒲公英每年都有 一次起飛的機會，那么“我”與小琪就還有機會。

　　記   者：落實到小說的技巧上，這種風格又是如何實現的？

　　薛   濤：先修心，技巧自然天成。我重新選編自己的作品時，覺得最初的一些作品顯得雕琢，甚至做作，比如《白鳥》集中的一些作品。我想原因就在于修行不夠，內功 欠火候，不得不依賴外在的手段，布局謀篇時便用力過猛，所以留下刀砍斧削的痕跡。僅僅靠技巧完成不了“詩性”、“空靈”、“悠遠”的藝術指標。

　　記   者：追求小說純美的詩意和意境，常常需要對現實生活做出凈化和提煉。這樣的凈化和提純是否會傷害到作品的豐富和飽滿，或者說截斷了地氣。您如何取舍？

　　薛   濤：凈化和提煉，分寸掌握不好，一定會傷害到作品的豐富和飽滿。這也是一直糾結我的問題。如何取舍呢？我拿真誠做尺度，尊重生活，不粉飾現實，不掩蓋真相，力求揭示本質，同時保證細節的真實和豐富。創作探索中的成敗得失都沉淀下來，變成我的寫作經驗。

　　記   者：您認為兒童文學是否需要傳遞生活的豐富和復雜？

　　薛   濤：肯定需要。兒童文學作品呈現出的生活越豐富越好，越復雜越好。不但讓讀者看到生活的真相，更要品出人生的本質。不仿真，不偽善，不虛美，惟有如此兒童 文學的生態才能平衡。兒童文學什么時候能坦然面對復雜的慘淡的人生，用高超的敘事藝術為人性的成長畫出一條真實可靠的路線圖，這個路線圖不會讓人誤入歧途 (此為“真”)，它懷揣一顆悲憫心把人性帶到有光亮的地方(此為“善”)，并保證這是一次美妙愉悅的旅行(此為“美”)——這時候才會產生面向未來的經 典。

　　大地給予創作需要的一切

　　記   者：梳理您的兒童文學創作，大致可以分為哪些階段？

　　薛   濤：上世紀90年代中后期算一個階段。主要是中短篇小說，取材現實，對現實進行凈化、提煉，以詩性做最高藝術指標。代表性作品有小說《空空的紅木匣》《藍飄帶》《如歌如詩》等。

　　上世紀末到新千年最初5年算一個階段，主要是中長篇小說，我對現實的提煉升至幻想境地，以探索幻想文學的中國化為努力方向。代表性作品有短篇 《隨蒲公英一起飛的女孩》，中長篇《廢墟居民》《精靈閃現》《正午的植物園》，也有童話《兩只相距四點五厘米的螞蟻》《一棵銀杏與一棵銀杏的愛情》，直至 取材中國神話傳說的“山海經新傳說”三部曲。

　　近幾年是我最看重的階段，我的創作風向發生很大的轉變。作品涉及各種篇幅的小說，體裁還涉及詩歌、散文、童話。我把寫作姿態從仰望星空回落到腳 下的大地。代表性作品有短篇小說《鐘聲不止》《小車站》，中篇小說《護林員的春天》《小城池》。長篇小說《滿山打鬼子》《虛狐》，散文《與秋蟲為伴》，詩 集《四季小豬》，童話《稻草人》《河對岸》等等。

　　記   者：《廢墟居民》《精靈閃現》《山海經新傳說》等作品致力于探索幻想文學的“中國化”，兒童文學評論界也注意到您的努力。怎樣理解幻想文學的“中國化”？

　　薛   濤：中國化，要的不是文化符號，是內在的文化性格、精神氣質。近年出現的幻想文學，帶著濃厚的外國文學痕跡。我讀過一些作品，大多還是“學習心得”，并非 出自靈魂深處的“本土沖動”。其實真摯地寫自己的生活，寫作時有靈魂的震顫，本土性便自然存在，就不必懷疑它的本土性。現在有沒有世界性的生活呢？也許 有。有沒有世界公民式的作家呢？據說也有。目前我只想站在腳下的這塊土地，寫出具有“普世性”的作品。

　　記   者：從之前空靈唯美的幻想文學到后來描寫您熟悉的那片土地的生活，您的創作開始轉變風向，用您的話就是從仰望星空到俯視大地。在這個轉變過程中，您對于生活和文學有怎樣的感悟？

　　薛   濤：年輕的時候寵信想象力，認為靠虛構本身就能把小說寫到極致。寫來寫去不好意思再寫了，再寫就是重復。前幾年我讓自己停下來，尋找新的出路。這時候，我感受到腳下的土地。故鄉風物、蕓蕓眾生突然浮現，闖進我的視野。我第一次體會到什么叫地氣，什么叫底氣。

　　其實，我還從未認真打量它的寬度、感知它的質感。它是如此遼闊、豐腴。風景和糧食、空氣和水、歌聲和微笑，生活需要的一切大地都給予。故事和細 節、詩意和想象、絢爛和蒼涼，創作需要的一切大地也給予。從前，總擔心想象要枯竭，故事會結束。其實，草木歲歲枯榮、四季年年更迭，萬物生生不息。現在， 我堅信靈感眷顧那些深情匍匐在大地上的作家們。

　　天空絢爛，大地豐腴。作家是天地之間卑微的乞討者，全賴著它們的施舍、養護。

　　我要挖掘的是人類精神深處的 “城池”

　　記   者：《小城池》中那片廢墟以及沙漏自己的小城池，象征著什么？

　　薛   濤：“廢墟”象征坍塌的現實和人生。在沙漏那里，“小城池”是一個女孩不容進犯的內心。在五爺那里，“小城池”是他私密的情感領地，它同樣不容進犯。然而 進犯卻無時不在，它就像一盞不甘心熄滅的探照燈，死死盯住人性角落中那條幽深的隧道，有點粗暴又有些偏執。面對外部世界的進犯，“小城池”其實岌岌可危。

　　我要挖掘的是人類精神深處的 “城池”。它是尊嚴、信仰，它像蹲在人心里的一尊“佛”。外部世界動蕩不止，它是深藏在人心底部的穩定內核。

　　記   者：在《小城池》里您用細致的筆墨成功地塑造了沙漏這樣一個形象，卻讓她在小說的末尾猝不及防地被埋葬在廢墟中。這樣的處理給讀者帶來極大的震撼，心里有 久久揮之不去的感傷。為什么會這樣處理結尾？我發現您的作品中常常會有一個悲劇性的結局，或者滲透出淡淡的憂傷，您是否更喜歡悲劇？

　　薛   濤：我總認為大團圓結局是作者的無能，這肯定是偏見。可是當你說我的作品常常會有悲劇性的結局，我看也該警惕一下了。這是否也算無能？

　　這個故事本來有一個圓滿的結尾，沙漏和五爺的前途更加光明、燦爛。寫完之后又茫然，覺得這個結尾太虛偽，違背我的藝術良心。我反復考量，終于徹 底看透它的“無恥”。于是改成現在的樣子。這樣結尾不是刻意要震撼的悲劇效果，它肯定更誠實。誠實比什么都重要。 “作為一個職業說謊者”(村上春樹語)，小說家有權利對讀者“撒謊”。不過優秀的小說家卻不該濫用這個權利。他總是握著一個基本的良知——掀開一個更真實 的世界。所以，小說家筆下的世界常常殘缺，充滿“哀傷與別離”，讓人黯然神傷。這卻是對現實的尊重，也是對讀者的尊重。

　　我不敢濫用說謊的權利編造 “虛假生活”。

　　記   者：我發現您特別“迷戀”死亡。《小城池》《隨蒲公英一起飛的女孩》《稻場笛聲》《正午的植物園》《精靈閃現》等等都涉及到死亡，為什么會這么處理？是否認為死亡具有一種殘酷的美感和詩意？或者說死亡在您的敘事策略中是一個重要的部分？

　　薛   濤：童年經驗在作怪。

　　我的家鄉盛行靈異故事，傍晚的街談巷議常常彌漫詭異的氣息。父親母親圍著夜燈講，眼睛里閃著神秘的光；奶奶和鄰居隔著墻頭講，時不時回望空曠的 田野，眼神中充滿疑慮；父親的一個朋友跟黃鼠狼有某種默契的關系，實際上他被那個小生靈控制。人們便四處尋找那只黃鼠狼，打死它，他才能恢復自我；爺爺去 世以后還時常“光顧”，據說他還有些未了的事兒(《隨蒲公英一起飛的女孩》《正午的植物園》寫的就是死后“未了的事兒”)；大舅25歲因病去世，從此我家 常年籠罩在憂傷、神秘、怪異的氛圍里(這個氛圍在《精靈閃現》里隨處可見)。我的審美取向大約在那時候定型。

　　少年時代的這些見聞讓我誤以為“死”并不是結束。非但沒結束，更精彩的故事開始了。“死”，實在是我寫作時繞不開的經驗，我癡迷它的殘酷，玩味它的詩意，以至于它成為我的敘事策略的一部分。

　　記   者：塑造小英雄曾經是兒童文學的一個傳統。一些成功的小英雄形象比如小兵張嘎、潘冬子等深入人心。您在《滿山打鬼子》中塑造的滿山與這些經典的兒童形象不同。能否談談您的創作初衷？   

　　薛   濤：滿山首先是一個孩子，到最后也不能算標準的英雄。滿山按照一個孩子的本性行事，從來不用“英雄的思維”行事。滿山沒有鮮明的民族意識和敵我概念，即使后來有了一些領悟，也是經歷了漫長的覺醒。

　　滿山是我少年時代的精神自傳。滿山是我。

　　記   者：您的抗日題材的兒童文學與之前那些作家的相比有了不同和超越。

　　薛   濤：也不敢說有多少不同和超越。

　　我沒有大寫軍事侵略，主要觸及到在文化教育方面的侵略，實質是精神的侵略。電視連續劇《滿山打鬼子》的制片方和編劇在改編這部作品時也著重抓住 了這個層面的立意。我究竟想寫什么呢？戰爭、敵我、中日、侵略、人性……已經寫得夠多也夠精彩了。那個層面的東西已無需我再費心思。我要把更永恒的意味寫 出來。因此我把立意落在一個不文明的力量對童心的蔑視、對成長的襲擾，對詩性的掠奪，它是一個不死的惡魔，借助一切機會和手段以便達到它的陰險目的。當然 在《滿山打鬼子》中它利用的是民族間的侵略，在《如歌如詩》中它利用的是“物質”和世俗力量。這樣的摧毀，過去如此，現在也這般，將來也不會銷聲匿跡。如 果說我寫的是戰爭，這個戰爭肯定超越了敵我戰爭、民族戰爭，它更是一個孩子執著的內心與粗暴的外部世界之間的戰爭。

　　一部作品，如同一只竹筍，可以一層又一層地供人剝取，它提供的層面越豐厚越好。

　　寬恕一切，并善于自我救贖

　　記   者：您心目中好的兒童文學是什么樣子的？關于兒童文學最重要的三個品質，您認為是什么？

　　薛   濤：我心目中好的兒童文學：單純，不膚淺；有趣，不低級；優美，不矯飾。三個重要的品質是，文字淺白流暢，細節閃耀靈光，立意高遠豁達。

　　記   者：您曾經在一篇文章中談到文學的“所為”與“所不為”，覺得有些兒童文學創作太過浮躁。您認為當下的兒童文學還存在哪些問題？

　　薛   濤：近10年兒童文學最大的成就是走進兒童的閱讀，出版界付出巨大的勞動，作家奉獻出相當多的精力和智慧，出現大量的暢銷書和常銷書。成也蕭何敗也蕭何， 缺憾與成就相輔相生——文學精神旁落了，藝術操守動搖了。當下兒童文學存在的問題似乎漸漸形成共識，這些問題也是我身上的問題。這些問題大多存在于某特定 層面，并不是兒童文學界的整體狀況。因此無須我過度解讀，只簡單列舉一下，權當借此自省。

　　1.眼睛盯著的不是孩子的書包，而是孩子的錢包；2.對文學不敬畏，對銷售量太敬畏；3.文學情懷淡薄，商業理念濃厚；4.自戀足夠，自省不夠；5.復制力高居，原創力低迷；6.無根，無家國，也無世界。

　　記   者：隨著年齡的增長，會漸漸遠離孩子們的世界，生活經驗幾乎沒有重合。您如何做到始終保持一顆童心，最大限度地去體味和理解孩子們的世界？

　　薛   濤：童心其實是這樣一顆心——它寬恕一切，并善于自我救贖。懷揣這樣一顆心，年齡再大又有什么關系？它是一個萬能通行證，與任何時空兼容。四處通達，定能自由出入孩子的世界。經過十幾年的創作，我越來無需擔心歲月會把這張通行證收繳回去。

　　只要腳步走在寬恕和救贖的道路上，這個通行證便暢通無阻。

　　記   者：您和女兒的關系好嗎？怎樣相處？她是否帶給您文學創作的靈感？您認為我們可以從孩子的世界中學到什么？

　　薛   濤：我和女兒是朋友。她是我的諍友，告訴我哪里寫的精彩，哪個段落俗不可耐。她也是我的密友，受到打擊時分擔我的不快，收獲果實時分享我的喜悅。

　　我和女兒是師生，她是我的老師。我寫的“作業”，她不但每本必審，還要寫上批改意見。我最開心的事情是得到她的表揚和鼓勵。我的很多“作業”是給她寫的。我常常從她那里探聽其他“老師們”的虛實，她給我講他們的新鮮事。

　　我還從女兒那里溫習一些詞語的本意，比如幽默、天真、好奇、直率、悲憫、良心、道義。如果說母親是我的文學啟蒙老師，女兒當之無愧是我的兒童文學啟蒙老師。(李墨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