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是聚集智慧、推動創新的必要載體

圖片作者：莫非 圖片說明：圖/莫非

　　美國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城市的勝利》一書作者愛德華·格萊澤： 城市是聚集智慧、推動創新的必要載體

　　本報記者 任思蘊

　　◆針對人們一直以來對城市有失偏頗的譴責和對農村不切實際的向往，格萊澤在《城市的勝利》一書中明確指出：城市才是人類最偉大的發明和希望所在。為什么城市更有利于保護自然環境？城市如何使人們更聰明？為什么不斷深化的信息技術并不會削弱城市的價值？我們不妨聽聽格萊澤的觀點。

　　比起骯臟、擁擠和混亂的城市，充滿詩意和田園氣息的農村似乎更適合人類居住。這一觀念長期以來主導著很多人對生活的向往，包括盧梭和梭羅在內，許多思想家在城市和農村的選擇上，也立場鮮明地傾向農村。

　　然而，美國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愛德華·格萊澤(Edward Gl aeser)卻在他的《城市的勝利》(Triumph of The Ci ty)一書中為城市申辯：城市才是人類最偉大的發明和希望所在，高密度的城市生活才更有利于環境保護。格萊澤認為，相對緊湊的城市生活不僅節約能源，也能降低對環境的傷害，而很多人向往的郊區生活反而會增加交通工具的使用、能源的消耗以及碳排放。在他看來，“居住在上海的高層公寓內，遠比居住在綠樹成蔭的波士頓郊外更環保”。

　　對城市充滿興趣的格萊澤游走于全球各類城市——雅典、倫敦、東京、班加羅爾、波士頓、新加坡……他深刻體會到，城市相比農村的最大價值在于，城市才能更好地維持人們之間的“親近性”，才能促進人與人之間的思想交流，才能最大限度地激發靈感和推動創新，從而促進城市的進一步繁榮，推動人類文明的進程。在互聯網技術日益影響人類交流方式的現在，格萊澤也絲毫不擔心城市的價值會被取代。他相信，連雅虎和谷歌這樣能輕易實現遠程辦公的企業尚且需要一個實體的辦公場所來保證員工的交流，恰恰說明，在充滿信息碎片化和復雜性的互聯網時代，面對面交流顯得更加重要。

　　獲得過芝加哥大學博士學位的格萊澤擅長以經濟學的方式來研究城市發展，他撰寫了大量和城市有關的文章，話題涉及城市的發展、種族隔離、犯罪和房地產市場等。他的主要研究興趣，在于探討城市發展的決定性因素以及城市作為知識、理念和創新的傳輸中心所具有的意義。

　　盡管研究的對象是城市，但格萊澤的著眼點始終是人。《城市的勝利》一書在羅列城市優點時雖然充滿了經濟學家“利益最大化”的研究取向，但是仔細閱讀，我們就會發現：與其說作者在為城市大唱贊歌，不如說是在鞭策我們重視城市的管理以發揮城市的優勢；看似在對比農村和城市的優劣，卻時時在提醒人們要把人放在城市發展的核心位置。

　　城市究竟如何使人們更聰明、更富裕、更健康、更環保？高密度的城市生活是否會陷入環境保護和公共安全問題的兩難？城市的勝利是否意味著農村生活不值一提？圍繞這些問題，格萊澤接受了本報記者的專訪。

　　與其向大自然索取城市空間，不如加強高密度城市的管理

　　文匯報：盧梭說過：“城市是人類的深淵。”在人類歷史上，譴責城市、倡導回歸自然的聲音確實不絕于耳。您在新書《城市的勝利》中卻提出：城市是人類最偉大的發明和最美好的希望。您為何會有此有別于傳統認識的觀點？

　　格萊澤：人類在大自然中的收獲是顯而易見的——綠色的植物、清潔的水源和清新的空氣。相比之下，城市里似乎缺乏這些東西。的確，在很多人看來，城市仿佛一團混亂，毫無樂趣。但根據我本人的研究，城市實際上是人類最偉大的發明。人之為人的最大價值之一在于，人和人之間能夠相互交流學習，而只有在城市里，人類的這一價值才能實現最大化。

　　從西方的發展中可知，城市在人類歷史上一些“質變”時刻扮演了重要角色：從古希臘的哲學到文藝復興時期的藝術，再到今天的“臉書”網站這種新型社交形式，正是由于人們群居于城市，保持一種智慧密集的狀態，人和人之間的聯系得到加強，才使得借鑒他人的智慧成果變得更容易，思維也更加活躍。千百年來，東方文明尤其是中國的文明，引領著世界的發展，這與歷史上東方的高度都市化不無關系。東方的城市對于推動當時文明的發展作用巨大，遠遠領先于同時期其余大陸上的農業文明。

　　城市的確有許多缺點，比如污染、擁擠以及不容忽視的犯罪率。但是，相比之下，農村的貧困豈不是更看不到未來么？應對城市病的合理方式是加強對城市的管理，而不是消極指責城市的種種弊端。

　　文匯報：擁擠、傳染性疾病和犯罪等問題，是人們批評大城市病的主要依據。社會學家劉易斯·芒福德(LewisMumford)曾激烈批評城市的無限擴張和人口過剩。他提出：要改變大城市的基本經濟模式，必須制止人口增長，制止建成區的不斷蔓延，制止難以控制的巨大和不合理的“宏偉”。對此，您用了“城市比郊區更綠色”的論斷給予應對。能否簡要解釋一下這一論斷？

　　格萊澤：我認為，最好的安排是，即使生活在城市里，也能隨時親近大自然。公園、綠地、林蔭道、河邊步行區等，都是城市里美麗的風景。我們千萬別混淆城市和環境這兩個概念。人口密集的城市生活正是人類保護環境的最佳途徑。人們在相對“緊湊”的城市空間生活，住在較小的房子里，出行一般只需短途交通。由此，我們消耗的能源相對較少，對整個環境的傷害也較小。相反，如果我們居住在人煙稀少、森林環繞的郊區，每次出門辦事，都有可能需要行駛很長的距離，這樣反而浪費能源。在我看來，居住在上海的一個高層公寓內，遠比居住在綠樹成蔭的波士頓郊外更加符合“環境友好型”的理念。

　　新興經濟體處在快速工業化過程中，碳排放水平比較高。假設，在快速發展的經濟體，比如中國和印度，人均碳排放水平增長至和美國郊區的人均碳排放差不多的水平，那么全球的碳排放將會增長超過130%；而如果他們的碳排放維持在富裕國家和地區的水平(超高人口密度的香港除外)，則全球的碳排放將會增長不高于30%的水平。由此可見，郊區雖然人口密度小，但是其人均碳排放才是最令人大跌眼鏡的。因此，從環境保護的角度分析，向郊區擴張建筑范圍，還不如向高空擴張建筑高度。

　　文匯報：您認為高密度的城市生活有助于保護自然生態。但是，不斷增長的人口難免會向自然索取空間，而城市本身又能夠承受高密度帶來的壓力嗎？

　　格萊澤：這就是為什么我強調人類應該縱向向高空索取活動空間。比起將人類的居住點散落在遙遠的郊區或農村，整齊的城市高樓住宅反而會減少人類向大自然的索取。

　　當然，高密度的生活會對城市產生壓力，但是，城市管理是每個城市必須重視的功課。成功的城市管理可以解決許多問題，新加坡的城市管理就是一個成功案例。上世紀60年代的新加坡還是一片貧窮的棚戶區，而今天，它已經向全世界展示了，在一個管理有方的政府的主導下，聰明人群在城市的聚集如何使創新和發展變得更有可能。新加坡的成功離不開政府對教育、法治和基礎設施的重視。另外，彈丸之地的新加坡，也是向高空發展的典范，因此，這里雖然人口密集，但是卻道路整潔，交通順暢。

　　信息技術不斷深化的年代，面對面交流顯得更加重要

　　文匯報：您認為，人與人之間的親近和面對面的思想交流，使得城市變得更有價值。但是，互聯網讓人們得以在虛擬世界中點對點地便捷交流，會不會降低面對面交流的重要性呢？也就是說，人類社會新的溝通方式會不會降低城市生活的價值？

　　格萊澤：可能性不大。人類習慣于面對面交流已經很久了，生機勃勃的互聯網至少目前并未改變這種形式。雅虎要求員工每天到辦公室辦公，因為即使在這樣一個技術密集型企業，人與人之間的面對面交流依然是不能被替代的。和許多公司一樣，谷歌實現遠程辦公是輕而易舉的事情，但是該公司依然建造了名為Googlepl ex的公司總部，只有在建筑實體內，員工之間才能彼此靠近。早在25年前，技術先知們就認為，信息技術的發展會使面對面的交往、以及其必要的載體——城市，變得過時。對于這種觀點，我過去不以為然，現在同樣如此。并且，過去的20年對于城市而言是發展的好時期——以美國為例，西部城市又回歸到繼續發展的軌道，而東部城市也奇跡般崛起。

　　我所認為的趨勢是這樣的：信息技術深化全球化進程，全球化則提升城市的重要性，而絕不是減弱。因為城市促進了新知識、好點子以及創新能力的回歸。所謂近朱者赤，如果你可以與聰明人為伍，豈不是自身也會變得更加聰慧嗎？這也是互聯網時代對于城市發展來說是利好的原因所在。互聯網雖然大規模增加了信息量，但是也帶來交流的復雜性，人們很容易在信息的層層專遞中迷失，因此，面對面交流才顯得更加重要。

　　城市有時就像大學，為人們提供面對面學習的場所。或許有人認為，遠程學習會對大學發展形成威脅。比如就我所供職的哈佛大學而言，課程的網絡化、公開化是否會削減校內學習和研究的意義呢？我不這么認為。從這樣一所生源和師資力量都很卓越的學校畢業的學生，總會有一些與眾不同吧。

　　文匯報：建立各種工業園和科技園是目前中國很多城市規劃的思路。這在美國的城市發展歷史上也是不鮮見的，并且被您稱作“田園資本主義(pastoralcapitalism)”。您為何批評這種思路？

　　格萊澤：這種園區化的發展思路非常不利于保護創新能力。各種特征鮮明的園區總是把特長相似的人聚集在一起，削弱了不同特長的人們之間的交流，也就是說，它把人的創新潛力人為地分隔開來。這樣做會連帶影響諸多的后續發展潛力。

　　大部分最具有創造力的人，需要在處于城市生活的漩渦中心時，才能達到自我激發和迸發靈感的最佳狀態。邊緣化的生活和工作狀態不利于激發他們的潛力，也剝奪了他們與其他人之間進行合作的機會。技術創新更容易自然而然發生在有機的城市空間內，而不是發生在人為的工業、科技園區內。文匯報：美國著名城市底特律，其興盛和衰落是同汽車制造業的產業轉移密切相關的。這一歷史事實是不是表明，放眼于一個較長的歷史時期，城市的興盛更大程度上同產業變革的周期相關？

　　格萊澤：產業變革的周期的確會對城市發展產生影響。沒有城市可以永遠依賴于某一產業而發展。產業最終會離開城市區域，轉移到城市以外的低成本區域，有些產業甚至會向國外轉移。

　　底特律后來的失敗，不僅是因為汽車工業后來轉向別處發展，也因為該城市在汽車工業逐漸衰落的過程中沒有及時找到重塑自身的道路。美國北部很多老城市曾經都是制造業的中心。底特律和西雅圖之間的區別在于，西雅圖及時尋找到了城市發展的另一條出路，而底特律卻沒有。

　　能夠順利絕處逢生的城市一般都有強有力的人力資源基礎和創業基礎。傳統的技能確實是非常關鍵的。自1970年以來，有一部分北部的老城市重獲新生，而有些卻沒有，這其中的變量就在于當年這些城市中具有大學本科學歷的人口比例。

　　創業基礎也是必要的。紐約市就曾受惠于其在服裝行業內的傳統優勢地位，這里曾經是服裝行業小企業和初創企業的發展中心。在服裝行業整體步履蹣跚的大背景下，這種傳統的創業基礎卻使紐約市能在該行業找到新的發展點。20世紀70年代，美國許多古老的工業城市都出現相似的衰退，而當底特律的衰退勢不可擋時，紐約依靠服裝行業實現了復蘇，紐約的服裝行業甚至比上世紀60年代底特律的汽車工業發展更蓬勃。紐約市和底特律的區別又在于，底特律的發展是由三家大型企業主導的，而紐約市擁有成百上千的小型企業，每個小企業主管理著自己的一畝三分地，小企業主在外部情況發生變化時，能夠更靈活地調整方向。

　　文匯報：許多古老的城市后來都曾面臨失去競爭力的威脅，它們先后采取了加大城市建設、巨額稅收補貼等策略來應對城市的衰退。其中，西班牙畢爾巴鄂的古根海姆博物館對這座古老城市的復興功不可沒。文化戰略作為城市復興的成功策略，在全球范圍內是否具有普遍意義？

　　格萊澤：文化戰略是一場充滿風險的賭博。畢爾巴鄂是以文化戰略重塑城市發展的最成功個案。盡管如此，畢爾巴鄂的古根海姆博物館還是受到了批評。一些經濟學家認為，該博物館的投入遠遠大于產出，并且，文化方面的投入在大多數時候是勝算不多的選擇，因為文化設施往往投入巨大而收效甚微。

　　當然，文化有其特殊的價值。成功的城市往往是注重文化和智慧投入的城市，因為在城市的發展過程中，這方面投入會為城市發展助力。文化投入的最重要意義不僅僅在于它或許能夠扭轉城市衰敗的狀態，還在于它為城市居民帶來樂趣。

　　城市規劃必須以人為第一位考慮因素

　　文匯報：您在《城市的勝利》一書中提出：“建設是城市成功的結果而非原因。”中國的城市化進程在加快，大規模的城市化意味著城市的勝利，還是恰恰相反？對于當下正在著力推進城鎮化的中國而言，您會進一步提出怎樣的建議？

　　格萊澤：我知道，中國目前在城市發展方面的投資規模確實很大。但是，必須時刻牢記的是，城市的存在是為人服務的，而不是人們為城市服務。城市發展的核心必須是為了有助于人類的發展，而不是為城市建設的主導者留下功績。

　　舉個例子，上海的南京路是非常棒的城市空間，街道兩邊的建筑物密度恰如其分。更重要的是，南京路本身以及街邊建筑都是兼具實用性和娛樂性的，而不僅僅是作為城市的標志。相對而言，在穿過黃陂路以后，我們可以看到，那里有很多標志性的高樓，這些當然也都不錯，可是問題在于，附近區域在太多的綠化空間包圍下，與周邊區域分隔開來，這不但給行人的走動帶來不便，也使得這一路段的街頭缺乏吸引力。

　　中國的城市很可能在21世紀成為世界上其他城市發展的風向標。我當然非常希望“城市的勝利”在中國也能盡快實現。中國城市發展必須時刻注意投入的有效性和合理性。政府對于城市發展的投入應該著眼于提高居住于城市里的人們的生活質量。文匯報：您所說“真正的城市是由居民而非混凝土組成”的觀點，對于今天中國的城鎮化也很有啟發。問題在于：城市的居民其實不僅僅是一個數量的概念，還存在著更為重要的人口結構問題。今天的中國城市同樣面臨著老齡化的問題。當一座城市超過半數的居民為老齡化人口時，如何才能保持原有的競爭力呢？

　　格萊澤：城市人口的老齡化的確是一個很大的挑戰，但是城市首先應該可以努力成為老年人的養老樂園。依然還是以上海南京路為例，那里總是有許多老年人在活動。

　　城市競爭力的保持要依賴于教育程度和創業基礎。在教育發展方面，中國的努力有目共睹；而中國需要再接再厲的是，必須思考更多的途徑，保證小企業、有潛力的初創企業能夠獲得越來越多的、持續發展壯大的保障和動力。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城市要向年輕人張開懷抱。從中國城市的現狀來看，這不僅意味著房地產的充足供應，更意味著減輕年輕人安居的壓力。

　　文匯報：簡·雅各布斯在《美國大城市的生與死》(The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一書中提出，對于城市未來最重要的規劃指引應該是社會學，而不是城市規劃學，更不是城市經濟學。問題在于，如今的城市規劃在某種程度上已經成為一門生意，社會學和其他人文學科的聲音如何被城市規劃者傾聽呢？

　　格萊澤：不知道社會學家們如何看這個問題……我很想聽聽他們的看法。我本人堅信，城市規劃必須把人作為第一位考慮因素。我非常贊同雅各布斯的觀點，居住在城市里的人們、而非建筑物，才是這個城市真正的心臟。而且，如果城市建筑在功能上不能很好地為人們的生活服務，那么這種建筑本質上就是失敗的，不管它的設計和外觀多么漂亮。

　　有兩種力量能夠推動城市規劃者充分考慮和關注人的需求，即經濟和政治。城市規劃人員以及開發商等群體，能否在充分考慮人們預期的基礎上打扮一座城市，這需要依靠政府充分利用各種調節手段。用市場的或者行政的手段有效實行干預，或多或少能夠促進城市規劃的以人為本程度。

　　文匯報：如何處理城市人口密度高與公共安全之間的關系？這是一個兩難境地嗎？舉個例子，對人口多、高樓多、地下空間面積大的上海而言，公共安全問題始終是懸在頭頂的達摩克利斯之劍。

　　格萊澤：上海這樣的大城市未必就會很危險啊，看看紐約就知道了。當我還是個小孩子的時候，紐約也是很危險的，因為各項城市管理都還很欠缺。但是相對而言，紐約現在就是一個安全而成熟的城市系統。城市安全與否，與好的城市管理措施密切相關。

　　另一點很重要的是城市治安。如今可以利用高科技精準定位犯罪源頭，也可以通過聯網有效提高犯罪率較高區域的打擊效率和能力。另外，如果能夠加強執法的力度，城市的安全性就更值得期待了。新加坡是一個國際大都市，但也是一個非常安全的城市，這與新加坡打擊犯罪的力度是分不開的。

　　文匯報：如您所言，既然城市是人類最偉大的發明，那么，所有人都應該到城市里生活嗎？城市和農村之間是一種對立關系嗎？您又如何看待農村生活？

　　格萊澤：當然不是！明智的國家會在城鄉之間提供充分的選擇。偉大的城市當然也應該為不同的人提供不同的棲息場所。作為一名經濟學者，我信仰個人的選擇和自由。熱愛自然的人可以盡情享受自然或居于自然，習慣城市的人可以居于城市且提升生活質量，這種各得其所才是城市發展的目標。盡管如此，還是請允許我不厭其煩地強調城市的優勢吧。

　　政府——即城市的管理者，要有足夠的智慧和能力以保證人們自由作出選擇。我的意思并不是說隨便人們選擇居住在城市還是居住在農村，而是說，政府應該先把城市打造得足夠有趣、安全、舒適和成功，在此基礎上，再由人們作出選擇。另外，有能力的政府并不會去侵占農村的空間，而是會努力幫助人們發現城市生活的優勢并適應高密度的城市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