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中澳論壇開幕 庫切莫言談諾獎及其意義

第二次中國—澳大利亞文學論壇開幕式上嘉賓合影

　　新浪讀書訊 今日上午十點，第二次中國—澳大利亞文學論壇在北京中國現代文學館拉開序幕，本次論壇主題是“文學與包容”。本次論壇將持續兩天，在今天的活動中，徐小斌與布萊恩·卡斯特羅、J.M.庫切與莫言[微博]、李洱[微博]與大衛·沃克等中澳作家分別就“文學的傳統與現代性”、“諾貝爾文學獎及其意義”、“文學的本土化與世界性”三個話題進行了交流。

　　本次論壇由中國作協書記處書記李敬澤主持開幕式，在中國作協主席鐵凝和澳大利亞大使館孫芳安簡短致辭后，10點45分，由澳大利亞作家諾貝爾文 學獎獲得者J.M.庫切主持、中國作家徐小斌和澳大利亞作家布萊恩·卡斯特羅圍繞“文學的傳統與現代性”這一話題先后發表演講并現場回答媒體提問。

布萊恩·卡斯特羅(左)與徐小斌(右)對談 “文學的傳統與現代性”

　　一、文學的傳統與現代性

　　徐小斌：只要好的傳統不丟失 不用擔心文學的未來

　　布萊恩·卡斯特羅：文學不會死，只是越來越少的人感受到它的氣息

　　徐小斌在演講中說，受眾的品味是游移的，作家要做的是引導受眾的口味，而文學的現代性決定我們能吸引到什么口味的讀者。盡管純文學創作現在不被 看好，但徐小斌說文學夢應該是所有夢中最美好的，“寫作是棲身于地獄仰望天空，是在精神的煉獄中創作作品。寫作不是市場需要，而是人類精神需要。”卡斯特 羅在演講時則說，傳統總歸是傳統，但文學是活的，與現代性分不開。在消費主義的影響下，文學日益變得淺薄，以前長篇大論的書評現在越來越傾向寥寥數語，現 代的人們也不再像古人崇尚神一樣崇尚偉大的作家，有思想、高雅的寫作正越來越少，導致現代社會出現精神真空。盡管如此，但他相信以“L”開頭的文學不會 死，只是越來越少的人感受到它的氣息。

　　在被問到文學如何捍衛精神世界時，卡斯特羅說現代作家的內省性和自我質疑越來越少，文字內部的自我爭議不見了，而這些對保持作品的精神性十分重 要。徐小斌對此也表示認同，認為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痛苦和巨大的作家內省正從寫作者中消失。而文學持續發展的潛力在哪里？卡斯特羅說，文學之所以成為文學， 在于對過去的反思挖掘，由此生發文學潛力。寫作由缺失感和哀傷感驅動，且個人潛力對文學潛力也有重要作用。徐小斌也同意人的憂傷感和孤獨感是寫作動力，但 她認為人的潛力無限，“科學實驗證明，從生到死，人利用到的腦神經元只占大腦的一小部分，這說明還有很大的潛力還沒有發揮出來”，她對人的文學潛力抱持樂 觀態度。在創造未來方面作家起什么作用？卡斯特羅說，文學只是文化的一部分，除了作家，電子化、數字化都會影響到我們，言下之意作家在創造未來只其部分作 用。徐小斌則說，不用為文學未來擔心，書和數字化各有好處，但都有精美和粗糙之分，只要五四時期提倡的“審美、審丑、審智”傳統不丟失，文學的未來一定會 因優秀作家的存在更美好。

　　在被本對談主持人庫切問到大學怎樣保留文學傳統以防止文學滅亡、怎樣解決大學教綱和經典閱讀之間的沖突時，卡斯特羅不無悲觀地說，現在大學在消 費主義的影響下提供很多東西，學生沒有閱讀，只為獲取文憑和找工作，經典已被遺忘。而徐小斌對此持不同看法，她說，閱讀經典和大學教綱不一定成為悖論，將 經典納入大綱順理成章。但只有出于對文學的由衷熱愛，才能持續閱讀和寫作。談及作家的責任心問題時，卡斯特羅說，我對讀者沒有責任，如考慮讀者我就會寫一 堆意見。作為作家，不應說得太多，教師可以，但作家不行。徐小斌也表示，寫作時不會考慮到讀者，作家如帶著目的創作就矯情、不自然了，作家應該堅持自己的 精神品味和追求，在時代中做出選擇，并為此承擔得與失。

莫言(左)與庫切(右)對談“諾貝爾文學獎及其意義”

　　二、諾貝爾文學獎及其意義 　

　　庫切：諾貝爾文學獎并非一定客觀公正

　　莫言：諾貝爾文學獎有如鏡子般照出世態人情

　　兩位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J.M.庫切與莫言的對談，成為本次論壇最引人注目的一場活動。庫切在簡短演講中談了諾貝爾獎的來由，介紹了該獎項 設立者諾貝爾的生平、文學喜好，提到諾貝爾遺囑中對文學獎的界定，即獎勵給在文學方面“表現出具有理想傾向的優秀作品的人”對諾貝爾文學獎評選的影響。他 從歷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舉例中論證稱，諾貝爾文學獎是人的選擇，并不一定客觀公正，尤其是早期，評委會選的都是與諾貝爾世界觀相同的人，前期受政治影響的 成分也不少。且后期，瑞典學院在評選時努力地往諾貝爾遺囑靠攏的傾向也十分明顯。

　　莫言則現身說法，從其與諾貝爾文學獎發生聯系即1981年夏天，他讀到《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作品選》第一次知道有這么個獎項，到1994年諾貝 爾文學獎獲得者、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在瑞典學院的演講當中提到了莫言的名字，從此讓莫言卷入諾獎爭議的漩渦。面對年復一年的諾獎關注怪圈，莫言不勝其煩： “以至于我曾經公開表示，如果你跟哪個作家有仇，你就造一個謠言說他是最有希望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作者。在中國，你一旦被封為‘最有希望獲得諾貝爾文學獎 的作家’，你的苦日子就來了：如果你想表達對某個問題的看法，你一定要小心，有人會批評你是用這樣的方式來吸引瑞典學院的注意；如果你在小說里面批評了一 下體制，你注定逃脫不了向諾貝爾文學獎獻媚的大棒。總之，你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前也不對后也錯誤，無論你怎么割舍撇清，因為你是‘最有希望獲得諾貝爾文學 獎的人’。”但從多年爭議到最終獲獎，莫言說他也漸漸就明白了諾貝爾文學獎被曲解的意義：諾貝爾文學獎有如一面鏡子，照出了世態人情，也照出了真正的我和 被哈哈鏡化的我。

　　對于諾獎的積極性方面，庫切和莫言都認同諾貝爾文學獎對文學有“重新發現”的作用。談到諾獎對獲獎者本人尤其是創作的影響，庫切舉了2007年 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多麗絲·萊辛的例子說，該獎對處于創作末期的獲獎者影響較小，但對尚處于創作旺盛期的年輕一些作家而言，確實會受其干擾，比如莫言。對 此，深受活動邀請和人情困擾的莫言坦言，自從他得獎后，常有親戚朋友來托幫孩子找工作或打官司，甚至有陌生人寫信或登門借錢讓幫他們買房或治病，莫言說 “這些問題基本上都是兩難選擇”。一貫低調謙虛的莫言說，“我只想安靜地寫點東西，我也會悄然地做一些有益于社會但與寫作無關的事。不管我配不配，我確實 是一個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我現在最應該做的事就是盡快地回到書桌前，寫出好的作品。我認為這是一個作家對社會最好的發言、最好的回報。”

李洱(左)與大衛·沃克(右)對談“文學的本地化與世界性”

　　三、文學的本地化與世界性

　　沃克：從本地出發找到通往世界的意義

　　李洱：本土性和外來文化的關系不是對抗關系，而是共生的關系。

　　是近年失去視力這一事使大衛·沃克轉向了家族故事的創作。作為一名歷史學者，當沃克的視線變得一片模糊，他沒法繼續閱讀大量文獻和展開研究，于 是他借機開始反思家族歷史，而在這以前他并不認為家族故事值得重視。現在沃克著手寫一些回憶錄，進入了一個“其他人認為并非一個教授應進入的領域”。沃克 說：“模糊的世界把我送回過去的回憶、聲音、檔案、反思、故事，并希望從中找到意義。”出生于澳大利亞一個普通的中產階級家庭的沃克，開始反思串起人生的 那些日常生活小故事有何意義，而當這些私人故事傳播到其他國家時，是否會有橋梁能讓它們跨越文化和歷史的差異性？目前沃克對此類問題著迷不已。

　　相較于沃克在“文學本地性”私人化的講述，李洱則非常學術性地指出，在八十年代以前，中國作家很少意識到本土性問題。中國作家比較早地意識到本 土性問題，是受拉美作家馬爾克斯的深刻刺激。而在全球化的今天，人們對本土性的強調，其實包含著文化的自尊和對抗意識。在今天，我們強調帶有空間意義的本 土性，置身這樣的環境，我能感到身邊的很多作家和評論家，都深陷于本土性的焦慮當中。其實無論是昨天還是今天，任何一部作品都無法逃脫別的作品而存在。我 們對自身所處現實的認識，對我們從事的文學實踐的認識，都因為外來文化的影響而更加深刻。文化傳統和外來文化使我們看到了文化的差異性、人性的豐富性，看 到了時代性，只有深刻地感知到這一點，我們才能更好地呈現本土性，使自己的作品更具有本土性。也就是說，本土性不但不意味著保守，反而意味著開放；不但不 意味著要將傳統和外來文化看成是他者，反而要把它看成是主體性的自過。本土性和外來文化的關系不是對抗關系，而是共生的關系；不是互相取笑的關系，而是互 相發明的關系。我們今天強調文學的本土性的意義所在，在全球化的今天，一種文化的趨同性對文化構成了傷害，給人的身份認同帶來了危機。“我是誰”這個現代 性命題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尖銳，但這并不成為我們固步自封的理由。如果說全球化是一種進攻型的帝國主義，那么狹隘的本土性則是一種更加可悲的防御型帝國 主義。對此，我們應該有充分的警覺。

　　沃克說在全球化的沖擊下，澳大利亞的傳統社區都想保持自己的獨立性、自主性，不想被同化，但這又與全球化背景相悖離，所以是十分矛盾的事情。兩 人還就翻譯問題進行了交流，沃克說，不同的文化有不同傳統，會有一些價值觀是另一種文化可以吸收的，而有一些則不可被其融合。但即便翻譯錯了，也會產生一 些積極的影響。對此，李洱引用博爾赫斯的話更樂觀地說，“偉大的作品經得起互譯”，像《紅樓夢》、托爾斯泰的作品翻譯得再差，我們也能感覺到它是一部偉大 的作品。（文/邱琪）

　　作家簡介：

　　徐小斌

　　著名作家，國家一級編劇。1981年始發表文學作品。迄今為止(截至2012年)發表作品四百余萬字，出書四十余部。主要作品有《羽蛇》《敦煌 遺夢》《德齡公主》《煉獄之花》《雙魚星座》等。曾獲全國首屆“魯迅文學獎”、全國首屆“女性文學獎”、第八屆“全國圖書金鑰匙獎”、莫斯科國際電影節大 獎等重要獎項。作品被譯成英、法、德、西班牙、葡萄牙等十余國文字。

　　布萊恩·卡斯特羅

　　1950年出生于香港，具有中、葡、英三國血統。他撰寫過九部小說，其中包括獲得過多個獎項的《雙狼》(Double-Wolf)和《上海舞蹈》(Shanghai Dancing)。

　　他的小說已被翻譯為法文、德文和中文。他還發表過一部散文集。他最新創作的小說 The Bath Fugues(Giramondo)，入圍了四個文學獎項，其中包括邁爾斯·弗蘭克林文學獎。布萊恩在阿德雷德大學擔任創新寫作教授。

　　J.M。庫切

　　約翰·馬克斯韋爾·庫切，南非白人小說家、文學評論家、翻譯家，大學教授。是第一位兩度獲得英國文學最高獎 － 布克獎的作家。于2003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是非洲第五位、南非第三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2002年移居澳大利亞。

　　莫言

　　中國當代著名作家。北京師范大學文藝學碩士，北京師范大學教授。他自1980年代中以一系列鄉土作品崛起，充滿著“懷鄉”以及“怨鄉”的復雜情 感，被歸類為“尋根文學”作家。2011年莫言榮獲茅盾文學獎。2012年莫言榮獲諾貝爾文學獎。其作品深受魔幻現實主義影響，寫的是一出出發生在山東高 密東北鄉的“傳奇”。《生死疲勞》和《蛙》這兩部作品所具有的罕見的宗教情懷，使它們超越了中國作家同行，而進入了世界文學的行列。莫言的業績，也使他當 之無愧地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的殊榮。

　　大衛·沃克

　　1972年獲澳大利亞國立大學(ANu)歷史博士學位。他曾任新西蘭奧克蘭大學史學院院長、美國喬治敦大學澳大利亞研究中心主任兼首席教授，現 任澳大利亞迪肯大學澳大利亞研究中心主任。　 大衛·沃克1976年發表了第一部著作《夢幻與覺醒》。作為在國際上享有盛譽的澳大利亞文化歷史研究的一流學者，他的著述包括幾十篇匿名評審的論文，共撰 寫、編輯出版了八部重要的有關澳大利亞社會、文化、歷史以及澳大利亞與亞洲關系的著作。2001年他榮獲墨爾本大學厄內斯特？司科特歷史獎(該獎項是公認 的研究澳大利亞、新西蘭歷史的最高原創著作獎)。同年，他被選舉為澳大利亞社會科學院院士，隨后又當選澳大利亞人文科學院院士。

　　李洱

　　作家，1966年生于河南濟源。長篇小說《花腔》被認為是2001- 2002年度最優秀的長篇小說之一，入圍第6屆茅盾文學獎。首屆“21世紀鼎鈞雙年文學獎”，李洱以長篇小說《花腔》與莫言(《檀香刑》)分享此項殊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