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教育的功能、責任與作為——南開大學文學院院長沈立巖訪談

　

　　趙建忠：中國大學文學教育在提升大學生的人文素養上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近些年來，中國大學文學教育在中國建設文化強國的進程中得到了很大的發展。您如何看待中國大學文學教育的現狀？

　　沈立巖：中國大學的文學教育與中國大學的歷史同樣悠久。單說文學教育的話，則可以追溯到更為遙遠的過去。周代的國學以六藝教國子，其中便包含了詩的教育。私人教育的祖師孔子更以詩、書、禮、樂教育弟子，儒家“詩教”之理念于焉始奠，從此影響中國教育逾兩千余年。當然，那時還沒有現代意義的文學概念，所謂詩教也不全是今天所謂文學教育的意思，但就實質而言，說它包含了后世文學教育的某些內容則是無可置疑的。中國現代大學草創之初，一方面有深厚的本土文化傳統為根基，另一方面有西方現代大學的分科制度為范例，于是形成了以中外文學為內容的專業文學教育。自那時起，歷經一百多年曲折的探索與實踐，中國大學的文學教育無論在制度體系還是具體實施上都取得了扎實的進步，積累了寶貴的經驗。如果我們把眼界僅僅限制在學科建設和專業教育的范圍內，則可以說，中國大學的文學教育已經達到了相當成熟的程度，盡管還不完善。

　　在今天的中國大學里，專業性的文學教育主要是在中國語言文學和外國語言文學這兩個一級學科之中進行的，在它們的下面，也都設有相當穩定的二級學科群，如中國語言文學之下的中國古代文學、中國現當代文學、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文藝學和外國語言文學之下的各國文學等。文學的專業教育和人才培養，就依托這些穩定的學科群組而展開。無論是在學科建設的目標、特質和途徑，還是專業教育的內容、方法和模式方面，各大學都形成了共性明顯而又各具一定特色的系統，教材體系、課程體系和師資結構也都呈現出日趨完備的景象。值得一提的是，近年來，在教育部推出的教學評估、質量工程以及后續的一系列改革舉措的引導之下，中國大學的文學教育正經歷著自覺的反思和改革，從人才培養模式到師資隊伍建設，從教材體系、教學內容、教學方式和方法到專業實踐各個環節，都在進行著積極的探索和實驗。有理由預期，中國大學的文學教育將在不斷地反思和錘煉中走向更加成熟也更為完善的境界。

　　趙建忠：正確地認識文學教育的目的，就能夠有力地推動當前中國大學文學教育的健康發展。任何一個作家，即便是三流的，只要他認真寫作，就會營造出一個相對獨立的時空、思想和立場，讀者一旦進入他營造的氛圍，就很容易被他的價值和審美取向所左右。這就是文藝的力量，也反映出文藝要擔負的責任有多么重大。而文學教育不但可以提高人們文藝修養和鑒別能力，而且可以增強人們對民族文化的認同感。您認為目前中國大學文學教育是否起到這方面的作用？還存在哪些問題？

　　沈立巖：問題無疑是存在的，比較明顯的有以下幾個：一、對文學教育的功能和意義認識不足，常常流于一般的專業化甚至職業化理解；二、學科建設與教育教學的關系明顯失衡，重研輕教的問題比較嚴重；三、文學教育的目標認知與手段配合之間尚未達到真正統一，脫節甚至矛盾的現象相當顯著。

　　先說第一個問題。眾所周知，大學的學科建置和專業劃分乃是社會分工和知識累積的必然結果。曾任牛津大學校長的英國學者阿倫·布洛克指出，直到19世紀中葉，人文科學與自然科學還沒有分家，那時的科學還沒有專門化到一般受過教育的人跟不上最新發現和理論的程度。但是從那以后，科學的專業化程度越來越高。過去所謂“一物不知，儒者之恥”的說法此時顯然不能成立了。我們常說，專業乃是社會分工、學術分科和教育結構三位一體的組織形態，其中社會分工是專業存在的基礎，學科知識是專業的內核，教育結構是專業的表現形式，三者缺一不可，共同構成大學人才培養的基本單位。因此，文學學科和專業化的文學教育是現代大學必不可少的一個組成部分。但是仔細想想，文學還有一個區別于其他學科或專業的重要特點，即它的超專業特性。從小的方面來說，你很難想象一般非專業的人會把數、物、化或是金融、會計作為個人的興趣和愛好，但是對于文學，無論什么人，都有可能(事實上也的確常常)抱有濃厚的興趣，并擁有程度不同的閱讀、鑒賞乃至親身創作的文學經驗。從大處來說，文學教育不只是為了培養從事文學研究的專業化人才，它的一個更為重要或更為深層的功能，乃是文化的傳承和創造。當然，一般說來，大學的幾乎所有專業教育都負有文化傳承和創造的職責，但是對于文學教育來說，這個職責似乎更為緊要，道理其實非常簡單，語言是一個民族文化活動的基本載體，而作為語言藝術的文學，則沉淀著一個民族生動鮮活的思想情感，它使一個民族直接面對自己生存的足跡和心靈的歷史，仿佛就在當刻，就在現場。伽達默爾說：“文學對每個時代而言都是當代的。”(《真理與方法》)正是有見于此。同時，文學又是對人類活動及其心靈世界的全息性再現和表征。馬克思說狄更斯等英國小說家“在自己卓越的、描寫生動的書籍中向世界揭示的政治和社會真理，比一切政客、政論家和道德家加在一起所揭示的還要多”(《英國資產階級》)，恩格斯也說自己從巴爾扎克的《人間喜劇》里“甚至在經濟細節方面(如革命的動產和不動產的重新分配)所學到的東西，也要比從當時所有職業的歷史學家、經濟學家和統計學家那里學到的全部東西還要多”(《致瑪·哈克奈斯》)，恰為明證。試想一下，除了文學之外，還有哪一種東西能夠如此豐富而深刻地呈現人類活動和心靈的全息景象？

　　正是建基于文學這種全息性的特質，文學教育承擔著其他教育難以替代的功能。這里我想提及孔子的觀點，即興觀群怨說。我一直認為，這個觀點盡管與文學功能的現代理論有著椎輪大輅之別，但其豐富性與深刻性則完全可以與亞里士多德相媲美。關于“興”，前人解之為“感發志意”，其實就是一種道德情操的喚醒與培養；關于“觀”，前人解之為“觀風俗之盛衰”，其實就是對社會和人性的認知；關于“群”，前人解之為“群居相切磋”，其實就是群體的交流與凝聚；關于“怨”，前人解之為“怨刺上政”，其實就“怨而不怒”的說法來看，“怨”是一種消極但低調的情緒，不具有“怒”那樣的高烈度和破壞性，所以適度地喚醒并釋放這種消極而低調的情緒，可以及時調節心理的平衡，發揮某種“社會安全閥”的作用。亞里士多德說到悲劇的凈化作用，以恐懼和憐憫的喚醒和消除為主要效果，孔子著眼于社會和諧，所見不同反而更為深廣。用現代語言來引申孔子的思想，則可以說，文學或文學教育具有陶冶道德情操、認識社會歷史、加強社會整合、調節社會情緒的功能。這一切都意味著，文學教育在學科化和專業化的同時，又不能被學科和專業的框架所囿限。你能想象一個沒有詩經、楚辭、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沒有李白、杜甫、白居易、蘇東坡的中國文化嗎？一代代的中國人，就是在這些永恒的篇章和不朽的名字中體驗著中國文化的精髓、確認著自己中國人的身份。因此可以說，文學，尤其是那些載入史冊的文學經典，乃是民族個性與創造能力的集中體現，是保持民族認同、傳承文明血脈、實現文化創新之不可或缺的珍貴資源。所以我覺得，真正合格的文學教育不能僅從專業教育或學科發展的角度來理解，它需要一個更加高遠的目標和更加深刻的定位，需要將這個目標和定位落實到文學教育的每一個環節和每一個層面。但是由于對這一點認識得不夠深透，我們才把文學教育僅僅看成是一般意義上的專業教育甚至職業教育，這其實是一種典型的“蔽于一曲而暗于大理”(荀子語)的表現。

　　再說第二個問題。我們在學科建設和專業教育之間大多更關注前者，而在專業教育的兩大方面即教與學之間也同樣存在重教輕學的現象。造成這一現象的直接原因，是目前流行的評價標準和評估機制，深層原因則恰恰是對文學教育的功能和意義缺乏深刻的認識或應有的執行力，因此導致了目標與過程、目的與手段之間的脫節甚至背離。關于學科建設，最主要的評價指標是師資隊伍和科研成果。大到學校、學科的排名，小到教師個人的崗位聘任和職稱晉升，科研成果的數量和等級都是關鍵指標。至于師資的評價，則多以各種名銜、稱號為主要指標。評估的結果不僅直接影響到學校、學科在資源分配中所得份額的多寡，也直接關系到教師個人的事業發展和生活待遇。這些評估的初衷原本無可厚非，但是如何做到名實相符的程度，似乎不止是個技術性問題，還涉及到觀念和理念的層面。相形之下，教學工作和教學質量的重要性盡管一直被反復強調，但其評價的權重和影響力遠不及科研，其客觀效果是在教師中造成了普遍的科研乃本職、教學憑良心的傾向。如何平衡科研與教學的關系，真正形成二者之間的良性互動，成為亟待解決的難題。進一步說，怎樣才能準確地評價文學研究的成果質量和教師的學術水準，如何保證這種評價手段的效度和信度，由于人文學術研究的對象、方法和性質與自然科學迥異，也是爭議頗多而亟待解決的問題。至于教與學的關系，盡管我們已經認識到，教育活動并非一個主體而是兩個主體，教育者和學習者都具有主體地位，因此應該充分發揮其主體性，努力實現教師主導下的學生自主學習、研究性學習和實踐性學習，但是由于觀念的滯后和對教師教學的積極性缺乏足夠的保護和激勵機制，相應的制度建設和實踐探索推行乏力。顯而易見的是，教師如果為了實現理想的教學目標而進行教學改革，那將意味著他必須付出比以前更多的時間和精力，但如此一來勢必會影響其科研的投入，權衡利害，他又該如何選擇？

　　第三個問題更為具體。即使有了很好的教育目標和理想，如何將它落實到教學活動的每個環節仍然是個問題。幾乎所有的文學專業都把培養具有深厚素養和創新能力的人才作為自己的教學目標寫進文件，但如何將其落實為具體的培養方案，如培養目標和人才規格的具體化分析，實現目標的程序、措施、路徑及相應的支持、保障、管理和監督機制等，卻未必皆已了然于心。我們抱怨課時不足，卻為何不能改變滿堂灌的做法，給學生的自主學習留下更大空間？古人施教，尚且深諳“導而弗牽，開而弗達”之理，我們為何反疏于此道？我們抱怨學生不讀原著而死背教材，為何不在閱讀的要求和監督環節上嚴格把關？我們抱怨學生高分低能，但是平時放任自流、末了一考定優劣的考核方式為何長期得不到糾正？所以培養目標的設定，在保持應有的理想性的同時，還須具備足夠的可操作性和可獲致性，否則懸鵠過高而舉措乏力，將會喪失目標應有的引領和激勵作用，造成思想的消極懈怠和行動上的無所作為。這些問題看似枝節，但除了惰性作怪以外，也與機制的問題存在關聯，如果得不到真正解決，所謂文學教育的功能和使命皆無從談起。

　　趙建忠：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您認為國外大學的文學教育有哪些值得我們借鑒的地方？

　　沈立巖：我對美國大學的文學教育有一些直觀的經驗，覺得他們的文學教育確有很多值得我們借鑒的經驗。首先，他們的文學教育體系非常成熟，從課程設置、教師配備、教材保障到教學方法、考核方式都有嚴格而系統的規范。其次，他們的教師對教學工作非常負責而且投入，不僅提供非常詳細的教學大綱，而且嚴格執行大綱規定的每項要求，每堂課都會點名，每堂課都組織課堂討論，除了經常進行課堂檢測外，每門課都要求學生撰寫若干篇小論文。因此他們的學生除了按時上課之外，還要根據大綱要求認真閱讀若干本教材、原著和參考書目，積極參與課堂內外討論，按時提交作業，應對頻繁的考試，學習的壓力明顯大于我們的學生。據我的切身體會，他們的課程內容十分飽滿，教師學生在課程的全程都要全力以赴，不敢有絲毫的懈怠。另一方面，他們的文學教育又表現出較高的自由度，每門課往往由幾位教師同時開設，課程的教材、參考書目、具體要求都由教師自己決定，學生可以根據各自的時間、興趣自由選擇。此外，他們非常注重經典原著的細讀，文學史的講授反而較為簡略。師生之間的互動頻繁而深入，注重激發學生的自主學習和創造性思考。

　　趙建忠：近些年來，南開大學文學院在提升文學教育上不但有很大的開拓，而且取得了顯著的成績。您能否具體地談談您在提升大學文學教育方面的舉措和設想？

　　沈立巖：南開的文學教育有自己的一些傳統特色，同時也在積極嘗試新的思路。簡單地說有以下幾點：

　　一、培根固本，強調基本功訓練。南開的文學教育向來把扎實的基本功訓練作為首要任務，以“立志須高，入門須正”為宗旨。在課程設置上，將傳統的“中國古代文學史”和“中國現代文學史”兩門主干課拆分為“古代文學作品選”、“古代文學史”及“現代中國文學名篇導讀”、“現代文學史”四門課程，強化經典名著的深細解讀。同時編寫《中國古代文學作品選》(四卷本)、《現代中國文學作品選評》(AB卷)以及《外國文學名篇選讀》(上下冊)，與課程的設置和教學要求緊密配合。設立了專項競賽和獎勵，鼓勵學生大量背誦經典名篇，將中國文學的精神血脈內化為知識素養和人格情操的有機組成部分。

　　二、建章立制，強化專業教學規范。學院制定了明確的《專業教學要求細則》，對考勤辦法、必讀書目的布置與監測、課堂檢測與課外作業的頻次、考核方式及權重分配等都作出明確規定。學院教學指導委員會針對上述要求，每學期都對專業主干課、基礎課和選修課的教學進行聽課檢查和信息匯總，及時總結經驗、發現問題、研究對策并給予反饋。對于積極投入教學、探索教改思路、教學效果優異的教師給予表彰和獎勵，對于教學效果不佳的教師則及時提出改進建議。

　　三、集思廣益，尋求突破瓶頸的對策。受各種因素制約，實現理想的文學教育目標面臨著諸多困難和瓶頸。例如主干課和基礎課通常也是大課，選課人數相當之多，如何使每個學生都能積極參與到課堂討論和師生互動中來，使教師能夠準確掌握學生的學習狀態和吸收情況，始終是個困擾我們的難題。又如傳統教學方法如何輔以現代技術手段以取得最佳教學效果，也是一個頗有爭議的話題。為此學院設立了教改專項資助項目，對這些問題逐一進行深入的調查研究，力求獲得真正的突破。

　　此外還有一些設想和做法，這里不能一一詳及。總而言之，對于文學教育的功能和責任我們必須有明確的認識和自覺的擔當，要有所作為而不能怠惰因循，因為這不僅是個專業發展和學科建設的問題，更牽涉到文化傳承與創造的大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