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飛宇談文學：堅守常識，比什么都重要

　　近日，著名作家、茅盾文學獎獲得者畢飛宇加盟南京大學，正式成為一名大學教授。在當下紛紜的文化生態中，作家進校園意味著什么？文學應該如何重塑自己的文化角色？在赴歐洲進行為期兩個月的講學前，畢飛宇接受了本報的獨家采訪——談做教授的設想，談文學在文化大廈中的底盤作用，談作家的人文理想與情懷。

　　做教授，我真有點誠惶誠恐

　　記者(以下簡稱“記”)：是什么契機促成你成為南京大學文學院的一名教授？

　　畢飛宇(以下簡稱“畢”)：去年5月，法國當代著名作家、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勒·克萊齊奧先生來南大演講，我受邀作陪。吃飯時，南大一位教師和我開玩笑，“畢老師，愿意來南大教學嗎？”我隨口道，“南大是什么學校，哪是想來就能來的？”這時，一旁的楊忠副校長插話了，“你真有這個意思嗎？”我說，“當然了！”當時，只當是開玩笑。沒想到楊忠副校長是認真的，隨后就開始了運作。

　　記：當時你是什么感受？因為論學歷，你是揚州大學本科。

　　畢：在隨后的接觸中，我真有點誠惶誠恐。因為，要成為南大教授，要滿足兩個條件：一是高質量的教學；二是高層次的科研。說實話，這兩個方面都是我的弱項，我都無法滿足。

　　記：那么南大是如何處理這個矛盾的呢？

　　畢：南大方面經過慎重討論研究，決定為我特事特辦，可以不上課、不考核，發揮我的文學特長，對學生進行寫作指導。這時，我發現自己已經沒有后退的理由了。去年10月，雙方達成了協議，11月份我就去南大報到了。12月9日，我正式走上了南京大學的講臺。

　　記：正式成為南大教授的那一刻，是什么感受？

　　畢：說實話，是一種慚愧中又有自豪的復雜感覺。我是揚州大學的本科生，記得當年讀本科時有一次來南大，心里既羨慕又崇拜。沒想到，多年后我竟成了南大教授。在填寫報名表時，我發現其他的應聘者多是哈佛、劍橋的博士，我填完表，走在南大校園里，在夜色中看著經過身邊的莘莘學子，感覺到除了去完成一個作家的使命外，我應該再做些什么。

　　作家進校園，寫作也可訓練

　　記：加盟南大后，有什么打算？

　　畢：我給自己下達了一個任務，就是發現并培養像我一樣熱愛文學的人。我在南大的一個重要工作，就是在學生中尤其是本科生中發現優秀的寫作苗子進行培養，彼此建立起良好的互動。我認為，我起碼有兩方面的資歷：一是我做過10多年的文學編輯，培養過大量文學青年；二是2006年我參與美國愛荷華國際寫作計劃時，旁聽過文學輔導課。那個輔導課非常專業，對學員的作品逐字逐句進行分析探討，然后展開深層次對話，對我很有啟發。

　　記：你認為，文學是可以教育的嗎？

　　畢：我認為，任何一個老師都無法給學生才華，但文學的教育，是可以進行專業訓練的。長期以來有一個錯誤觀點，認為文學不可教育。既然鋼琴、繪畫都可以進行專業訓練，寫作為什么就不可以呢？還有一個錯誤觀點，那就是大學不培養作家。其實，民國時期很多作家都出身于大學，未來，從高校中走出來的作家會越來越多。我們應該注意一個現象，那就是作家的“短命”。一些作家寫幾年后，就被榨干了，寫不下去了，或者只能重復自己了。歸根到底，就是專業文化不夠，哲學和思想意識不夠。而這些，都需要教育的背景。

　　記：以前你與南大有過教學方面的合作嗎？

　　畢：事實上，過去兩年，我一直在南大影視學院上課。我在講課過程中，充分激發學生的發言愿望，針對學生自己的作品，鼓勵彼此批評。我強調彼此之間要真誠面對批評，不允許生氣、抱怨，鍛煉感受和胸懷，而且，不允許人際關系摻雜進來。

　　記：高校以教學與科研為主，這與創作有矛盾嗎？

　　畢：高校理所當然以教學和科研為重，不過，這與創作并不矛盾，完全可以兼顧。在歐美著名高校中，著名作家進校園是一個普遍的現象，很多學校都有駐校作家。我在愛荷華大學的時候，發現很多大牌作家很平和，對年青人非常友善，寫作教學進行得有聲有色。

　　記：作家進校園，你認為會成為一個潮流嗎？或者僅僅是一個花瓶？

　　畢：現在，中國作家進校園逐漸成為一個潮流。王安憶進復旦開設了創意寫作課，莫言進北師大國際寫作中心做主席，其他還有馬原、格非、閻連科等。當然，作家進校園，一定要水到渠成，雙方真正做到優勢互補，而不能僅僅成為一個花瓶。

　　文化大廈，文學起底盤作用

　　記：在多元文化時代，很多人認為文學已經消亡了，你怎么看？

　　畢：文學的地位，其實不需要過分渲染。一個最簡單的事實是：10多年前，導演、演員可能不會強調文學的重要意義，而現在，大家異口同聲地說，文學太重要了。

　　記：那么，你認為，對當今時代來說，文學意味著什么？

　　畢：如今，很多人談起文學的邊緣化就憂心忡忡。由“莫言熱”帶來的文學熱，只是一支強心劑，持續時間不可能很長，文學不可能再回到上世紀八十年代那樣讓人熱血沸騰的場景，我想說的是，文學只是回到了他本應有的位置。在當下，文學的本質是弱者、敏感者的事業，如果文學像槍、像金錢，那就非常可怕了，文學也就毫無意義了。

　　記：在所有的文化類型中，文學處在一個什么位置？

　　畢：相比較而言，在文化的各個環節中，文學更具源頭性，原創性。一個最基本的事實是，文學可以被別的東西改編，但文學很難由別的東西改編而來。文化大廈，文學起底盤作用。

　　記：中國作家這些年頻頻走出國門，那么，中國作家的國際性影響如何？

　　畢：如今，中國作家參與國際活動，確實很多。世界對中國的關注，也導向了對中國作家的關注，從這個角度來說，現在迎來了最好的時代。只是近10年來，歐美經濟陷入危機，出版業蕭條，我注意到，美國紐約一個地鐵口附近的幾家書店，這幾年幾乎全部消失了。

　　記：你作品在海外的發行如何？

　　畢：總的來說，我作品的海外版權，只能說是小有盈利。我的英語版《玉米》，雖然歐美主流媒體都做了報道，但還是賣不動。目前，銷售最好的是法文版《玉米》，也只賣了8000冊，最差的是德文版《青衣》，5年來只賣了3000冊。目前，我的小說擁有了20多個語種的翻譯作品，包括《雨天里的棉花糖》《上海往事》《平原》《推拿》等。這次去歐洲兩個月，內容還包括推銷《推拿》，與年輕的翻譯家交流。

　　作家，就像小區的熱心大媽

　　記：現在，人文關懷已經成為一個高頻詞。那么，對作家來說，人文關懷意味著什么？

　　畢：所謂人文關懷，就是要求作家有悲天憫人的情懷。文學，一定要體味弱者的心靈，體現弱者的利益。如今，文學出了一些問題。主要表現在：寫歷史強于寫當下；寫想象強于寫現實；寫作的姿態強于介入的姿態。說到底，是作家與時代、與社會的隔膜，沒有勇氣面對現實世界，或者說，沒有力量和智慧解讀這個世界。

　　記：今天文學的困境是什么？

　　畢：文學，需要凝神，需要凝想，但時代已經讓我們目不暇接了。曹雪芹用10年時間寫成一部書，也許，他看看周圍，還沒發生什么變化。而現在，一個作家如果10年寫成一部書，看看周圍，可能連回家的路都不認識了。事實上，現在如果要通過文學作品認識這個世界，已經力不從心了。很多人希望作家來撫慰自己的心靈，其實也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記：作為作家，你對自己有什么要求？

　　畢：真正走向時代，走向生活。在萬花筒一般的時代潮流面前，堅守自己的文學理想和立場，用自己多年來培養起來的語言系統，寫好自己的作品。我知道自己很渺小，但我一定會認真而敬業，對得起自己的良知，而不是拿一支筆做股票。

　　記：你認為作家應該如何理解并表現這個世界？

　　畢：歷史，猶如在蕩秋千。我相信歷史的智慧，它一定有自己的獎懲制度。一個作家對道德演變，對社會發展，通過常識理性來進行判斷，往往是最可靠的。從這個角度來說，堅守常識，比什么都重要。天冷了，要穿衣服，天熱了，要脫衣服，類似這樣最簡單的道理。因而，一個作家，就像小區的熱心大媽，在小區里喊著，要下雨了，大家快收衣服，天晴了，大家快晾衣服。也許，大多數人根本沒有聽到，但總會有人聽到，這就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