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農民：走在城市和鄉村的線上

　　1

　　已成為歷史的二十世紀充滿了反諷性。流亡的波蘭詩人米沃什曾說過一句傷心話：對于寫作者來說，二十世紀的歷史還沒有人動過。人類在二十世紀的社會變革相當多，小農階級的消失就堪稱其中最偉大的變革，最為壯觀暴烈的詞匯也容納不了它內在的遞變和搏動。馬克思曾經預言工業化將使小農階級從土地上消失，恩格斯則認為圈地運動使農民從“白銀時代”進入了“黑鐵時代”—不過他們是站在批判資本主義的角度來看這個問題。如果說當時的思想家們種種預言尚欠準確，那么這一預言倒是在某種程度上預見到了中國小農階級的歷史命運。中國人是農耕民族，安土重遷。自《詩經》十五國風始，詩錄下了華夏小農經濟的農業結構的超穩定性，自給自足，安貧樂道。中國人的出門遠行總是要有赴考、貶謫、戍邊、流放、逃難、避禍等不得已的理由，這從某種意義上暗示了中國人是世界上最非吉卜賽的民族，中國人的吉卜賽情結在封閉文化中受到了最深最久的壓抑。炎黃子孫所在的土地領域，幾千年沒有太多的變化，資本主義經濟的萌芽遭到了封建經濟文化千方百計的扼殺。所以雨果說：中華民族的古代像浸沉著福爾馬林溶液的胚胎。它沒有成長的機會，因此就處于停滯之中。但在二十世紀末期，隨著工業社會、資訊社會和跨國資本主義社會的來臨，世界上最古老的農業社會終于被連根拔起。市場經濟得到了理論的正面肯定之后，城市化工業化浪潮席卷了華夏大地。在中國詩壇，為數眾多的“鄉土詩人”群迅速分崩離析。“20世紀80年代／中國鄉土詩人／像麥田上的蝗蟲／遍地皆是／他們把自己偽裝成農民／壟斷農事和炊煙／他們的確有過鄉村經歷／有資格寫出標準的鄉土詩／他們會在第一行／贊美金黃的麥田／和屋頂上的圓月／接著會出現抒情的油菜花／在落日的屋檐下／擦亮了黃銅般的歌謠／當然少不了／辮子粗又長的姑娘／她跳動的乳房／趕上了民歌的鼓點／河水的兩岸是和平的村莊／詩篇的結尾是豐收的打谷場／詩人是崇高的／中國的鄉土詩人格外崇高／他們攬上了贊美家園的活計／麥田，菜畦和蝴蝶／都是鄉土詩永不枯竭的源泉／但麥田蓋起了工廠／推土機碾過了菜畦的籬笆／飛來飛去的蝴蝶／也被潑上了工業的硫酸／這樣的打擊是致命的／時至21世紀的今天／中國鄉土詩人仿佛殺蟲劑下的害蟲／逐漸銷聲匿跡／剩下的一小撮抱頭鼠竄／滿腹仇恨／砸碎了工業時代的啤酒瓶／嘔吐著農業時代的挽歌”(黃金明《中國鄉土詩人考》)。麥田、油菜花、蝴蝶、菜畦、炊煙、豐收的打谷場和手持鐮刀的中國農民，這些田園牧歌制造出來的意象體系在現代工業和不可遏止的欲望之間窒息。一切都在變，不僅我們的生活，甚至連人類經驗本身。也許這樣的過程是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的過程中都要進行的。自由主義的經濟學家可以無視這一過程中人們所承受的物質磨難和精神痛苦，把它看成是每個社會都必然要經受的“現代化陣痛”的一部分，但是，詩人卻不能如此，他們必然要用人道主義眼光來看待這一過程中的人和事，對之寄予無限的憐憫。應當說，數以億計的“農民工”是這些變化的主體，同時也是強烈的感受者，他們當中觸角敏銳的“打工詩人”更痛切地感受到這種變化，更應真切地全面地表現出這些變化，表現出這些變化中最能代表時代鮮明特征和意義的部分，透視出鄉土中國夢魘般的生存圖景。“打工詩人”謝湘南的《農民問題》就是從宏觀上進入，發出了不同于所謂“鄉土詩人”的聲音，逼近了這個時代的本質：

　　農民問題／出門問題／坐火車問題／買票問題／擠車問題／／農民問題／吃飯問題／干活問題／干什么的問題／到哪里干的問題／干誰的問題／／農民問題／稅收問題／子女上學問題／父母下葬問題／蓋房穿衣問題／養豬養雞問題／／農民問題／怎樣不做一個農民的問題／怎樣做回一個農民的問題／農民問題／我的問題

　　“農民問題”不僅是詩人，也是整個民族都在思考的問題。農民問題形成于二十世紀五十年代，鞏固于六七十年代，緩解于八十年代，激化于九十年代。謝湘南說出作為一個“農民”的困惑與隱隱的焦慮。他寫作過程中始終在解決的正是與自己相關的問題，是解決這些問題的愿望構成了他寫作的原始動力。我們不能要求每一個詩人都對時代提出建設性意見，但我們永遠需要面對現實、探求真理的激情。毛澤東說：“中國的問題是農民問題。”鄧小平說：“中國最大的問題是農民問題。”農民問題解決不了，中國的現代化事業無異于紙上談兵。由中國農民在中國的農田里揮舞著鞭子抽打著中國的牛馬，中國的牛馬拉著中國老祖宗設計的犁，亦步亦趨地費力往前走——這種典型的代表著苦難、代表著辛酸的勞動生產方式，我們的民族、我們的農民，仍在沿著這個延續了兩千年的方式走進了我們剛剛才開了頭的二十一世紀。“從牛到牛／從爺爺到爺爺／我古老的鄉村／有多少滄桑”(盧衛平《鄉村畫》)。我們不得不承認“三農問題”，不得不承認廣大內陸鄉村千瘡百孔，已成為一個國家難以愈合、正在流血的傷口。詩人王小妮在《11月里的割稻人》中寫道：“從廣西到江西／總是遇見躬在地里的割稻人／／一個省又一個省草木黃了／一個省又一個省／這個國家原來舍得用金子鋪地／／可是有人永遠釘在黃昏／像一些彎著的黑斑／誰來欣賞這古老的魔術／割稻人正把一粒金子剝成一顆白米／／不要像我坐著車趕路／一天跨過三個省份／只是感覺到大地點綴一些割稻人／／要喊他站起來／看看那些含金量最低的臉／看看他們流出什么顏色的汗。”詩人的洞察力朝著農業古國的黃昏，有點像黃金分割，向我們呈現了“那些含金量最低的臉”。他們在土地上看不到希望，他們被命運壓彎的腰也會自己站起來，他們把目光轉向城市，他們要逃離崩潰的鄉村和破敗的田園。當城市人口在追求智能化住宅設計、在實施人性化辦公設置一類的構想、在享受最現代化的生活質量的時候，農民，作為與你們同宗同種的人，為什么只配著與牛馬鐮刀為伍承擔著凄慘命運？為什么要把他們永遠釘在黃昏？成千上萬的破產農民不得不考慮“怎樣不做一個農民的問題”，那些含金量最低的臉幾乎是空無依傍而又堅定不移地揚起自強之劍，刺破城鄉壁壘，赫然形成一個龐大而特殊的社會群體。

　　……／放下鐮刀／放下鋤頭／別了小兒／別了老娘／賣了豬羊／荒了田地／離了婚／／我們進城去／／我們進城去／我們要進城／我們進城干什么／進了城再說／……(謝湘南《在對列車漫長等待中聽到的一首歌》)

　　那年夏天我終于下定決心到南方去／至于具體到南方的什么地方／我并不清楚。—南方／對我而言，僅僅是一個詞語／僅僅是一個不確定的方位／和指向。我只需要／像一只深秋的候鳥一樣／矢志不移義無反顧地／朝著南方飛翔／就行了。我還知道／像我這樣到南方去的人還有／很多。很多。他們／像細菌一樣的多，像細菌一樣／擠滿了火車、汽車和輪船／等等交通工具的腸胃，到南方／去找尋一塊自己的土壤／而我混在他們中間，僅僅是／一顆芝麻粒大的／一個黑點(辛酉《到南方去》)

　　今天的村莊／不說到它的寂靜說不過去／打工時代的村莊／村莊多了一種流行的家具／那就是行囊／行囊都到異鄉到城里謀生去／村里能不寂靜嗎／許多孩子跟著行囊外出／村莊小學里沒有了童年的朗讀／村莊能不寂靜嗎／青蛙王子進城／在城市酒桌上變成可以吃的啞巴／村里的蛇也進城／在酒桌上成了被吃的龍／蟬小姐進城／到城里的夜總會當歌手謀生／村莊里再也聽不到她們的歌聲／該進城的都已經進城／只在村莊的大地／沒有鞋子穿／就沒有進城／剩下來的村莊／用減法減完的村莊／只剩下寂靜在村莊里／像風一樣到處生長(張紹民《寂靜》)

　　千百年來，農民和土地的關系血濃于水，唇齒相依，是須臾不可分割的兩個名詞。然而中國改革開放的實踐證明，農民不斷從土地上剝離出來才是鄉土中國現代化的唯一出路。“農民不甘差別／撲向城里的圣火”(高平《城市》)。他們依依不舍地望一眼山溝里平原上低矮的房屋，穿越田野上彎彎曲曲的小道，開始了由鄉村到城市的謀生大遷徙。他們“像細菌一樣／擠滿了火車、汽車和輪船／等等交通工具的腸胃”：他們搭乘最便宜的汽車，鉆進最末等的船艙，躺在火車的過道里或蜷縮在臭氣沖天的廁所里，被撈世界的五彩夢怯生生地帶進了他們盼望已久的天堂般的城市。城市文明作為一種誘惑，一種目標，時時吸引著大批的鄉村追隨者；而鄉村追隨者為使自己能融入城市，必須要經過一番脫胎換骨的思想蛻變歷程。“身上沾土 腳下掛泥／比起你筆直的西裝 當鏡子照的皮鞋／我簡直就是一只灰鼠 擠公共汽車／你意味深長地避開我／這有點傷我的自尊／視泥土為臟物的人 根扎何處……／這些都沒有讓我不羨慕你／都沒有讓我不夢想成為城里人／只是一旦夢想成真 我會珍惜／泥土 善待鄉下人”(盧衛平《鄉下人進城》)。“在這座青春的城市里／早茶卡拉OK快餐和煲仔／還有生猛海鮮及蛇煲／諸多新鮮無比的事／深深打動了我／這個來自鄉村的打工仔”(徐道勇《來自鄉村的打工仔》)。“他們的普通話說得越來越流利／他們也學會哼幾句粵語歌曲／／他們不愿再回老家去種地／他們寧可在這兒受城里人的氣／／他們的夢想正一點點破碎／他們的夢想正一點點實現”(張德明《打工仔》)。城鄉的文化轉型往往便在此種蛻變中不知不覺地完成。它代表了文明的進步方向，是走向現代化的必經之途。但同時，此種蛻變也是痛苦的。它并非是個體的痛苦，而是文化的痛苦：幾千年的傳統文化(以鄉村為特征)面臨著咄咄逼人的現代文化(以城市為象征)，日漸茫然，力不從心，在左沖右突中最后不得不或歸順城市文化，或成為頑固的鄉村文化的守靈者。由于中國強大的農業文化傳統，使得中國城市的現代都市化過程顯得尤為艱難。詩人無法回避這種過程，更無法回避在此過程中的城鄉兩種文化沖突。某種意義上，此種文化沖突構成了“打工詩歌”的一個主要的、特有的內容。在中國這樣一個語境中，我們怎么來承擔歷史賦予給我們個人的力量？我們的寫作怎樣與真實的人生發生遭遇而不是陷在空洞中？“打工詩人”在此問題上能很好地顯示自己的“現實關懷”、“人文關懷”精神，這是他們詩歌寫作的靈魂和閃光點。

　　我又看見農田了／在列車上／它們在飛奔／像浪 一層層涌進／我長途跋涉的眼里／那些禾苗綠得多么干凈／真想伸出手去撫摸它們／可是這轟鳴的列車／離它們越來越遠／我已多年不問農事／看見農田／我慚愧不已(張守剛《農田》)

　　這是離芒種還有兩天的下午／夏天的一個角落／我慵懶／在辦公桌上左手托著腮／望著窗外的雨發呆／這是農事繁忙的季節／中午的電話聽筒里／耕牛吆喝的聲音／還在耳邊響起／父親說：都一把老骨頭了／還得親自下田／他舉起的鞭／像抽打在我身上／別人的秧已經栽下去了／已開始轉綠／父親有些著急／得在芒種跟前把秧插進田里／“芒種打火夜插秧啊”／我有些無奈／這雙多年不問農事的手／已經無法將／長滿荒草的土地／鋪成綠油油的稻田(張守剛《我在工業區想著稻田》)

　　張小民是田村第一個到城里打工的／他春節回家向鄉親們講城里的女人……／張小民過完春節回到城里／田村的田里長出一種奇怪的雜草／張小民的爺爺 田村最老的老人／都沒有見過這種雜草／這種雜草只用三年就覆蓋了田村／在雜草中出沒的只有老人和孩子(盧衛平《奇怪的雜草》)

　　“田園將蕪胡不歸？”一千六百年前，詩人陶淵明發出了這樣的追問。千百年來，這樣的追問一直停留在人們的耳邊。千百年來，擁有一塊或大或小的屬于自己的田園，曾是無數中國人一生的追求。田園上生長著一個樸實民族的光榮和夢想。但現在，田園成為遺棄甚至詛咒的對象，長滿了“奇怪的雜草”。“農民”紛紛離家出走，“已多年不問農事／看見農田”，“慚愧不已”。“青黃不接的青紗帳／已看不到農人們忙碌的身影……／我好像／不再熱愛自己的故鄉／和故鄉的女人”(韓少君《來到城市的民工》)。“女人們在瘋狂購物／男人不放過任何一個／能夠親昵的機會／老人和孩子守住田園／群山被鑿開……／從農村到城市／人們擠滿了列車／他們要用熱愛金錢的癡狂／去終結一個時代”(謝湘南《結束》)。在陶淵明的時代，荒蕪的只是他自家的田園，他因為做官而不能悉心照料。但現在，所有的田園都面臨著荒蕪的危險。詩人從個人的命運出發，通過詩歌對中國農村、農民、農業等重大社會問題進行了詩化的、深度的開采，打開了詩人從農村到城市身份轉換的復雜情感和記憶，展示了在農業收益過低和農民負擔過重的壓力下，農村土地出現大面積棄耕——制度的缺陷無情地切斷了農民與土地這種與生俱來的天然的親緣關系，農民拋棄之于自身具有生存保障意義的土地，這一殘酷而無奈的歷史圖像。“一年一年有蝗蟲飛來。家鄉人忙著遷移／大花房和廣州的夢想”(曾蒙《家鄉》)。詩人“只有用詩歌懺悔／只有請農具和牛們原諒／雖然我擱淺了農事／但仍與莊稼一道呼吸”(徐非《眺望螢火點燃的鄉村》)。

　　“打工詩人”是村莊丟失的一塊塊奔跑的鄉土，是鄉土中國裂變所產生的詩歌因子，是將挎包當作家園背在背上的異鄉人。鄉土，是農業文化精神積淀最深最厚的堡壘，其封建性，也就保存最多。由于特殊的視角，“打工詩人”得以與農業文化作正面和反面的全面接觸。“離開村莊好多年了／村莊的一切都放在村莊里／／今夜我猛然想到／我就是村莊丟失的一塊奔跑的鄉土／／這塊鄉土回故鄉一次／村莊把它并沒有丟失的一百多斤找回來了”(張紹民《一百多斤的村莊》)。生于鄉下也死于本土的農民很難成為詩人。只有從那里走出來，然后又不時回望的人，只有那些不僅回望，而且對留下來的人們始終懷有深深的感情，懂得什么叫“悲天憫人”的人，才會做一個詩人。

　　在異鄉，破爛的民謠不足以取暖／我無法忘記：鄉村是憂傷的／／譬如那個位于湘西南腹地／名字叫山下的村子，破舊不堪／但從不缺少陽光和傳說。是我的搖籃／被村里父老鄉親喚做大山的干瘦老漢／是我的父親。昨夜／在接通我的電話之后，他一邊咳嗽著／一邊說：我身子還硬朗／／父親的兩個弟弟／名字的最后一個字，也叫山／其中一座已經躺下，因為一條毒蛇的偷襲／另一座，與父親一樣／還在承受著貧窮的踐踏和別人的嘲笑／他們爽朗的微笑，其實也很憂傷／／我無法忘記：鄉村是憂傷的／在異鄉，我把單薄的民謠披在身上／像父親那樣度過這個嚴寒的冬季(曾文廣《鄉村是憂傷的》)

　　這是在城市里打拼的“打工詩人”對苦難鄉村的一次深層打量，他讓我們回到了鄉村命運和農民情感的復雜形態中去。真實的生存大地被書頁層層掩蓋，我們的“鄉村是憂傷的”，遠不是可以供人逃避的完美伊甸園。曾文廣的詩切入了貧窮鄉村的悲哀與痛苦，切入了其千年頑強掙扎中隱約的命運旋律。那個遙遠的鄉村在“打工詩人”筆下無法變得輕盈，因為“打工詩人”正視了那個鄉村的真實面目，正視了父老鄉親苦難和屈辱的命運，尤其是他們勤勞、樸實、忍讓背后隱藏著的那種深刻的悲哀。“打工詩人”“在詩歌的扉頁撫摸每一個酸痛的部位／農業的根須吐著苦澀的氣息”(陳芳《撫摸某一個酸痛的部位》)。張紹民在《砍柴》中寫道：“我在北京也能看到——幾千里以外的父親／一個七十歲的矮瘦老人／在冬天農閑時爬上樹／用柴刀劈掉歪枝／他騎在樹上／被大地舉高／整個冬天／屋后堆滿了柴禾／火焰和灰燼都藏在里面／它們在戀愛，擁抱／父親砍了那么多柴／灶里的火焰／足能把生米煮成熟飯。”詩人盧衛平在《修墳》中寫道：“有一間好房子住在鄉下／你就哪兒也不去了／母親你一生第一次出遠門就到了天堂。”詩人進城了，他們的父老鄉親仍在凄然地忍受著悲苦的命運，只能躺在山高皇帝遠的角落里，默默地舔著自己的火焰和灰燼。自始至終，寂靜無聲。“回到村里／有的人再也見不到了／他們在泥土里／守著村莊”(張紹民《提前》)。“在外打工一年回到村莊／娘告訴我／村里有三個老人去世／隔壁老李吃假藥瞎了眼睛／村干部換屆／村長還是他／時光真短／幾句話／一年就過去了”(張紹民《一年》)。“打工詩人”致力于“零度”開始的某種可能形式，對農業文化中那些糟糕的東西采取放棄的態度，從而呈現出如夢初醒的對存在的領悟，以一種意料不到的方式照亮鄉土這存在之物。“打工詩人”對父輩的憐憫，其實質是自我溯源與內心解剖，是對辛酸社會與個人歷史的反思與探尋。這是一種內在的斗爭，“打工詩人”對現實的矛盾、懷疑、追問由此展開。在城市生活多年的“打工詩人”依然是城市軀殼上的邊緣人，這是他們內心的沉痛和沖突所在，他們一直“走在城市和鄉村的線上”，但他們卻以驚人的平衡術，走出了一條嶄新的詩歌之路：

　　朋友們，寫下這個題目我就后悔了／我將被自己以及這個標題誤導／這是個極具有象征和強烈抒情味的標題／現在我怎樣面對汽車和塵土抒情呢？／我又能賦予城市和鄉村什么意蘊呢？／譬如說我現在居住的城市深圳／我出生地方湖南省的羅渡村／不錯，它們之間的確有條線，很長或很寬／但那是條看不見的線，是空洞的，即使千萬條／很多次我從出生的小村子奔到深圳／很多次我又從深圳回到我的小村子／朋友們，你能告訴我我走在一條什么樣的線上？／你能告訴我在這條線上我都看到了什么？／朋友們，我什么也沒看到，我只想打瞌睡(謝湘南《走在城市與鄉村的線上》)

　　謝湘南以他詩人的智慧和激情，濃縮了在城鄉二元結構所鑄造的身份制的巨大陰影下，打工一族存活的真實狀態。這首詩歌以特有的詩性方式，表達了對農民的生存狀況、農民棄耕與農民背井離土后卻最終無法與城市兼容、戶籍制度尤其是身份制與個體農民的悲劇性命運等社會學問題的深刻思考。謝湘南筆下的羅渡村是象征的卻也是現實的，深圳是現實的但同樣是象征的，兩地之間的不斷往返帶來了靈魂的漸變和塵世的憂傷。“打工詩人”的體驗涵蓋了城市和鄉村，一種戰栗的落寞之感油然而生。在現代都市，詩人感知到的不僅是現代文明的進步和喧囂，還有壓抑著的苦悶、難解的孤獨。“我想逃跑／又想留下來／不知為什么／我有點依戀／在這個城市／我不想說孤獨／黑暗中我只能拿雙眼當燈籠／我看見了誰？我的朋友，我的親人／我白天黑夜地想／唯有你像一束光／敲碎了我的玻璃／我的窗子開始有風／悄然而入”(謝湘南《孤獨的城市》)。這是謝湘南個人對城市這個龐大肌體進行的思考。“打工詩人”置身其間的城市太虛幻了。可觸可感的現實，正是他們可觸可感的虛幻。從鄉村到城市，這種時間和空間上的跨度，使謝湘南的詩歌在城市和鄉村之間奔跑。對鄉村的反思和表達，對中國城鄉二元結構下農民真實的生存狀態以及農民與土地命運的思考，但更多的，是他通過詩歌尋找、抒寫、表達人的歸宿感。鄉村是平和的、清新的、安寧的，但又是落后的愚昧的——詩人轉回鄉村，也不過是一種心態的暫時轉移和祈求，因理想和向往遭受磨難后的祈禱和懺悔。某些制度上的束縛如果不被徹底根除，對于大多數“打工詩人”來講，他們只能長期“走在城市和鄉村的線上”。這和那些擁有城市戶口的所謂“鄉土詩人”有著先天的區別。

　　我在固始縣無量寺村有一畝水田／那些無立足之地的人未必記掛它／十七歲之前我是一個農民／這土地的身份，釘在我的腳板上／在我離開無量寺村多年之后／那些無立足之地的人至今不肯俯下身子／在通往都市的長途汽車上／他們穿過我年年歉收的水田，冷漠、迷茫而堅定(楊曉民《無量寺村》)

　　詩中的“一畝水田”像一塊永遠的胎記，像身份的證明，詩人楊曉民用一種漠然、紀實的話題方式激活著一個時代的記憶。在身份制社會中，如果你生在一個鄉民階層，如果你沒能通過獨木橋使自己進入主流社會，那么你的恥辱將是終生的。正視這種歷史事實是一切有良知的人們的基本品格。然而，從歷史的創傷中走出的人，并非都具有同等的覺醒。高考的契機使楊曉民改換了身份，進入了繁華的京華都市，但他卻始終掛念著曾經為他所擁有的“一畝水田”，感同身受地關切、思考著農民兄弟的生存狀況、欲望與迷惘，農村的制度瓶頸與農民尷尬的現實處境，城鄉的分割與沖突，急劇變革年代里的農村及其頑強個體生命的困惑與掙扎等問題。楊曉民曾在一篇文章中指出：“解放前的中國鄉村是流動的，解放后，形成了城鄉二元社會結構，農民成了身份制里最低的一個等級，只有通過考學、參軍的獨木橋才能擺脫鄉村，改變身份。……因為身份制存在，中國的農村完全沒有進入現代社會，像農民進城，還叫農民工，叫離鄉不離土。所以我看到的鄉村是骯臟的，使我有著無言名狀的悲涼和對貧窮的不堪回首，以及它帶給我的沉重。中國社會對鄉村其實是帶有歧視性的，如果我考不上大學，我就是一個農民，那么我去打工，我還是農民，是打工仔，是民工，這種身份對一個人的影響是巨大的。”這種見解在所謂的“鄉土詩人”群體中難得一見，這得益于楊曉民對“三農”問題的研究。十幾年前的“新鄉土詩人”陳惠芳曾一語道破：我們是一群有著城市戶口的“農民浪子”。而“打工詩人”是有著農民戶口的“城市浪子”。這種寫作背景上的差異，也正是現在的“打工詩歌”與所謂的新鄉土詩的根本差異。十幾年前曾風行一時的“新鄉土詩”是古代田園詩隱逸精神在新詩中的回光返照，隱藏或明示著與“仕途”的種種關聯。即使如陶淵明那樣親自躬耕壟畝，也仍然是業余農民，因為他那種“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閑雅，便不是為稻粱謀的農民所扮得的。為稻粱謀的“打工詩人”雖然搭上了通往都市的長途汽車，有的甚至在城市生活了上十個年頭，但土地的身份，仍釘在他們的腳板上。盡管他們已經走了很遠，遠得都快找不到自己了，但制度仍把他們確認為“農民”。一畝貧瘠、年年歉收的水田以至成千上萬這樣的水田、旱田和耕地脫離了其原本厚重溫暖的含義，異化成一種身份和人格，一塊烙印，一種災難，一種先天的劫持。從喪失了對土地財產的所有權開始，農民及其后代們也同時喪失了交易權、遷徙權、自治權、退出權以及所有相關權利。人與土地、人與物權、人與傳統就這樣觸目驚心地分離著，排斥著，厭惡著。數以億計的農民從不屬于他們的田地上逃出，逃到了更加陌生、排斥和不屬于他們的都市，這些現代化的墊腳石和棄兒，這些善良、憨厚而無知的階級兄弟，他們的未來究竟屬于城市還是鄉村？他們的家園、他們的根究竟在哪里？他們已沒有退路，他們別無選擇，所以他們是冷漠麻木的，迷茫痛苦的，同時也是堅定不移的，沒有人能夠阻擋他們奔向城市的腳步。在城市和鄉村之間，他們是一群凄涼而鋪天蓋地的候鳥，同時又酷似神話中遭到天譴的罪囚。作為“農民工”群體的代言人，“打工詩人”成為多元文化、多元價值觀相互較量與碰撞、相互排斥與吸引的磁場。他們在鄉村和城市之間涌動，他們脫離了傳統的社會結構，難以尋找，難以辨認，他們生息于社會的邊緣地帶，沉默無聲。“農民是一種身份／不是一種職業／這是我們大地的怪胎／鄉村和城市畸形瘋長／要選擇／意味著你還沒有出生”(陳勇《農民——獻給秦暉教授》)。“當我生活在村莊里／村里的一切／都陪著我／當我離開它／它仍舊在我的身體里／在遠方我帶著它生活”(張紹民《遠距離》)。“十年，多長的漢江，步行也該走完了／你的整個流域！但是，蘇家河這個村莊／我永遠記得你的荒涼／……但是蘇家河，我仍然／把戶口留在了你的丘陵上：／那些光禿禿的土壤，曾經勾起／我對富裕和廣大的生存的欲望……”(冰馬《蘇家河村》)。時代迅變，農民與鄉土的關系解體，生活圖式混亂，生存區位倒錯。生活的重量與生命的承擔催逼著這一代人。因為戶口關系，在城市謀生多年的“打工詩人”似乎還未能徹底逃離他們的鄉村，他們以反思的態度求索生活本質及其變遷，將自己納入生存的動亂里與之浮沉，誠實地觀睹，幽微地勾連，成為時代命運的顯影者。

　　2

　　與小農階級從歷史上消失這一過程相伴的是都市化進程。現代都市的崛起并取代鄉村成為社會生活的中心，這是二十世紀人類歷史和文化的重大事件。當代中國正在全面遭遇都市社會，以經濟效益至上和生產消費理念為中心的文化意識升騰在都市上空，改變了幾千年來中國社會傳統的知識結構、道德規范、生命意識和審美趣味，現代中國人的生命形態經歷了沉重的嬗變。都市顯明了人類進程的必然性，它包容了大善與大惡。都市是人類的第二個身軀，是現代文明的代表性符號。“火車站是大都市吐故納新的胃／廣場就是它巨大的潰瘍／出口處如同下水道，魚龍混雜向外排泄／而那么多好人，米粒一樣健康”(楊克《火車站》)。被詩人身體化的空間是廣州火車站。任何一個到過廣州火車站的人都會對那里印象深刻。那人群中絕大多數是來自全國各地的外地勞工，他們主要是農村的逃離者，工業化主要的廉價勞動力。這種構成清楚地顯示了現代城市文明還是處在“小農”(并非小農經濟)包圍的汪洋大海之中。在歷史的“吐故納新”中，“廣場”是一個難于醫治的“潰瘍”。詩人唐力也寫過以《火車站》為題的詩，“獻給四處漂泊的民工，他們通過火車站，再一次誕生。”詩人“熱愛候車室的人，這些大地上的人，這些浩大的，帶著自己的省份行走的人”。詩人看出了火車站與歷史相連的非常詭秘的一面，兩個不同的時代和兩個不同的世界在這里被連接在一起，因為過去往往是當下內在的現實。

　　東南西北的方言／在此激動地匯合／這些來自土地的人們／帶著家鄉的風味／內心的張望／以及一代代傳下來的本色／匆匆上路／高粱喂養出來的力氣／山歌洗滌出來的賢惠／還有貧瘠烘烤出來的耐心／是他們永不褪色的介紹信／其實這一群一群的人／也是一列一列生動的火車啊／他們拉動鄉村／專注地一步步駛向／燈火輝煌的都市(馬明林《火車站》)

　　列車終究無法將我消化／它長長地嘆了一口氣／把我吐在迷惘的站臺／旅途已經結束／而流浪還沒有真正開始／行李卷兒無奈地耷拉／在我風塵仆仆的背上／它的真正意義／只是一個累贅／擠在黑壓壓的人流／我無法盤算出將去的地方／人蛇混雜的廣州啊／你今夜打算將我／如何處置(張守剛《站臺》)

　　1996年3月的廣州火車站也有大規模人群／廣場上堆著的行李就像炸藥包／差一點我把頭頂聳立的電子時鐘當作了／親愛的列寧。兩個外國男人西裝革履站在／一塊牌子上，那是美國人的香煙廣告／1996年3月我仍然是一個不抽煙的農家孩子／被人流從火車站卸下來，像從森林中抽出來的／一塊木頭。天空和土地都已改變／五塊錢的盒飯只能占住胃的一個角落／不時有人碰撞我的身體—擦過去／一樣的面孔，像不可抑制的革命激情／戴袖章的老頭正逮著一個女人要罰款／旁邊的小姑娘滯留廣場，在夜色的敞開中叫賣／水果與汽車、報攤與票販子在眼里進進出出／有多少人？或者就我自己：等著／“親愛的列寧”打開一個時間的缺口／將陌生的衣服—穿得熟練(謝湘南《1996年3月的廣州火車站》)

　　“打工詩人”被人流從火車站卸下來，便打開了進入城市的缺口。“打工詩人”進入城市，但宿命的旅程才剛剛開頭。欲望的旗幟在城市上空迷亂地搖擺，意義消解了、持守的原則逃遁了，剩下人們朝城市這只人口大容器奔走的身影。城市對那些初到的漂泊者做足了冰冷和陌生的面孔。這些漂泊者被另外一些城市的固守者稱之為“盲流”。“車票的前程叫做漂泊／車票的一生／背井離鄉／／誰與車票一起上路／誰像早年的病根／離幸福還有三十三斤草藥／／夢中的一痛是汽笛一聲／車票離開叫做站的親娘……”(子虛《有誰知道車票的故鄉》)。背井離鄉的農民進入城市，作為其中的“打工詩人”，他們對發生在城市的一切懷有特殊的敏感是天經地義的。“我醒來時／火車并非停在想象的曠野／我下車在所有下車者的后面／行李磕絆著前行的腳步／陽光顯得陌生／／我醒來時／天空已經凌亂／我的聲音傳不出更遠／我的心房堆積著焦慮／我四目張望／小心翼翼走過城市的隧道……”(謝湘南《我醒來時……》)。“聽別人說／城市是個好地方／城市掙錢機會多／我來到城市／想象鈔票／到處都是／／可我從這個月走到那個月／從這個日子走到那個日子／我眼睛望見的／被風吹動的都是／樹葉”(風童《打工者日記》)。城市充滿不確定的迷宮似的道路，希望和失望像城市的霓虹燈一樣在打工者的臉上變幻閃爍。當他們在城市里看著來往的人群像落葉一樣慢慢堆積，又四散開去，那些生動的、木然的、狡黠的臉，由不同的個性或宿命構成，又都在物質的重壓下顯示一個相同的平面，他們開始處于一種境地：渴望全面卷入，又被一只手不客氣地推出。那種不是產生于逃避而是產生于向往的孤獨，便是“打工詩歌”得以出現的肇始。

　　在北京，你可以沒有孩子／但不能沒有一條狗／在寵物如此尊貴的年代／一個外省青年，還不如／一條狗那么容易找到歸宿／／從汽車車身锃亮的油漆反光里／我看到我瘦下來的青春／與城市的繁榮成反比／從查暫住證的吆喝聲中，我才知道／在普通話的語境里／方言顯得多么無力／／此刻，在別人的花園里／我寫著這首讓人費解的詩／這美麗的景色不是我的／但此刻的心情是我的／／這一刻，有一個句子／出現在我的詩里／這是我以前從沒有寫到過的／我不得不寫下這讓我莫名地躊躇／這讓我莫名地悲傷的句子—哦，在北京，我狗一樣生活／人一樣活著(郁金《狗一樣生活》)

　　初冬的北京／干裂的風吹裂了我的嘴唇／不能大口喝酒，大塊吃肉啊／就連打個呵欠也得小心／／風中的葉子／被時間這巨大的肺／毫不留情地吸了進去／吐出來時，已找不到春天的門／哦，一片落了的葉子／她能否再一次長到樹上／／一個落魄的詩人／口袋里只剩下風／骨子里只剩下詩歌，除了靈魂／他無法將更多的光芒獻給生活／眾多的詞在他詩外的生活里流浪／但沒有一個詞帶給他榮譽／帶給他面包和吃喝／／命運，刀子般割著我／逼我交出身上的所有／如果一切不可避免／我寧愿交出詩歌／也不愿交出我的痛苦和歡樂(郁金《初冬的北京》)

　　狗一樣生活，人一樣活著。眾多的詞在詩外的生活里流浪，游蕩于城市的迷宮之中。城市是我們懼怕的所在也是我們向往的所在。在以經濟為重心的社會里，特別是在市場喧囂的城市里，“打工詩人”被摩肩接踵的人流所推搡，疾速的物流使他們陷入恐慌、窮于應付，扼殺了他們沉思中的美夢。縱向的封閉的文化心態使他們在城市面前不得不誠惶誠恐，不得不探頭探腦，于是就露出些狹隘委瑣的情形。在缺少溫暖的環境里，他們的骨子里只剩下詩歌，除了靈魂，他們無法將更多的光芒獻給生活。從內地小城漂到北京的詩人郁金，一家三口擠在一間二十多平方米的出租屋里，開始了他的打工生涯。與那些有著“農民”身份的“打工詩人”相比，郁金詩歌里的血性與他們一脈相承。從法國詩人波德萊爾的《巴黎的憂郁》到美國詩人龐德的《比薩詩章》，再到郁金的《初冬的北京》，城市既給我們巨大的誘惑，也帶來無盡的厭倦。城市生活的黑洞，它吸進了多少汽車、噪聲、激動人心的話語、多少年邁或年輕人的身體？“在城市啃麥當勞／城市也在啃我／誘惑是一顆顆鋒利的牙齒／欲望伸長貪婪的舌頭／我被迫進入城市的胃／隱隱疼痛 隱隱感覺／自己就是一根瘦瘦的薯條／只不過穿著一件肥肥的西裝”(徐非《在城市啃麥當勞》)。“在這個城里 我是被無數人啃過的骨頭”(盧衛平《一封家書》)。英國詩人威廉·布萊克將英國工業革命時期的城市，稱之為“黑暗的撒旦的作坊”，至今仍然是一種警示。何況今日城市的擴張愈演愈烈，而土地卻不能再生，環境污染也不能根治，對人性的硬化路面式的處理更是后患無窮。昔日城市的主角是機器，今日城市的主角是汽車，明天的主角是誰？人已被手段所工具化，被概念、信息所抽象化，感性的、烏托邦的城市在構建和實施中一挫再挫。在汽車車身锃亮的油漆反光里，城市無形了，喧囂無形了，唯獨“打工詩人”是無形中吐出的一根有形的肋骨。當經歷了興奮、抗拒、焦躁而無力與城市相對時，“打工詩人”謝湘南想到了《放棄》：

　　這是一個思考中的問題／我能用平靜的語氣敘述它／連我自己也感到吃驚／這證明我已不是孩子還是更像孩子？／當然我絕不可能成為第二個梭羅／但我真的打算回到鄉下去／我想去守護我父母的風燭殘年／去耕作他們寬闊額頭上的溝壑／將他們眼角的憂郁搬到陽光中去／還有那些書上的指印，夾在書頁中的／少年目光，都應拿出來曬曬／我不能肯定一個女人的身子是否會同樣受潮／重要的是在這里我已開始厭惡／我不能從一只鳥的圖案中去猜測季節和顏色／我會在某個夜晚突然消失嗎？／從這個城市或者就從這世界

　　即使如此，“打工詩人”也不可能自動放棄在城市中生存的權利，如同他們不可能放棄思考和表達的權利，因為城市還有他們所眷戀的東西。“我想到 我的青春／堅硬得像一塊石頭／如果不在城市里打水漂／就會沉到鄉村的／寂寞的淤泥里”(謝湘南《我終將一無所成》)。“我們／像愛家園樣愛著鋼筋磚木／一座又一座拔高的建筑／使故鄉和這里／有了真正的距離”(蒲仕相《從深圳走過》)。“我回來了／這個我呆了六年的城市／一點也不覺得熟悉／／原來一些又臟又亂的小區／已經拆除或者正在拆除／很快地，就會重新疊起一些盒子／我暫時只能住在朋友的家里／深居簡出，尋找著／繼續生活下來的機會／／我回來了／有時我走在街上／下意識地，避開那些熟悉的人”(游離《我回來了》)。懷鄉也罷，返鄉也罷，只能是一種純精神向度的活動，而不可能付諸實踐，他們只能在文明中想象著這種退去。這種象征性的“圍城”效應決定了他們內心的城鄉沖突雖然日益深刻、痛苦，但卻始終只能是姿態性的、無聲無息的。“他們用詛咒的方式／表達對城市的喜愛和依戀”(吳作歆《城市的歌者》)。“沒有根能在玻璃上長出葉子／在城市 卑微與屈辱／是睡上下鋪的兄弟／城市拋棄你 如同墮落的富翁／拋棄一枚硬幣 既然如此／你就拋棄城市吧 和你的夢想一起私奔”(盧衛平《拋棄城市》)。“這些年，我似乎只是忙于／把自己的身體／從一個城市搬運到／另一個城市／就像我曾經把熱愛／從一個女人搬運到／另一個女人”(向陽《在路上》)。“這座城市沒心沒肺／你與它相愛，分手／你與它相顧頻頻，一步三回頭／它總是這樣／似笑非笑地看你／或者面色鐵青／轉臉而去”(天驕《我身體里的雨水》)。城市就像一位矜持高貴的漂亮少婦一樣輕輕拒絕著各種試圖登堂入室的親近，而她身上散發的美好又總傳遞著讓人欲罷不能的信息。城市對于“打工詩人”來說，難以融入，也難以離去，他們只有不停地搬運自己。鄉村出身的“打工詩人”，最終成長為當今這樣的工商的城市、弄巧的城市、遵從感官快意原則的城市的最為頑固的異己者。一些詩歌作品正表現了他們所面臨的惶遽和困惑。“這些憂郁的歌者／用文字的鰓在鋼筋水泥中／尋找氣孔和養料／‘城市是魔鬼教會人類的最后一個名詞’／他們邊說邊擠上公共汽車／趕回市中心的窩”(吳作歆《城市的歌者》)。他們一頭扎進城市，身子隨著搖晃不定的城市一起搖晃。他們用喘息的時間來眺望、記錄在城市生活的遭遇或一群人在城市的生活經歷。在冷漠、暴力、失業、焦慮、浮躁的生活中，找回一點人的自尊和自信，并營造出小小的驚訝、恐慌和快樂，以促進大腦的血液循環和四肢的彈性。“匍匐走在這個世界上／也許就是一切／我把微弱的觸須／伸向感知的歲月／希冀收獲一個流動的聲音”(羅德遠《黑螞蟻》)。“這些螞蟻，多么像我鄉下的兄弟／她們執著地把忙碌搬到城里／把簡單的生活搬到城里／把未來搬到城里／／瞧，這些螞蟻／以她們的小，以她們的輕／以她們的堅韌，爬在／命運的脈絡上／／世界很小，與一窩螞蟻相遇／是有福的。我突然發現／自己也是一只螞蟻／卑微地活著，并深深地／愛著”(郁金《路邊的螞蟻》)。“打工詩人”以未來的名義，讓他們的心與城市暫時地融為一體。他們寫作的文本深處蘊含著對另一種生活的希望和呼喚，從而保存了他們的夢想。

　　進入城市是生存的需要，反抗城市是心靈的需要。城市的吸引力和排斥力為文學提供了深刻的主題和觀點：在“打工詩歌”中，城市與其說是一個地點，不如說是一種隱喻。小米在《廣東》中寫道：“一個去廣州兩年了 一直沒有消息／兩年后 另一個也去了廣州／前面去的那個人去了深圳／又去了珠海 后面去的這個人／也去深圳 也去珠海／在廣東茫茫的人海里 什么東西／被蜂擁而至的熱情淹沒了／不是那么多城市不愿留下這個人／是一顆心 不肯收留另一顆心。”對“打工詩人”來說，城市似乎變成了類似于形式的東西。他們置身于城市，又不混同于人群。他們的詩歌在嘈雜的都市語言擠壓下，還能展開由己及他的藝術關懷、批判和追問。“他們都是異鄉人，像我一樣……／他們叫賣著，從過了春節到春節來臨／像我一樣，普通話不一定標準／香蕉、蘋果、甘蔗，黃昏時他們聲音很好／他們推著小車，香蕉、蘋果、甘蔗／他們叫賣著，還要學會隱藏／轉移。從這條街到那條街，在歲月中／他們不一定叫出聲來，但我聽到了／像我一樣，目光艱澀、像井”(謝湘南《賣香蕉的人，賣蘋果的人，賣甘蔗的人》)。雖然賣水果的流浪小攤販叫不出聲來，但卻通過詩人的喉舌叫出了聲音。“打工詩人”的詩歌是對生存的盤詰和對體驗的窮根究底。他們超越了自身的恐懼而去關懷周圍的世界，他們站在比自己更弱的弱勢群體一邊，關注社會更底層人們和孤弱者的命運，實際上也是在關懷在城市中的自己。比起其他詩人對待一個遭遇不幸者的同情和關懷，他們更加牢固，更加發自內心、不含任何表演的成分。

　　珠江的寬闊就要流入大海／夜深了，江水像是在嗚咽／對對情侶被情牽去／無人購買你孑然的背影／／小姑娘你不要對著江面落淚／江水無情它會卷走韶華／手中的鮮花就讓它隨水漂去／它畢竟不能自己走路／／把你眼里的空茫賣給我／在這珠江邊上，燈火照不到更遠／如果你真的想家，也請你不要落淚／淚水洗不掉臉上的鉛灰／／夜深沉坐在身邊／如果沒有家也請你回家／不要等待黎明，不要用自己的孤獨去等待／太陽的孤獨／小姑娘！這樣太殘忍(謝湘南《珠江邊上》)

　　一個過馬路的人／他用四肢過馬路／他雙腿盤曲／他用他的整個身體過馬路／他的臉形同路面／他的眼睛已經“骨碌碌”／到了馬路那邊／哦，他在笑／他是個快樂的人／／一個過馬路的人／他總是一個人過馬路／在別人的注視下／在別人都不敢過馬路的時候／他走在馬路中央(謝湘南《一個過馬路的人》)

　　謝湘南的這兩首詩可以借來隱喻“打工詩人”自身的處境。詩人將目光投向他人，他似乎寫得很客觀，似乎也看不見什么激昂的情感，但詩中作者之“我”并未死亡，而是潛得很深。“打工詩人”像珠江邊賣花的小姑娘，對對情侶被情牽去，無人購買他們孑然的背影。他們又像那個過馬路的人，艱難地走在城市和鄉村的線中央，他們的眼睛已經“骨碌碌”。作為從打工一族中走出來的“成功人士”，一些“打工詩人”或為報紙雜志打工，或以“臨時工”的身份受聘政府部門，不知底細的人很難從中看出他們與正式人員的區別，但他們卻體驗到了一種可怕的差異，抑郁路上，抱困城中。他們早已在內心過上了城市生活，但暗暗貼在他們身上的“農民”標簽卻很難撕去，常常在無意中觸動心中最疼痛的部位。“他們將沉悶的生活馱到／指定的位置而他們／沒有位置”(黃吉文《城市負重者》)。在城市與鄉村的吸納與抗拒中，在當代晦暗不明的生活中，他們的內心被慢慢消耗，他們最為典型。城市和鄉村，不是一個選擇上非此即彼的問題，而是好和更好的問題，城市和鄉村本來就不應該筑起高不可越的銅墻鐵壁。發達國家過度城市化之后，城鄉差別消失，就不存在所謂的“城鄉二元對立”，也不存在城市的畸形繁榮與鄉村經濟的嚴重衰落。在中國，與發達的大城市相對立的，不僅是欠發達地區的廣大鄉村，還包括現代化程度較低的內陸城鎮。更多的城鄉沖突是隱性的，并不以激烈的形式外現出來。那種城鄉對立區域封閉的社會管理制度顯得越來越滯后。人類文明的最高境界是物質與精神雙重飽滿的文明，中國的城市和鄉村與之都有相當大的距離。中國以“下崗農民”為主體的外出打工者具有某種被動性，他們僅僅是不情愿的、宿命的流浪者。民工潮并不是農民自由意志的體現，而是農業嚴重凋敝后無法生存的被迫選擇，出外打工其實是唯一的出路。“民工，是什么力量的打擊／使你們頑強地楔入都市／從傳統的田地中拔出腳來／成為城鄉兩棲動物”(王錫文《民工》)。打工者輾轉異鄉，和過去的異地求學、從軍、參加工作皆不同，沒有那種榮譽感和責任感，也沒有自然滋生的安家立業的感覺。當年的知青下放農村至少吃住不愁，而現在的不少打工者都有過流落或被驅逐的命運。“在擁擠的工業區／我的名字掉了／我聽見鄉土氣息的名字／掉在生硬的水泥地上／喊痛的聲音／在這個腳擠著腳的地方／我找不到我的下落／／我的名字掉了／再沒有什么證實我真正的身份／想去的工廠都將我拒絕／我還記得我的名字／我規矩地寫給工廠／它們都用懷疑的目光／像盯著一個行騙的壞人”(張守剛《我的身份證掉了》)。“城市的大街上／人來人往／我走在其中／學別人講話／學別人著裝／／怎么心里／還是覺得不像／像一滴油／漂浮在水上”(風童《懸浮》)。“這個城市日益繁華／驅逐了一個你／又來了同樣的一個你／你是城市表皮的瘤／真正的毒瘤長在城市的深層”(魏勛《乞丐》)。真正的毒瘤長在歷史的深處，它決定了中國無法在“城市化”這一現代化進程當中快速消化從土地上源源不斷流出的小農階層，不少“打工詩人”注定要像賣香蕉的人賣蘋果的人賣甘蔗的人一樣在城市與鄉村的線上學會隱藏和轉移，在城市和鄉村的邊緣來來去去，成為“懸浮一族”。對于他們，時代是不可選擇的。他們在兩個世界之間徘徊，一個已經死去，一個尚未誕生。城市，往往使“打工詩人”進入一種意識的暈眩之中，過去無暇追憶，現在難以把握，將來無可言說。“鐘表的聲音讓我駛進了時間的隧道／暗了，全暗了”(鄭小瓊《感傷》)。一個比寫作更具體更基本更嚴酷的問題每時每刻都橫在“打工詩人”面前：在城市如何活下去。更多時候，“打工詩人”需要從詩歌中抽身出來，他們不僅要先應付命運從內到外的催迫，還要應付“城市文明”的侵襲，因為文明的進程伴隨著人的異化過程。置身其中，“打工詩人”審視了自我的尷尬。“發生在外省／事件和愛情／朋友和陌生的女人／最顯而易見的是饑餓／失業、居留問題”(安石榴《外省的生活》)。生存策略在這里高于對繆斯的忠誠。

　　3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至今，在從鄉村到城市的線上，中國社會在文化碰撞與激蕩中出現轉型，最重要的一個方面，就是都市生活呈現出非自然化傾向。商業時代的城市文明給人類帶來的最直接的危害，就是金錢支配下的人的異化，導致了精神的貧困和瘋狂。“現代文明啼哭著誕生／還沒有睜開眼睛／就宣稱萬分饑渴”(高平《城市》)。作為見證，“打工詩人”往往通過對現代都市生活的透視，展開對城市文明的批評和反思，反映人與都市二者之間所形成的壓抑與釋放的緊張關系。長期以來人們幾乎都毫不動搖地堅信，人類歷史的前進以及人類文明的發展，給人們自己帶來的都是絕對的好處而且是越來越多的好處。他們認為靠科學的發展和物質生產的極大豐富，人們最終就會從種種限制和諸多痛苦中徹底解脫出來。而人們恰恰忽略了，物質生產的高度發展，早已遠遠超出了當初人們對于基本生活需要的滿足。現代科技的發明和物質財富的創造，歸根結底是由于人的無休止的欲望的驅使，而事實上，人的欲望又是永遠無法得到最后的滿足的。因而，社會文明的進步和物質生產的發展并不能把人類自己真正從苦難中永久地解救出來，相反卻不斷地促使人類的欲望更無止境地膨脹，并進而造成了人的許多新的生存的困境和精神的苦痛。如今，這樣一個已經被商業化大潮所深深掩埋的真理，“打工詩人”也看得非常明白。

　　來城里打工這幾年／俺家用的沙發茶幾衣櫥／摩托車彩電洗衣機電腦／都是在城里淘來的二手貨／城里人喜新厭舊蔚然成風／穿了兩水的衣服說丟就丟／賊亮的皮鞋說不穿就不穿了／那娶進門沒幾天的老婆／也說不要就不要了／出去找二奶三奶來供奉／可是那些老婆甩哪去了呢／俺走遍城市的大街小巷／也沒淘得來一個(散心《二手貨》)

　　詩人用一種聰明的、調侃似的、令人能沉思且易懂的表現手法與口語來挖掘他在這“城市文明”世界的遭遇，有些玩票性質“隨手而寫”的輕快感，可是其間帶有哲學式的嘲諷。這是一個追求金錢、追求享樂的年代，物欲尖銳的哨聲在我們身邊喧響。市場經濟的機制保障了人們追求欲望的合法性，人性的解放從八十年代的理想主義走到了“自己的亞當”(馬克思語)的物欲與原欲的釋放。與封建小農經濟社會禁欲主義相比，現代商業經濟社會則使女性更公開的成為商品，淪為物。

　　侄女長大成人／要用幻想征服什么／她的幻想發芽于鄉村／向城市生長出綠葉／／侄女要進城／叔叔們都在城里有好的營生／叔叔們把城市建設／叔叔們總是憐愛稚嫩的侄女／……聰明的侄女愛好三級跳／喜歡美國香蕉而不是非洲茉莉／叔叔們你們有美鈔嗎／哪一位叔叔的美鈔最多／侄女將城市的魔方玩轉／將大洋彼岸的城市鎖進心愛的抽屜／城市說白了也就是一種關系……(謝湘南《侄女的幻想與城市相對論》)

　　謝湘南選取了欲望化女性—物欲與原欲的畸形產物，作為批判的對象。“侄女”進城之后，她的鄉村素質——質樸、純真、向善、求美——迅速蛻盡，一種世故而且世俗的庸人氣和惡人心理彌漫全身。就精神而言，商品化過程就是自我離異的過程。這些年來，數百萬來自鄉村的打工妹在商品重重包圍以及自身某種商品化后，蛻變成城市里的“小姐”、“二奶”、“女秘書”與“干女兒”，形成了中國龐大的地下性產業。“一個妓女在招手／一個妖艷的美人兒／在街道旁邊的樟樹下／站立成城市里／最為骯臟丑陋的風景”(辛酉《一個妓女在招手》)。這樣一種都市里的特殊階層，她們身上折射著社會變革的復雜投影。詩人發現，城市說白了也就是一種關系。“當三陪的四表姐／飄香南方的一朵野玫瑰／去年回家乘波音747／消息爆炸了小村／你父親心臟病被流言擊中／你母親哭干眼淚罵你掃帚星……”(徐非《當三陪的四表姐》)。女人“所能包含的一切永遠在她的身體之內／在你想象之外／一個女人只需要一個曖昧的動作／就可以做成一筆大生意”(花槍《女秘書》)。“在鄉下／耳朵貼近乳房／聽到的是乳汁／神秘地流淌／／在城里／耳朵貼近乳房／聽到的是欲望／赤裸地燃燒”(盧衛平《城鄉差別》)。這一切遭遇是命定的，在鄉村與城市短短的姻緣中，美好和諧總是曇花一現，欲望的折磨鋪滿心靈史。以致我們談論任何話題，都似乎無法離開“商業化”這一帶有西方實用主義哲學的時代話語，就好像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前，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都離不開社會主義意識形態一樣。在一幅西式現代生活圖景面前，人的各種本能開始表面化并趨于“合法化”，而人們對精神價值的人文關懷已為切身的需要所替代。凡俗時代早已來臨，詩人也拒絕不了感性的歡騰，不要說“在通向牛逼的路上一路狂奔的”下半身詩人沈浩波們，連著名的韓東們也不能置身事外，把他們的觸角早已深入到最污穢的生活環境中去。“那坐臺女今晚和她的杯子在一起／杯子空了，她沒有客人／杯子空了，就是空虛來臨／她需要暗紅色的美酒和另一種液體／讓我來將它們注滿，照顧她的生意／讓我把我的錢花在罪惡上／不要阻擋，也不要害怕／燈光明亮，猶如一堆玻璃／……我和橡皮做愛，而她置身事外／真的，她從不對我說：我愛”(韓東《在深圳的路燈下……》)。妓女和嫖客之間的丑事，同樣進入詩歌的審美領域，而且韓東的敘述和描寫凸現了生活的真實，淡化了傳統中的美與丑。對此，著名作家韓少功生動地描述道：在這樣一個時代里，“消滅思想便成為時尚，讓我們萬眾一心跟著感覺走。這樣，腸胃是更重要的器官，生殖器是更重要的器官。……人就是身體，人不過就是身體”(《夜行者夢語》)。人對人類喪失了責任感，這是當今世界最嚴重的危機。這一危機在精神生活領域的表現，便是藝術的危機，詩歌的危機。在古羅馬時代，詩人賀拉斯曾驕傲地宣稱，他的《歌集》將是一座比青銅更富有久遠生命力的紀念碑。確實，古典詩學充滿了自信和自豪。而今，文化卻淪落為消費主義的文化，打落了詩人內心脆弱的平衡。在這個特定的時代，與韓東沈浩波們相比，“打工詩人”卻勇敢地表現出道德上的勇氣，捕捉到生活中被遮蔽的東西：

　　她爺爺給她取的名字叫李翠蓮／已經沒有幾個人知道／上初中的時候有個男生對她很好／直到現在她也忘不掉／……／／別人介紹她去城里的一家酒店／給別人倒酒／后來陪別人喝酒／她沒喝就在別人面前醉得一塌糊涂／然后就上了別人的床／……／她凋謝之前最大的愿望就是／帶一大筆錢遠走他鄉／找一個安靜的地方悄悄卸妝／每次看著那些豬狗般的男人壓在她身上／她的心里都會這么想 雖然／一切遙遙無期／……／她的娘又病了／她的爹下地干活又閃住了腰／她經常把積蓄往家里寄點／但她不愿回家 坐在破舊的瓦房里／她會感到傷心／……(老了《李小姐的皮肉生涯》)

　　那么多背井離鄉的兄弟姐妹啊／他們只認識錢／常常忘記自己／通宵達旦的白熾燈下／誰的臉那么蒼白／昏倒在最后一道工序的妹妹／已不省人事／老板罵罵咧咧／他責怪那個妹妹的體質太差／只能炒掉魷魚去做妓女／那些敢怒不敢言的眼睛／流露出的憂傷／只能在黑夜里掩埋(張守剛《在工廠》)

　　生活之惡一步步地蛀蝕著世界，緩慢而無情地吞噬一切生命的血與肉。翠蓮們，在支離破碎的生存中，得不到喘息與安寧。翠蓮們，在現實中無法維護自己的幸福，甚至無法存留哪怕對美好往昔的片刻的回憶。翠蓮們不就在我們身邊嗎？當“打工詩人”從鄉村像個公跳蚤一樣飄到城市的時候，翠蓮們也像母跳蚤一樣，承受著飄零的命運。在今天的中國，色情服務業雖不合法，但政府的行為卻是曖昧的。這有很深的社會歷史、現實原因和人性因素。在歷史夾縫中生存的小姐，她們承擔的各種壓力在世界同類職業者中是少有的，身體的、經濟的、人格的、心靈的。她們實際上是一個嚴重失語的弱勢群體，在一個巨大的異己壁壘的壓制之下，出現一種很吊詭的生存狀態。詩人老了說：“其實她和我們一樣有著永遠無法實現的理想／其實她和我們一樣都要滿足這個社會的欲望／雖然這是可恥的／雖然這是／可恥的。”對社會規定下的個體命運的思索具有了人道主義精神，這倒令我想起白居易的那句話：“相逢何必曾相識，同是天涯淪落人。”“打工詩人”騷動不安、尖銳鋒利之下深埋著的是對人的溫情，尤其是對翠蓮們命運的現實關懷，也是對自身境遇的挖掘和問詢，對生活的有限挽救。生活失去了美妙的光彩，而顯露出丑惡、畸形的本相。畸形現實對人格主體的解構，造成“打工詩人”背負著難以承受的主體失落感。

　　他有著失敗的愛情／漂亮的湖南小妞／拋下他走進了／一個有錢老頭的懷里／南下五年 打工五年／沒有謀到一官半職／在工廠做車位工／每天穿針引線／卻將針扎進自己心尖上／那個痛啊／是湖南小妞拋棄他的那種……(張守剛《和工友聊天》)

　　……在岔路口，我站住／想起那位攔住我的女子／(有些羞赧)，我掏光衣兜／遞給她一枚1元的硬幣／叫小姐的她／眼中的媚笑與絕望／將會噬咬我今夜的夢／／再拐一個彎／親愛的租房，一屋子寂寞／將被燈光和一個男人／健康的呼吸／驅散(曾文廣《走過零點的街頭》)

　　發廊，性感十足的暴露女郎。她們挺胸抬頭的樣子／和我此時，形成多么鮮明的對比／我終于明白有時學歷和糞土有多么相似的本質(許強《流浪是塊永不愈合的傷疤》)

　　在這些詩中，既有對鮮活的生活細節的敘述，又有對某一歷史階段人的生存狀態的體悟、審視和憂慮，在開掘日常經驗的過程中，產生出強烈的時代感、當下性。在詩人描寫客觀現實的敘述之中，我們分明感到了某種陰影的逐漸滲透。當我們讀完詩中的場景，我們心中分明涌現出一種陰郁低沉的東西，甚至是尖銳而細的痛與無邊的蒼涼。我們已經無法拒絕這樣一種經驗事實：物化世界所導致的心靈掙扎比其它任何時候都來得迫切而激烈。在“餓死詩人”的時代里，詩人何為？“打工詩人”又能何為？他們的身影在民族、國家、政治的集體話語中顯得邊緣而陌生，正是這種陌生確立了他們的獨特性和警示性。生活在一個墮落腐敗的時代里，作為一個人，“打工詩人”不可能不對現實生存困惑產生深刻的懷疑。敘事成分的介入，使他們的寫作與生活構成了互文性，傳達出更多的現實生活信息，揭下了這個世界的種種面具。“我提起筆幾次想寫它／橋頭巷 南洲路的第一條巷子／在金斗酒家門前一閃身／一條曖昧的巷子／像黑暗中的暗探／就抖動在眼前／／此起彼伏的犬吠聲里／那些白天閉門不出的女人／嬌艷地站在昏黃的路燈下／她們銅銹的目光里 閃著欲火／一個形容猥瑣的糟老頭／避開老伴的嘮叨／正與她們如膠似漆地打情罵俏／在她們的暗示下／他始終不愿掏出錢來／身上僅有的一點錢／是留著明天喝酒的／／橋頭巷啊橋頭巷／一個想入非非的異鄉少年／在這里痛快地失去貞潔／這一次／剛好花掉他在流水線上／五天的工資”(張守剛《橋頭巷》)。城市里有許多糾纏不清的小巷，這是她的腸子。我們天天穿梭行走于她的腸子之中，吸取她的曖昧的身體帶來的毒氣，這是我們無法解脫的悲哀。身邊的一條小巷白天看上去是那樣疲憊和陳舊，但到了晚上卻充滿了色情和神秘。“打工詩人”常常會因為不知如何去反映他寄生的這座城市而感到迷惑，從這點上來說，這座城市對于他來說，無疑是座迷宮。“我被海富大廈／每平方千元售價的廣告／揭開貧窮的面具……／我住在八平方低矮的小屋里／被貧困包圍／寫著那種叫做詩的文字／我心安理得／住在海富大廈對面／海富大廈射出寂寞的燈光／我在寫詩的空閑時間／想象海富大廈里／那個被孤獨圍困的女人／那個窮得只剩下／奢侈的女人／怎樣搔首弄姿／等待有人去敲響她的門環”(張守剛《海富大廈》)。從文化意義上來看，在欲望化女性身上，寄寓著詩人對形而上精神家園的追求，深入幽微地揭示出一個時代的隱秘。“打工詩歌”作品體現了一種可貴的詩歌精神或是當代詩歌的力量——詩對某一歷史階段的真實介入、認知和糾正。“他們和／骯臟的城市始終保持著／一支掃帚的距離”(老刀《清潔工》)。“打工詩人”徐非在《尋人啟事》一詩中對不慎迷失在紅塵中的“小妹胭脂”充滿了惋惜和呼喚：“胭脂穿粉紅色低領緊身衣／超短裙 別手機戴金首飾／神經正常三去羊城四到深圳／AA廣告公司做過文員／BB大酒樓當過迎賓／黑色高跟鞋踩著瘋狂舞曲／不慎走失在燈紅酒綠紙醉金迷里／如果有人見到她真實的背影／可電告本人 或者報警……”(徐非《尋人啟事》)。“打工詩人”在困境中堅持某種操守，在市場化工業化城市化腐蝕過程中，在磨礪與漫長的歲月中，葆有自然人的本真詩性，不啻是一種獨特的聲音和奉獻。

　　豆蔻之前／十六歲的玉兒與姐姐相似／工卡一天一天收割她的芳齡／童心缺少一半／／玉兒晶亮晶亮／身材比姐姐美小幾分／像田田的荷花／使工業區清清秀秀／／田田之荷／載不動眾多的露珠汗水／滴在流水線上／拿男孩子一樣重的工時／／玉兒常用眼睛說水靈靈的話／開比桃花還嫩的愛情／做一秒鐘新娘(麗玲《玉兒今年我一十六》)

　　姐姐不沿媽媽的淚水流／未熟的杏子／從這家香到那家／打工的男孩像多年失散的表哥／姐姐是依人的小鳥／把打工的歲月全退還給媒人／遠走高飛／／姐姐／陌生的方言是最親的愛情／守身如玉的愛情是你另一個家鄉／遠嫁他鄉玉兒說真感人／媽媽知曉卻大哭一場(麗玲《姐姐比我香兩春》)

　　麗玲的這兩首詩非常富有人情味，富有一種親切的、健康的、深摯的人情味，感覺是多么的真實和親近。這種真實的詩歌就是真誠的詩歌，就是面對現代俗世、守護心靈純凈的詩歌。較之那些乞討愛情的愛情詩，輕浮淺薄的愛情詩，故作高深的愛情詩，無病呻吟的愛情詩，“打工妹詩人”麗玲的“愛情詩”真摯質樸得多了，因而也就有人情味多了。她感受到了現代文明對心靈的碰撞，但不會被物欲所縛，蒙蔽心靈。她的詩歌是穿行在俗世的煙塵里去尋找心靈的燈盞。現代城市生活對物欲、權力、性的貪婪追求使人日益顯示出了野獸的筋肌，這么說可能反倒是在污蔑動物，其實人比所有的動物都更貪婪。人似乎越來越像“野胡”，連詩人們也往往變得鐵石心腸。我們有關“愛”的傾述，成為語焉不詳的喃喃自語。不過，一些“打工詩人”仍然以他們的“柔軟心”讓我們感動，他們仍然創作出一批對人間充滿溫情和愛意的詩歌，他們的作品是對愛的肯定，在一個物欲的時代，愛仍是存在的，純凈的心靈仍是存在的。

　　寫字樓與俺無緣／俺是坐在最偏遠的車間／手握一張小小的名片／俺名就叫阿秀／七四年十二月在寒風里顫栗／而母親在顫栗中一分為二／從此降生一只丑小鴨嘎嘎而鳴／／而今請注意我一米六零的體態／既不豐腴也不纖弱／我雖然不是詩／但有油菜花的詩意／我雖然不是絕好的模特／但寬大的廠服裹不住我顫動的青春／你不必顧慮／我擇偶的要求不會太苛刻／年齡 身高 五官的政策適當放寬／有無婚史住房及地域條件可考慮／我雖然走慣了山村的泥濘路／但城市戶口也不拒絕／如果你愿意與我北上／你必須懂得三月扶犁四月插秧／你必須懂得將生命的根須植入／深深的土地／我不要你給我奢侈的山盟海誓／只要你愛得真誠愛得專一／我不要你給我金錢結構的小樓／只要你一方厚實的土巴墻／能遮擋我人生的風雨／如果是這樣我的心房向你敞開／你就徑直來我們電子廠／采我三月的芬芳(徐非《一位打工妹的征婚啟事》)

　　這首詩最先刊于1994年9月的《外來工》雜志上，大部分讀者將詩中的女主人翁阿秀誤以為作者，徐非在短短的時間內收到了三千多封求愛信。這首樸實無華的詩歌，最先和最后打動我的，不是傳達的技巧，也不是意象的詭秘，而是青春的心靈平和而又真切的袒露，是我們似乎已經陌生的情感的沖動和人格深層的低語。這首詩描寫了“阿秀”對愛情和婚姻的憧憬、追求、幻想，塑造了一個大膽潑辣、感情熾烈、清純可愛、未被世俗和金錢異化的打工妹形象，有著超越世俗的美麗和尊嚴，保持了“真人”的純度。這一形象，不僅是打工一族苦苦尋求的理想，也是當今我們精神世界追求中所渴望的一方凈土。在廣東打拼十多年的詩人盧衛平則有把人的內心與現實世界相溝通的力量，使他的詩歌更具有草根性，他那首《在水果街碰見一群蘋果》讓人讀罷久久不能自已：

　　它們肯定不是一棵樹上的／但它們都是蘋果／這足夠使它們團結／身子挨著身子 相互取暖 相互芬芳／它們不像榴蓮 臭不可聞／還長出一身惡刺 防著別人／我老遠就看見它們在微笑／等我走近 它們的臉就紅了／是鄉下少女那種低頭的紅／不像水蜜桃 紅得輕佻／不像草莓 紅得有一股子腥氣／它們是最干凈最健康的水果／它們是善良的水果／它們當中最優秀的總是站在最顯眼的地方／接受城市的挑選／它們是蘋果中的幸運者 驕傲者／有多少蘋果 一生不曾進城／快過年了 我從它們中挑幾個最想家的／帶回老家 讓它們去看看／大雪紛飛中白發蒼蒼的爹娘

　　1995年諾貝爾文學獎授獎辭稱希尼的詩“既有優美的抒情，又有倫理思考的深度，能從日常生活中提煉出神奇的想象，并使歷史復活”。這就是詩歌的力量。在“一地雞毛”的時代，詩人盧衛平直視轉型期人們渴望返樸歸真的心態，用“一群蘋果”象征著人類社會未被污染過的最純潔的一部分和人性中最美好、最善良、最干凈的一面，是對現代文明的一種反撥，是一種返本心理的產物。詩人語氣親切平和，捕捉日常詩意的筆觸越是具體、精確，就越是透露出他對一個生存群體的深切關注和同情，就越能體現詩歌之于生活無可替代的倫理價值。“打工詩人”徐非在平凡打工妹身上，詩人盧衛平在“一群蘋果”身上都發掘出了人性的本真。不論是那個名叫阿秀的打工妹，還是接受過城市挑選的一群蘋果，她們都抵抗了“文明”對她們的侵蝕、扭曲，不斷地往回走，回到人的源頭，回到作為一個人的最本真的要求。“鄉下少女那種低頭的紅”，散發著泥土的芳菲。“必須懂得三月扶犁四月插秧／你必須懂得將生命的根須植入／深深的土地”。這樣的想象畢竟有些過于浪漫和超脫了，殘酷的現實已經根本不可能再為我們提供這樣純凈的田園生活。然而，我們卻不能完全放棄這樣的向往。它起碼應該在我們的心靈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