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在城市里跳躍：打工詩歌中的動物意象闡釋

http://www.donkey-robot.com 2013年03月12日14:28 來源：中國作家網　柳冬嫵

　　在今天，“個人”已被普遍視為寫作的基石或立腳點，但這并不意味著它是一個絕緣體。個人與歷史從來就存在著一種深刻復雜的連結。從古到今，在詩人與他的時代之間，也一直有著一種痛苦的對話關系。每個詩人都屬于他的時代，不管他如何抗議自己生不逢時，都無法擺脫與他所處時代的聯系。他并不是自主地選擇寫作題材，是某種選擇逼近了他使他別無選擇。在這個特定年代，幾位“打工詩人”筆下的動物形象，充分顯露了他們寫作的主導性動因，源自對自身賴以生存群體的自我闡釋。一個被壓迫群體的生存，包括其境遇和命運，注定要成為代表那一群體的詩人優先思考的主題，讓他們在歷史的夾縫中堅韌地說出自己。詩人盧衛平在《老鼠家史》中以詼諧的敘述道盡了打工一族的屈辱和命運，詩人以悲憫的目光表達了對現實生存的深厚關懷，同時，詩歌自身也通過這種關懷而獲得力量。

　　因血統低下出身卑微

　　我們這個家雖繁殖能力不錯

　　男女均衡人口眾多

　　但從古到今都是賤民

　　只能在各種可能的鄉下角落

　　偷偷摸摸活著

　　不知從什么時候

　　幾個不肖子孫經不起誘惑

　　跑到城市

　　一年后回到家鄉風光一陣

　　于是就一群一群來到城市

　　這時的情況開始糟起來

　　除了地下沒什么好落腳的地方

　　因為證件問題我們

　　從沒有在大街上放心大膽地溜達過

　　不小心斷胳膊斷腿

　　被人抓住尾巴受了迫害

　　不敢呻吟也不敢哭泣

　　高興時磨磨牙用方言打個電話

　　讀一封有一半錯別字的信

　　還得東張西望

　　唯一的欣慰是貓們每餐都吃上魚蝦

　　忙碌在小康邁向大康的路上

　　也許是出于同情或者愧疚

　　貓不再用殺頭來嚇唬我們

　　碰到發了獎金中了彩票

　　兒子結婚閨女出嫁

　　還默默地向我們表示友好

　　看樣子我們的地位正在提高

　　這首詩呈現的是社會轉型期“賤民”的真實命運及其內在精神圖像，給人以深刻、凝重的思考和警醒。詩人拉長、伸展了“老鼠”一詞的歸趨性所指，這個平常得我們從未注意過的詞匯頓時獲得了令人驚訝的隱喻意義和涵蓋力。就一首具體的詩歌來講，肯定要偏重藝術本身，但是藝術從來都不是一種孤立的東西。任何藝術都是人類社會具體的語境言說，是社會文化的一部分，從來不存在孤立的藝術。詩歌沉淀了詩人的良知、激情和審美。對《老鼠家史》這首詩而言，其藝術的獨立性是存在的，但作為一種詩性的言說，在閱讀和批評的視野中，我首先考慮到的是詩歌所傳達的社會文化信息。“老鼠一群一群來到城市”是時代的產物，隱約暗示著從鄉村到城市的一種不完全的身份轉型。這些年來，城里的人紛紛出國去，而農村的人則到城里去，目的是一樣的：為了更好的生活。現在，出國的人可能陸陸續續在回來，而農村的人則還在向城市里涌，像潮水一樣。這是一個過程，叫作城市化的過程。農民，或者更確切地說，民工在淹沒著城市。他們背井離鄉，干最苦最累最臟的活卻沒有一點保障，且常常遭遇各種各樣莫名其妙的羞辱。但一個打工的時代已經徹底降臨，他們無處可逃。“時代”是一個虛幻的詞匯。是人性的集合匯聚成了這個時代的瘋狂特征。國家的命運，時代的命運，實際上是被每一個卑微個體在無意中承擔下來的。沒有所謂誰是時代的良心。我們的社會機制缺乏一種對于打工者的起碼尊重。在社會中，人們把太多的注意力投射到富翁、知識精英、商界強人身上，很少從人道主義角度對最底層的民眾賦予最基本的關懷。一種不良的社會風氣正如腫瘤一樣在當下擴散到人們的腦海深處，然后與國民的劣根性同流合污。坐穩了的上層和站穩了的中層大多不屑于糾纏于“老鼠家史”，這些“貓們”關切的是魚蝦、上網、迪吧、派對、野游等等與休閑享受有關的詞語。對底層人民生存狀態的遺忘是這個年代一些人做得最徹底的一件事。這個世界有太多卑微的事物被人類的眼神所忽視，然而詩人發現了他們并長久地注視著他們，這源于詩人對生命存在的深層體認和尊重。正如“打工詩人”張守剛在一首題為《老鼠》的詩中寫道：“我很卑微／讓不該入詩的老鼠／爬進紙格／然后對它們／大加贊賞／我早已被它們感動／看它們夜以繼日／找尋求生門路／迫于無奈／干些偷雞摸狗的事……”詩人捕捉到了弱勢集團與強勢集團之間彌漫著的種種屈從與自我喪失的病態癥候。人們習慣性地將犯罪、丑惡以及不循規蹈矩的反叛與卑微的弱勢群體連在一起，對淪落到城市的農民心存戒意。

　　在希尼看來，詩歌寫作對現實的介入就是糾正，而不是其它任何方式。詩歌之所以具有這種“糾正”的功能，并不僅僅取決于寫作者個人的道德立場和精神傾向，而更重要的乃是詩歌自身就其根本而言即具有這種“糾正”的力量。真正的詩歌永遠在其語言空間內有力地保護了人性的豐富性和復雜性。而這難道不正是現實政治和其它文化制度的最終目的嗎？如果這些制度不以此為目的，那么，它們就是有待“糾正”的事物。“打工詩人”的寫作表明，詩歌盡管未必能“做”什么，但詩歌仍然能夠“行動”，并在“行動”中顯示出一種“糾正”的力量。早些時候，民工外出務工不僅要懷著被收容的恐懼，還要辦理勞務輸出證、暫住證之類的證件，這都是不公平的制度強加給他們的，使他們成為“城市的老鼠”，“從沒有在大街上放心大膽地溜達過／不小心斷胳膊斷腿”。這在詩人盧衛平的湖北老鄉孫志剛身上就轉化為現實。在我讀到《老鼠家史》這首詩的一年之后，僅僅因為沒有辦一張薄薄的暫住證，年輕的孫志剛在廣州的收容所里被活活打死。孫志剛永遠掉在黑暗的歷史縫隙中，他不再能夠發出任何聲音，但我們能夠想象和體驗到他臨終前的絕望和痛苦，擔當起了他永恒的無言和哀痛。《老鼠家史》與《老鼠》這兩首詩表明詩人對歷史波濤中個體生命及其痛苦、失敗和激情的深深關切。道德上的焦慮，也是詩人經常處理的內容。我是否可能阻止某些罪行？或至少減輕它們破壞的程度？我可否有力量和足夠的勇氣？我是否能夠在恰當的時候站出來？包括現在。站在弱者一邊，和那些死去的及生活、內心受重傷的人們一同擔當痛苦。只有這樣，才能把揭開的傷口始終展現在那里。詩人并不能醫治這些傷口，但是，他必須感受到，并且揭示這些傷口。

　　對于打工者——生活在社會最底層的人而言，他們承受了太多的壓制和苦難。這些，不僅是制度和法律上的，而且也是精神和肉體上的。無論是在任何地方，人或者詩歌，要做到解放自己，是多么的困難。我們往往以為自己已經解放了或者被解放了，但是走過一段路后，我們一再回頭，卻發現自己身上怎么還有那么多的鐐銬。城鄉二元對立的結構性格局根本不是靠打工者的個人選擇就可以改變的。體制化的世界設定了許多框框，一切被劃分。但是，人性也遠遠地離開。太多的事件讓人感嘆。前不久，烏克蘭有一批生豬經過60多個小時的長途運輸，抵達法國，卻被法國拒之門外，理由是沒有考慮到動物福利，生豬長途運輸過程中沒有按規定時間休息。這樣的動物福利觀念對絕大多數中國人來說可以說是聞所未聞，甚至可以說是“荒謬絕倫”。對待動物福利問題，國際上公認的是動物享有五大自由：不受饑渴的自由，生活舒適的自由，不受痛苦傷害和疾病威脅的自由，生活無恐懼的自由，表達天性的自由。通俗地講，就是在動物飼養、運輸、宰殺過程中要盡可能地減少痛苦，不得虐待。動物福利的提出是一種觀念的進步，與社會自身的發展有關。對于人性，道德上的真正考驗，根本性的考驗，在于如何對待那些需要他憐憫的動物。然而在這方面，我們已經遭到了根本性的潰敗，這潰敗是如此的徹底，其他所有的敗壞都由此而滋生。也許，過于沉重的生存壓力，過于冷漠的城市生活，已經讓我們對生命感到麻木，人性的光芒也日益蒙蔽。但越是這種時候，我們越要保持對于生命的敬畏。因為我們也是其中之一，因為我們誰也無法超越生命的脆弱，還因為我們不該徹底地潰敗下去。詩人關注著這一切，以悲憫之心喚回人性中所有的豐富性與生動性。在北京謀生的湖南青年詩人郁金讓我們看到《狗一樣生活》：“在北京，你可以沒有孩子／但不能沒有一條狗／在寵物如此尊貴的年代／一個外省青年，還不如／一條狗那么容易找到歸宿。”詩人郁金以自嘲、反諷的筆調審理了打工者的生存姿態，讓我們不得不思考弱勢群體的現實境遇，即在不公正的社會環境里如何確立人的位置？如何確立人的尊嚴？如何尋找喪失的自我？無論怎樣，對于人的關懷，是一個現代社會的基本品格，也就是說，無論有著怎樣多的“城市老鼠”，我們都必須尊重生命，尊重每一個生命求生存的權利。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個世界只有兩種聲音：強勢群體的聲音和弱勢群體的聲音。前者強大洪亮，后者弱小低啞；前者齊整彰顯，后者參差不齊。歷來，對話語權的爭奪，均在這二者之間進行。錢理群先生在《拒絕遺忘》一書中曾言及，話語霸權確立的背后其實隱藏著與權力結構有關的一套秩序。我個人認為，我們這個時代是弱勢群體包括民工普遍失語的時代。由于總體歷史對個體性的損毀，歷史主體只能回到集體失蹤狀態。民工在失去話語權力從而處于“被命名”狀態的同時，也就是他們的生存狀態異常艱難的時候。在公眾形象這一領域，打工者的沉默幾乎成了一個生存群體的歷史性態度。在這種時候，“打工詩人”發出的聲音就顯得彌足珍貴。根據現實生活的實踐和悲音為美的美學原理，弱勢群體的聲音更能為我們提供生活的本相。讓我們看看“打工詩人”劉洪希的《一只青蛙在城市里跳躍》：

　　一只青蛙

　　身上流的是鄉村的血

　　靈魂卻在城市里

　　戴著鐐銬跳舞

　　水泥地 樓宇森林 城市

　　站起在土地的淪陷之上

　　站起在一只青蛙痛苦的懷念之上

　　那微波蕩漾的水呢

　　那草地 稻谷

　　和夢中的家園呢

　　從鄉村到城市

　　如果注定這是一次艱難的過程

　　一只青蛙千萬只青蛙

　　情愿奉獻一切

　　讓熱愛者的歡笑

　　建立在自己的血肉之上

　　九月的黃昏

　　我在城市的某一角落

　　看見一只青蛙

　　無家可歸

　　劉洪希似乎一下子揪住了自己根性中最為疼痛的部分。這樣的打工體悟，是從骨子里流出來的，是平實的或隱喻的，是寫了打工者、打工者的情感與意識，包括打工生活帶給人的焦慮、孤獨和對意志的考驗。這種打工感受，是真實的，細微的，也是富有詩意的。打工者生活在城市的底層，是城市最為特殊的群體。他們之于城市，正如青蛙是魚中的異類。雖然這個城市的體溫和氣味與他們的身體緊密相連，然而，城市并不最終接納他們。城市只是一個深不見底的深淵，引誘著大家豪情萬丈縱身一躍，卻落得遍體鱗傷乃至粉身碎骨。他們找不到自己賴以生活的陽光、土壤與水分，等待他們的命運不是被“吃掉”，就是變成都市里的浮云、落葉和垃圾。他們匍匐在都市的各個角落，經歷著為人所不齒的生活。他們的生命是那么的渺小、卑賤、無足輕重，他們也許根本就無法改變自己的命運，他們無家可歸。“打工詩人”身上有種隱蔽的理想和一般“青蛙”沒有的氣質，然而城市席卷一切的力量把他們吞噬得也很徹底。這種外形與真實、本質與身份、表象與內里之間的深淵，在劉洪希這里被驗證為一首詩。《一只青蛙在城市里跳躍》在冷靜的抒情背后蘊藏著一股巨大的悲涼，對打工者命運的無助與無告以及命運的不可知，通過“青蛙”的喻體表達了打工者冷峻的情感與無奈。除了面對自身的局限之外，城市對于他們的冷漠和輕蔑是他們需要很長時間才能適應的。繁華的都市成了他們的棲息地，而這一切卻又與他們無關。不管在現實中還是在精神上，城市只是他們的一處驛站，對于他們扎下根來的想法有著天然的排斥和惡意的嘲笑。詩人盧衛平在《老井里的青蛙》中悲憫地寫道：

　　饑餓的腸胃 讓我在鼎沸的都市

　　聽到你親切的叫聲

　　我童年的難兄難弟呵 我鄉下的

　　摯友親朋 這些年 你怎樣活著

　　你是否還記得 我們相守過的

　　那些時光 父親讓我向你學習

　　只有你 始終如一地 與鄉土為伴

　　運足生命的底氣 唱出豐收的歌謠

　　天空雖小 卻依然寧靜湛藍

　　看見你的同類 淪為城里人的盤中美味

　　一聞到酒香 我就暗暗為你慶幸

　　祈禱 你千萬要守在

　　故鄉的老井里 不要像我一樣

　　盲目地跳出來 回家的路

　　比童年還遙遠 我只有在你的呼喚里

　　讓一種心緒 蝌蚪一樣沿河游走

　　對于都市而言，“青蛙”是城市的寄生蟲和飯碗的爭奪者；對于農村人而言，他們離開了土地，“回家的路／比童年還要遙遠”。這樣，對于他們的身份，我們很難以一種準確的名稱來概括——這就是中國城鄉二元結構所造成的后果。大多數情況下，他們的稱呼往往是歧視性的“民工”，遭受著某些機構和團體的不公平管轄。其中，任何一家單位都足以使他們無法在城市安心立足。城市不是“青蛙”們苦苦尋找的歡樂的彼岸，當他們從鄉村逃離，企圖擺脫原來命運的時候，另一場宿命早已埋伏在他們的前面。歷史在重演著。而且，這樣的歷史說不定還要在相當長的時間內重演下去。因為受傳統的戶籍制度影響，廣大農民工雖然已工作在城市，但生活與根子仍然在家鄉、在農村，“兩棲”式的生活已成為他們無奈的選擇。雖然中國的城市化進程已不可逆轉，但鑒于國情的特殊性，“千萬只青蛙”仍將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繼續他們的“兩棲化生存”，被迫接受一種嚴酷的現實。一個正義的社會制度的使命就是要矯正這類事實。面對一只只“青蛙”在城市里跳躍，我們該以一種怎樣的心情來注視？是鄙夷、厭惡、輕視，還是悲憫、理解和平等相待？隨著社會的進步和自身的發展，打工一族對于公平、正義、平等權利的要求更加敏感和迫切，對這些要求做出有效的回應是一個社會長治久安的關鍵，也是一個社會制度的試金石。

　　“春江水暖鴨先知”，很多人都熟悉這一出自蘇東坡大人的詩句。很淺顯的道理：水的冷暖，水里生活的感覺，與水關系最密切、與水保持零距離接觸的鴨子最先知道。同樣道理，打工者的冷暖，打工者的苦痛，也只有打工者自己最清楚。“青蛙”在城市里跳躍，除了在現實生活中兩邊碰壁、受夾板罪之外，更有文化認同、精神歸屬上的麻煩。他們夾在兩種文化、兩個世界之間，體驗到了兩種在某種意義上分別自圓其說的現實和思維方式，而又很難徹底融入其中任何一個或與之達成較深刻的和諧。他們把自己放逐到異質的土地上，不得不直面陌生而殘酷的人生，遭受著移根的巨大創痛，不得不“讓熱愛者的歡笑／建立在自己的血肉之上”。他們在他鄉找不到自己生活的位置，作為一個人的各種需要得不到滿足，失落和焦慮總是折磨著他們。“從鄉村到城市”，“注定是一次艱難的過程”。對于他們，“夢中的家園”即使重要，也不再是堅固的精神堡壘，也不是永恒的情感烏托邦。一切必須憑個人的勇氣、智慧和尊嚴去面對。當然，“蛙人”自有其幸運的一面。由于特殊的生存狀態和雙重的文化身份，使他們能夠深入到生活的底里，深刻地感受和體驗到兩種文化的沖突和差異，窺破打工生活的真相和本質。一個種族的良心就是那個種族的個體才能觀察一切，評價一切，記錄一切。

　　與盧衛平、張守剛、劉洪希的“老鼠”“青蛙”相似，在其他“打工詩人”的筆下，也有大量的動物形象出現。這是“打工詩人”寫作所具有的特殊意義，它的社會學與人類學含義甚至超出了詩歌本身。作為存在的領會者與語詞言說者，“打工詩人”存在著某種整體性的、可識別的題材特征。他們對日常生活中個人經驗的敘述與辨析，對歷史與現實的介入與疏離。但“打工詩人”的詩學觀念與寫作取向卻大相徑庭，有的人強調對打工生活經驗的直接傳達，有的熱心于后現代的解構，等等，不可一概而論。

　　我確信我生活在螞蟻窩上／沒錯，是螞蟻窩／可以感受到它在風中不斷搖晃／你看，那么多又黑又大的頭顱／彼此參差著，攢動著／像黑夜中，我掩飾不住的心亂／一刻都不肯安靜，它們多么忙碌呀／我知道，母蟻留在家里，靠著墻生育／公蟻外出奔波，夢想著大骨頭或昆蟲的尸體／這些真正的男子漢，一刻都不肯安靜／有時，在異地他鄉，遇到同樣的漂泊者／它們碰了碰觸須／交換著遠方幸福或苦難的消息(游離《我確信我生活在螞蟻窩上》)

　　世界那么干燥／思想無處可逃／我們是跳蚤／我們飛不起來／能證明我們存在的只有跳躍／／我們是跳蚤／不是吸血的蚊子更不是蒼蠅／哪里臟往哪里跑／我們是跳蚤／孤獨的跳蚤／每次我都用盡全力的向上跳／想跳出這個地球／每次都落下來／活到老跳到老(老了《我們是跳蚤》)

　　習慣了寂寞地看太陽／從遠古天空照下來／匍匐走在這個世界上／也許就是一切／我把微弱觸須／伸向感知歲月／希冀收獲一個流動的聲音／也許是上帝的安排／我無法脫去背上／沉重的黑色(羅德遠《黑螞蟻》)

　　是一條魚／臉的鱗片／在時間的水里游來浮去／躥出水面捕食陽光／但生命的鰭葉／畢竟長不出鳥的羽翼／鳥類也不怎么知道它的心情／／是一條魚／它總是小心翼翼在水中乞討自由／用鰓呼吸／卻無法融入一片水域／玻璃缸里／所有的方向都不存在／水就是網／網就是水／／是一條魚／掙扎在最后的浪花和泡沫里／目光盯著天空／是一種反抗／一種嘆息／它的天涯／只是別人的咫尺／它的拼命掙扎／不敵別人的吹灰之力(柳冬嫵《命運是條被炒的魚》)

　　我看見老虎他像我蹲了多年監獄的朋友／走近他看見兩顆大虎牙我才認出他／嘴還是那么大但吼叫已沒有回聲……／我看見孔雀她還是那么驕傲／像我剛進城時見到的市長的女兒／依然美麗中隱約可見一絲歲月的滄桑／我看見野豬很瘦不停地吵鬧／很明顯他不適應城市生活／和他只剩下骨頭的胖兄弟比起來他是幸運的／我看見猴子他是我在城里的遠房親戚……／我看見蛇蛇是我的屬相／但我怕蛇正像我怕一聲不吭的人／我在夢中被蛇咬死過很多回／我經過他時腳步很輕／我看見狐貍他那張尖嘴／多像出賣我的同事／我很同情他那條祖傳的尾巴／注定了他悲涼的結局……／我看見羊來自澳大利亞／他一直低著頭像我第一次約會的初戀情人／羞澀這種幾千年的傳統美已在城里日漸消失／這只羊讓我感動我撫摸他／像撫摸初戀情人從千里外寄來的手織的毛衣(盧衛平《動物園》)

　　蚊子，我親愛的兄弟／在這夜深人靜的夜晚／只有你是我的知音／只有你，沒有把我／當成一個外鄉人(郁金《蚊子，請別叮我的臉》)

　　背負自己／沉重的生命和夢想／在大地上行走／我艱難的腳步／比一只黑螞蟻更慢／更踏實／敏銳的觸角試探著／季節 環境和世事／堅硬的背殼卻抵擋不了／內心的傷痛(劉洪希《蝸牛》)

　　一群羊／涌向城市／讓所有疾馳的時間停頓／這些羊／眼中只有一種白色／我在城市的黑暗處輕輕回首／黑暗正悄悄抄襲它們(許玲琴《一群羊經過城市》)

　　你不會流淚吧蚯蚓兄弟／為鄉音飄渺為命運多舛／透過季節深處我分明看到／你沒有了腳便匍匐前進／失去了手你索性用頭顱耕耘(羅德遠《蚯蚓兄弟》)

　　麻雀驚飛，將爪下的枝條/高高彈起。她警惕的眼神/與我們保持著命中的距離//在這沒有莊稼，沒有蛙鳴/沒有森林的城里，她的飛翔/顯得單調、孤寂//這群來自鄉下的麻雀/曾與我親如兄弟。如今在城里/鄉音不再是她們的通行證/她們進化、演變，漸漸有了/一副金嗓門//客居城里的麻雀，如果你愿意/就跟我回到鄉下/我將以純樸的民風喂你/讓我們在打谷場上，一起/守護我們的豐收和別離(郁金《城里的麻雀》)

　　把房租到這里/夜里我總是聽到鳥叫/一只鳥有理由在夜里鳴叫/因為孤單。幾只鳥有理由/在夜里鳴叫，因為吵醒了彼此/但我聽到的是兩只鳥叫/就兩只。天稍一晚就哀哀地叫/無告地叫，夜夜如此/夜不代表絕對安靜/恍惚的蛙聲，代表童年/反復的呻吟，代表腰疼/隆隆的轟響，代表加班/此刻，在這個燈火寥落的城郊/兩只鳥為什么鳴叫，就像/我在馬路邊隨便碰見的/一對來自鄉下的夫妻(劉大程《夜鳥》)

　　這是一種非常巧合的視角捕捉，也可以說是殊途同歸。“打工詩人”有點像詩歌的原始幸存者，通過語言和創造性的想象形成和解釋他們的世界，袒露出鮮為人知的生活的真實面目。從某種程度上說，每個時代和每個人都需要發現或建構自己的價值思想體系和語言隱喻系統，以作為叩問自身和探詢世界的中介和支撐。如此眾多的特別弱小的動物意象在“打工詩人”手中突然廣泛地入詩，絕非偶然，讓人直感到它們意猶未盡的深廣寓意。最小的也是最大的，最根本的。說這一批詩人從自在的走向自為的，從而可能構成另一種嶄新的詩歌圖譜，不為夸張。這些詩歌在自我面貌的呈現上，有不可替代的獨特性。這些小動物意象，在很高程度上折射出詩人對自我的深刻體驗，是他們對自身處境的本質描繪。他們的詩句中有一種硬邦邦的針對強權的力量和威嚴。他們經常無法改變命運，詩歌對此無能為力，但詩歌所能做的是使在命運壓迫下顯得渺小、卑賤、無足輕重的邊緣群體恢復他們的尊嚴。這是人的尊嚴賦予弱小者的力量，也是詩人所能依賴的全部力量。

　　“打工詩人”的寫作喚醒了漢語詩歌古老血液中最富感性之力的部分。“打工詩人”寫動物的詩，是我所讀到的最有人味的詩歌。詩歌就是要找到真正的人味。一代又一代的詩人在說“詩言志”，而“詩言志”不就是詩人情感的真實表露嗎？“打工詩人”對歷史命運的承擔、對時代精神的批判、對人性深處的剖析、對具體事物的關懷、對現象世界的洞悉，這一切均是自然、平緩地隨著語言的脈絡漸次展開，楔入詩、人、我們時代的心靈。更為重要的是，這一切都含而不露地與詩中那些具體、卑微的個體生命融為一體，是發于心而止于情的。他們對動物的抒寫，通篇看不到與“打工”相關的字眼，卻真正反映了打工者的生存狀態，描繪和捍衛了屬于他們個人內部的事物，可謂“不著一字，盡得風流”。而一些居高臨下的詩人總喜歡寫以《民工》為題的詩，他們只能不痛不癢地停留在事物的表面。 這些詩歌，不客氣地說，不過是裹了一層打工意象的外衣而已。這一類詩人，并未深入到打工者的命運中，他們根本不了解打工一族的生存真相，他們的寫作“只能到此打住”，幾乎沒有什么真實的經驗質地，卻透露著想象和觀看的竊喜，他們似乎正在俯瞰一群沒有自我意識的甲蟲。從技術的角度看，這些詩歌無懈可擊，并入選了各種“最佳詩歌選本”，但讀起來總感覺欠缺了一點什么。我們甚至在王安憶《民工劉建華》、尤鳳偉《泥鰍》、孫惠芬《民工》等知名作家寫作的民工題材小說里，也看不到打工者真實的生存境遇和精神境遇，倒是看出了像他們那樣經驗豐富的作家對這種境遇的嚴重隔膜，他們編造的故事充滿生硬的巧合，他們筆下的人物幾乎沒有心靈深度。部分養尊處優的作家詩人“走向”底層，但這種“走向”未必會使他們與底層人群更為接近，他們的“現實主義”“底層寫作”“平民化”“草根意識”很可能卻是對底層人群施行侵犯性的想象。博爾赫斯曾引用《古蘭經》的例子說明一個真正的阿拉伯人無需在每一頁紙上寫滿駱駝以證明是真正的阿拉伯人，只有那些外來的旅行者、騙子、褊狹的人才會對駱駝大書特書。《古蘭經》里沒有提到駱駝恰好證明這是一本真正的阿拉伯書。“打工詩人”從來都沒有想到過要承擔什么，但他們承擔了一切。“打工詩人”讓人們看到他們是如何感受世界的，他們的限度和痛苦，他們的真理和正義。他們自身就是體驗的主體。他們也許不知道自己原本就是一個時代投下的影子。一個真正代表時代的詩人，從來不是那些叫嚷著要替眾生發言的人物，恰恰相反，時代的詩人只講一種語言，那就是自己的語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