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忠實：白鹿原上的文化守望

陳忠實先生近影

　

　　陳忠實，中國當代著名作家，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出版有短篇小說集《鄉村》、《到老白楊樹背后去》，中篇小說集《初夏》、《四妹子》、《康家小院》，散文集《告別白鴿》，文論集《創作感受談》等。長篇小說《白鹿原》“是一部渭河平原50年變遷的雄奇史詩，一軸中國農村斑斕多彩、觸目驚心的長幅畫卷”，是其最具影響力的代表作品，自1992年出版以來一直暢銷不衰。2013年2月25日，陳忠實先生在陜西西安家中接受了記者的專訪。

　　楊曉華：《白鹿原》出版以來，持續受到讀者的喜愛，就您掌握的情況，現在有沒有一個包括外文版在內的發行數的準確統計？

　　陳忠實：《白鹿原》具體發行了多少本，我也不知道。反正是幾種版本一直都在發行。電影《白鹿原》上映，又一下子發行了六七十萬冊。去年人民文學舉行了《白鹿原》出版20周年紀念活動，他們說，這個小說從1992年出版到2012年，一開始就熱銷，后來持續每年各種版本發行十多萬冊，這在當代文學中是很少的。我自己也很驚訝。20年，兩三代人啦，這對我來說是最大的安慰。

　　《白鹿原》最早翻譯成日語，然后是越南語，去年是法語。英語的翻譯來談得很多，但有一個問題卡住了。法文版簽合同時，他們出版社的總編提出還要代理其他語種，還有德語、西班牙語等，他們號稱法國第二大出版社，和各國出版社都有往來，對其他語言的翻譯出版有好處。我就直接簽合同了。所以，現在各種語言要翻譯，我都不能談了，得和法國出版社的代理商談。

　　楊曉華：雷達先生在《廢墟上的精魂》一文中，認為《白鹿原》正面觀照了中華文化精神和文化養育的人格，從而探究民族文化命運和歷史命運，是新時期文學、現實主義文學的一次飛躍。您是什么時候產生這種濃郁的文化意識的？是什么樣的契機和動力促使您要從文化心理結構上對傳統社會做一個史詩性的觀察和描述？

　　陳忠實：應該說，就是創作《藍袍先生》引發的。在《藍袍先生》之前，我主要是寫當代農村生活的變革，寫農村實行責任制之后的思想、家庭、人際關系的演變。我發表的第一個中篇小說《康家小院》寫到了現代生活潮流對鄉村傳統文化的撞擊，但是文化的意識并不明確。到《藍袍先生》，這個意識就較為明確了，我就是要寫一個人的精神裂變，寫精神裂變過程中的社會和人的命運。正是因為這個中篇觸及到文化心理結構的問題，我才感到這是個深不可測的一個大的人物活動的背景。后來就開始關注那一段歷史，就是1949年以前，從封建社會解體到共和國成立這一段歷史，我們傳統文化和現代思潮的關系問題。

　　楊曉華：如果說您之前的創作，重心都集中在單個人物的刻劃上，到了《白鹿原》面對的是受到類似文化心理結構影響的人物群體，這個挑戰是很大的。

　　陳忠實：我從來以為我對農村是最了解的，因為我生在農村，長在農村，工作在農村，前后幾十年。我不像柳青，他掛職縣委副書記去深入生活，實際上就是深入我這樣的生活，我本身就是這種生活的人，我的這種體驗是最直接的。但是寫1949年以前的時候，我突然感覺到一種不自信。對1949年之前太不了解了，盡管有些感性經驗，但那是很幼小的生活記憶，所以我就渴望了解這塊土地的昨天。

　　當時我還有一個逆反心理。我本來對尋根文學很感興趣，但是后來看到幾個人寫的東西都是寫荒山野嶺、荒無人煙的地方，寫小土匪，小酒店發生的怪事情，我就感覺到，尋根尋到最末梢去了，這個不好，應該尋民族文化的根，民族文化的根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一個城市或者古鎮，因為一個城市或古鎮，是一個地方工業、商業包括文化發展最具代表性的地方，民族文化的根應在這里，而不在荒山野嶺。

　　有了以上這幾種因素，我就開始全面了解白鹿原。白鹿原只是一個具體的小原，實際上西安周圍的幾個縣都有原。先開始查縣志，西安周圍三個縣長安、藍田，還有已經消失的最古老的咸寧縣的縣志(辛亥革命后和長安縣合并)。一邊不停地查，一邊一筆一筆抄，抄了厚厚一本子。我還搜集了后來很多人寫的革命回憶錄。藍田這個地方的山里頭有過一個紅軍的根據地，紅二十五軍，紅十五軍都呆過，出了很多革命家，一個小小的藍田縣，解放后光部長級、軍級干部就四五個。中國共產黨1921年成立，1926年白鹿原上的一個鎮就建了黨支部。我感慨，過去光知道瑞金是紅區，延安是紅區，從來沒有想到我生活的白鹿原上也是最早鬧過革命的地方，我就有一種震撼的感覺。這些回憶錄給我提供了豐富的素材。有好多事件后來都寫到小說中了，當然都化成我的人物了。

　　我想西安周圍農村的變化和西安和全國的變化是緊密聯系的，所以我讀了范文瀾的《中國近代史》，我想把關中的事件和大的背景聯接融合起來，那就不是一個孤立的事件。至于到原上，到民間去找村子里的，包括我們村的那些老人聊天、調查，那就多啦。這個過程中，很多人物情節就開始冒出來了，大概有兩年的醞釀，人物關系和結構就浮出水面了。

　　楊曉華：后來在創作《白鹿原》的時候，您是從白嘉軒娶七房女人的描寫開始的。小說發表的當時很有爭議。上世紀90年代末，很多作家和評論家都提出 “身體敘事學”“身體文化學”“身體社會學”，回頭再看，《白鹿原》當初從這個角度入手開啟作品，是很深刻的。我甚至覺得這是整個作品的一個具有很大文化隱喻功能的結構性安排。

　　陳忠實：對我來說，當時沒有太復雜的考慮，很簡單，在白嘉軒這個剛剛進入社會的具體的人身上，他父親去世使他遭遇了家庭災難，盡管事前事后他開始承繼族長。但純粹說他的家庭災難，意義不是很大，這個災難可以集中體現在連續死幾個女人這個事情上。這里有一個很重要的東西，就是在白嘉軒這樣的一個人看來，女人在男人的心目中到底是個什么？在封建社會的鄉村，婦女是一個什么樣的概念？在當時社會中是怎樣一個存在形態？寫了那么好幾個女人，各有各的不幸，連白嘉軒自己也喪氣，說要不要再緩一段，他媽說：女人就是糊窗戶的紙，破了爛了，再糊一層。女人心目中的女人就是一張破紙！演繹幾個女人的形象，就是要讓白嘉軒的母親說出這個話來，就是要告訴讀者，在封建社會里頭，女人的社會生存是什么形態。這是一層意義。

　　還有一層更切近的意義就是，在封建社會，對一個家庭來說，最大的悲劇就是絕后，“不孝有三，無后為大”，男權社會你沒有兒子繼承，你就是有萬貫家財，死了以后沒人繼承，就變成別人的了，就旁落了，你還有什么心思去積累財產？所以對男人來說，最大的人生恐懼就是絕后，所以必須要有人繼承，他才有再生產的勁頭，這是一個很簡單很核心的社會理念，是宗法社會的關鍵支柱。

　　所以，是人物的精神心理結構決定了這樣一個開頭。我沒有想到其他的開頭方式。而且，一旦完成這樣一個對人物心理特點的塑造，我就再也沒有寫白嘉軒和他后來的夫人怎么樣。

　　楊曉華：您在講文化視角的時候，用的更多的是“傳統文化”，沒有用“儒家文化”這個詞。關于傳統與現代文化的關系問題，一直存在爭議，作為一個作家，您在自己的作品里也進行了深入的剖析和呈現，可否談談您的看法？

　　陳忠實：傳統文化主要就是儒家文化。儒家文化在宋代出現了學派林立的現象。其中張載以關中為基地講學育人，號稱“關學”，歷宋元至明清以后，“關學”已經深入八百里秦川的文化心理。為了創作《白鹿原》，我查縣志，看到了北宋神宗熙寧九年(公元1076年)所制定的我國歷史上最早的“村規民約”——《呂氏鄉約》，我大為震動。這個鄉約，用來指導鄉民做人、做事、處世，是關中人精神心理上的一個綱領似的東西。《呂氏鄉約》在這塊土地誕生，后來傳播到南北各地，成為明清鄉村治理的精神綱領。《呂氏鄉約》的作者就是關中大儒張載的嫡傳弟子、號稱“藍田四呂” 的呂大忠、呂大鈞、呂大臨、呂大防兄弟。

　　我當時就想，剛解放后的50年代初，各級政府要給每個農民家庭訂立愛國條約，在關中農村，每個家庭的門樓旁邊，沒有門樓也要在房子的墻上用白灰抹出一塊來，讓有文化的人寫5條愛國條約，比如熱愛祖國、熱愛人民、勤勞勇敢什么的，家家都有。你看，宋代的儒家給農民定下鄉約，那個內涵要比我們的簡單的5條要豐厚的多，而且很具體，容易教化民眾，所以這個鄉約就成為我理解那個時代原上人精神心理結構的綱領性的東西。

　　我并不研究儒家，我的作品也主要不是評價儒家，我主要是關注我們民族的精神歷程。封建社會解體，辛亥革命完成以后，中國的傳統文化，在鄉村是怎樣影響著、制約著人們的精神心理，這些鄉村的鄉紳和村民的心理是怎樣構架的？當國民革命、共產主義革命在生活中發生的時候，這些以傳統文化為心理結構的各種人，發生了怎樣的精神遷移或者裂變？不僅是大的社會運動的內容，更深層的是人的心理結構被打亂，甚至被打散。我是寫這個的。實際上不要說那個時代的人，就是解放后很長一段時間，一般民眾的精神心理上，仍然沒有完全解構完那些傳統思想。不管是傳統文化中美好的，還是腐朽的東西，都仍然在支撐著中國人的心理結構。

　　楊曉華：改革開放、市場經濟的發展，使得中國社會的價值缺失和紊亂問題凸現出來，社會上不斷有人呼吁重建傳統文化、回歸傳統文化。對此你是怎樣認識的？

　　陳忠實：儒家文化的命運在中國現代歷史上經過了幾個階段的變化。我的理解，“五四”主要是否定這個東西。解放以后，一味要接受新思想，我們整個文化系統都是厚今薄古，發展到后來就是全面批判儒家，尤其是“林彪事件”發生后，把孔子都不叫孔子，叫“孔老二”了。從學校到家庭教育，傳統文化幾乎都斷裂了。“文革”期間，那種殘酷的批斗，把我們文化中美德的東西幾乎全部毀掉了，真是慘不忍睹。這種摧殘可以說比戰爭還厲害，戰爭主要是物質上的，死很多人，但對活著的人沒多大影響，可是“文革”對活著的人進行精神上的打擊和折磨，后患無窮。我們辛辛苦苦建立的共產主義道德體系在“文革”期間也受到破壞。新時期一開始以經濟為中心，大家很自然就被商業利益驅使，很多干部貪污腐敗，數量之大，不可思議。我確實也看到很多人提倡傳統文化的東西，但這個構建相當困難。

　　楊曉華：新時期以來的作家，在語言上都格外追求創新，您對自己的文學語言也是下過很大功夫，有著高度自覺的，這種思維習慣是如何培養起來的？

　　陳忠實：這有一個發展過程。我小時候看的第一篇小說就是趙樹理的。看完后，我也開始在作業本上寫小說，我看趙樹理那些人物都有外號，就也給我的每個人物起個外號。后來，柳青的《創業史》，開始在報上連載，我當時在初中三年級，認為柳青把關中的語言提煉到了最迷人的程度，所以一下子又很崇尚柳青的語言，不自覺地受到影響。上世紀80年代中期以后，我意識到一個作家必須在包括語言在內的整個創作上形成自己的風格。“大樹底下好乘涼”，但是“大樹底下不長苗”，大樹的葉子把陽光都遮住了。在這種個性化語言的形成中，魯迅對我啟發很大。作家不可能用一種語言去寫他的所有生活體驗，他必須根據他體驗到的內容和人物，作品人物的氣質獨特性，決定選擇什么樣的語言。魯迅寫阿Q的語言不可能用來寫祥林嫂。作家語言的決定因素是人的精神氣質。作家必須找到適宜于他要表現的那個人物的精神氣質的一種語言。這應該是語言創造最生動的東西。

　　《白鹿原》的寫作過程中，對語言我也是下了功夫的。比如，描述性和敘述性語言的取舍問題。描述性語言容易把作品寫長，敘述語言凝結性比較強。不管寫人寫事情，如果用描述性語言寫，需要100字，如果用敘述語言可能一句話就形象化地敘述出來了，這是我選擇《白鹿原》語言方式的最要害之處。用白描語言去寫，《白鹿原》起碼要寫兩部，91年、92年，中國文學開始冷下來了，如果有兩三部那么長，讀者讀起來容易厭倦。所以我就想通過各種途徑壓縮篇幅，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使用敘述語言。為此，在寫小說之前，我還寫過兩三個短篇，純粹用敘述語言，其中一篇，從開篇一直到完1萬多字，只有兩三句對話。敘述語言難度更大，如果功夫不過硬，不能做生動形象的敘述，那就干巴巴的，味同嚼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