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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世界上,有3門以人為研究對象的學問——醫學、文學、心理學,蒙命運垂青,我一一涉足。”
2013年1月,霧霾籠罩下的北京城,各式各樣的口罩再次成為一道特殊的景觀。
你或許記得,上一次的“口罩熱”已經是10年前的事情。
10年后的這個春天即將來臨的時候,畢淑敏用她獨特的方式拾起了那段并不遙遠的記憶。
中學時代就聽說過畢淑敏,在羞澀的年紀里看到《拯救乳房》這樣的書名還會本能的臉紅回避。現在回想起來,若能早早地讀一讀,或許能在面對這個世界時多一點準備。
這是畢淑敏新文集《星光下的靈魂》發布會,推廣語是這樣寫的:“《星光下的靈魂》集合了2009年~2012年間畢淑敏尚未出版的所有散文,以11次靈魂考問、44篇心靈美文、30個有問必答的形式,更透徹地叩問靈魂的居所,安頓疲累的心靈。”
考問靈魂?看到這樣的詞語不由讓人心頭一緊。考問靈魂的人,這位畢先生該有怎樣的容顏?
中式黑衣,頸上搭一條繡花圍巾,體態豐腴,臉上始終笑意盈盈——坐在記者對面的沙發上,很難想象親切如鄰家阿姨的她就是蜚聲文壇的大作家畢淑敏——她開口說:“謝謝大家能來這場見面會,看到這么多人,就會覺得文學還是大有希望的。”
語速緩慢溫柔,但卻不會失了穿透力,加上臉上時時的笑容,讓人很難將注意力移開。能夠讓人安靜地聽她講話,或許這就是畢淑敏的魅力。
10年后的報告
10年前的那個春天,畢淑敏正在家里陪伴生病的母親。某日中國作協突然打來電話,希望她能參加SARS的作家采訪團。
畢淑敏坦承自己當時十分猶豫,她說:“其他作家都是寫了決心書的報告文學家,就我一個是寫小說的。當時不知道會那么快回家,甚至以為我回不了家了。如果當時我母親病危,我可能也沒辦法回家,我可能連母親最后一面也見不到。我很遲疑。作協也表示理解,說不勉強。但我媽媽聽到后說你去吧,我說我可以不去,但媽媽還是讓我去。”
采訪之后其他同去的人都在一兩年內交了稿,唯獨剩下她遲遲沒有動筆。她說自己不著急,要把得到的東西在水里投一投、弄清了,把留下來的、最精華的部分寫下來。
2011年她決定動筆開始寫關于SARS的一本小說,不同于別人的報告文學,她用了小說的文體,而且還是科幻小說,名為《花冠病毒》。
“20NN年,一種極其罕見的嗜血病毒——‘花冠’突然襲擊燕市,這座擁有千萬人口的都市,淪為獵物。擁有心理學背景的女作家羅緯芝臨危受命,成為蒞臨抗毒一線的采訪組成員。
在抗疫小組內,羅緯芝深入了解了各色普通人面對恐慌和毀滅時的心理困境。無意中,羅身染瘟疫,命懸一線,卻又不可思議地獲救,成為病毒‘刀’下唯一的幸存者。事件發展不斷失控,官方急救藥物卻遲遲研發不出,各方勢力都想從這場病毒虐殺中獲利……”
畢淑敏說不要糾結于書中的一些技術細節,不要擅自服用書中提到的某種神奇元素,不要對病毒噤若寒蟬,甚至不要和SARS對號入座,不必尋求真實的燕市在中國的什么地方。
但不去做這樣的對應實在很難。有人說中華民族是個善于遺忘的民族,對于苦難有著驚人的遺忘本領。但令人欣慰的是,有著越來越多的人愿意開始回憶SARS十年,緬懷在那場災難中逝去的親人,從苦痛中汲取到繼續前進的力量。
文學的白衣天使
《花冠病毒》一書里附贈了一張心情卡,只要用大拇指按住卡上的液晶片,持續10秒,松手后觀察液晶片的顏色,即為對應的心情指數。藍色、綠色為正常、愉悅,紅色、紫色、黑色則代表壓力沉重、焦慮抑郁……
心理咨詢師是畢淑敏的另一個身份。她曾在接受采訪時說過這樣一段話:“雖然我現在不直接從事醫生這個職業,但我是有醫生資格證的。心理咨詢師同樣有認可的資格證書,做這個的幾年里,每天有太多人來,我的精力根本無法集中,沒有時間旅行和寫作。就算一天接待7到8個人,一年不間斷也才2000多個人。我覺得寫書,與大家分享可以更多地解決問題。有時候心理疾病就是一念之差,佛經里有句話叫‘一念三千里’,或許換個角度看,問題就解決了。我就想通過我的分享,能夠讓更多人感受到生命的美好。”
王蒙送畢淑敏一個稱號,叫做“文學的白衣天使”,依葫蘆畫瓢,記者覺得她也可以算得上“文字心理治療師”。畢淑敏跟記者說自己之前很喜歡談論“正能量”,覺得這是特別好的事情。但是朋友卻跟她說不要再講“正能量”了,這個詞都臭掉了。
可她還是說了,盡管不怎么提到這三個字,但積極向上的正能量仍在她溫柔篤定的聲音里,在她筆下的風景中。
《花冠病毒》出版時,關于贈品畢淑敏有兩個選擇:一個是電子體溫卡,往額頭一貼,就可以知道體溫;另一個就是上文提到的心情卡。兩種卡片都十分有趣,但是只能二者選其一。
“出差在外,夜里不舒服,是不是發燒了?你不知道。這時從錢夾里抽出這張卡,一測便知分曉。多實用!”醫生出身的畢淑敏一開始覺得體溫卡不錯。
在決定選擇的截止日,畢淑敏正在加拿大北部山地趕往觀看北極光的途中。她向導游咨詢意見,問他希望得到哪種卡片。加拿大華裔小伙子毫不遲疑地說,當然是心情卡!他說自己身體好,常年也不會發燒生病,體溫卡對他可有可無,但心情卡很好玩兒,一天可能會測上好多次,還會讓朋友們一起測。
“我又問身旁的人,都說喜歡心情卡。于是,我很沒立場地決定從眾。”畢淑敏回憶,“有人問我發這張心情卡是要一邊讀我的書一邊摸卡,測試自己讀每一頁的心情嗎?”
畢淑敏被這話逗得笑彎了腰:“想想看,一邊翻著書頁一邊測心情,這也太折磨人了吧?”
心情卡雖然只是個玩具,但卻有提醒讀者保持心理健康的功能。即使“正能量”一詞已經被過度消費到臭名昭著,也不會影響相信之人的樂觀積極。
《圣經》里說:“信,必得。”
幸福旅人
2008年,畢淑敏和兒子自費40余萬元,乘坐“和平號”游輪環游世界。114天的環球航行不僅飽覽風景,構筑了她和兒子之間珍貴的回憶,同時也使她對生命有了新的感悟。旅行結束后畢淑敏寫了《藍色天堂》一書,記錄自己在途中的點滴感悟。
在序言里,她寫道:“我不相信地獄,但是我相信天堂,我所篤信的天堂,它不在天上,只在塵世。人間本該就是天堂。我們每個人都生活在天堂的一角,學會欣賞,懂得珍惜,誰都能成為天堂里最幸福的人。”
畢淑敏說自己原來并不喜歡旅行。年輕時她在西藏阿里當兵,每次回家探親都是萬里奔波。
“我覺得旅行是個挺辛苦、充滿意外的事情,而我內心里喜歡安定,不要有那么多時刻的刺激和驚險。但同時我又對這個世界充滿好奇和興趣。”
她說自己幼時讀那篇凡爾納的《八十天環游地球》,就幻想著有一天也可以乘船環游地球。“雖然之前在其他地方有飛機環游的活動,但是那樣太快,相比之下我更喜歡坐船,一點點地去探索,去發現這個世界的美好。”
環游回來之后除了出版《藍色天堂》,畢淑敏還去《百家講壇》講課,題目是“破解幸福密碼”。其實在這之前,央視已經跟她溝通了多次,希望她能上節目,但都被她拒絕了。理由一是自己不是老師;二是上電視很容易招來人們的議論。
她說:“我好好寫作就是了,干嘛去招人這種議論呢。但環游回來后,勇氣比原來多了一些,經過長途的跋涉,看到大自然的威力,世界如此遼闊,我的勇氣增強了一點。”
20世紀80年代曾有一篇文章報道說,一項調查結果顯示最幸福的人有四種:第一種是剛給孩子洗完澡、懷抱孩子的媽媽;第二種是治好病人目送他離去的醫生;第三種是在海邊用沙子建成堡壘的孩子;第四種則是寫完作品的最后一個字的作家。
這四種情景畢淑敏都經歷過,但她卻沒有覺得幸福,“當時真的嚇了一跳,感覺需要解決思想上對幸福的感知。從此以后就特別關注幸福的事”。
她試著重新觀察自己的生活,才發現原來自己擁有許多幸福。“人思想上的轉變非常快,訓練一下,轉念一想,就會覺得這些都很幸福。因為幸福是自我的感覺,不需要別人評級。”
《花冠病毒》里的羅緯芝性格爽朗,敢愛敢為;現實中的畢淑敏筆耕不輟,面若桃花,溫婉動人——旅人的幸福,不用言明,亦自在悠然。
從阿里的衛生員到作家,從作家到心理咨詢師,畢淑敏的人生亦是一場精彩的旅行。
已年過60的畢淑敏說自己60歲的時候覺得非常奇怪,自己早前的一些記憶開始復活。她說自己清晰記得17歲時在西藏阿里的山上仰望星空時的感受,“自己萬分的渺小,而生命是刻不容緩的短暫”。
17歲時畢淑敏穿上軍裝,告別北京,成為西藏阿里地區的第一批女兵,駐守世界屋脊。喜馬拉雅山、岡底斯山和喀喇昆侖山三山聚合,平均海拔高度在5000米以上。高原群山的雄偉與嚴酷的環境,戰友生命的悄然消逝,給年幼的她極大的震撼。過早的接觸死亡對于年幼的她或許十分殘酷,但只有明白了死,才能讀懂生。年輕時的經歷,讓她形成了善良、樂觀、平和、冷靜的個性。
畢淑敏說:“我在西藏發現,原來這些山是億萬年生成的,而我最多活不過百年,和這些山相比是多么的微不足道!因為我不斷地在處理那些戰友們年輕的尸體,我就想這樣的命運很可能轉瞬就會落到我頭上。我真的那時就決定我這一輩子會依循我的想法,讓自己很快樂,很開心,盡可能地給別人一點幫助。我從17歲開始就立下這個信念,到現在毫無改變。”
無論是做醫生、作家,還是心理咨詢師,對于畢淑敏來說似乎是同一件事情,只是用了不一樣的表達方式。對她而言,每一個生命都是那樣短暫、脆弱,那么寶貴、孤獨。
“在每個人有限的旅程當中,我希望過得更快樂一點。在那些我們不得不承受苦難和悲傷的時刻,有更多相濡以沫的支援。讓我們人生在結尾的時候少點遺憾。無論我做什么,所秉行的宗旨是一樣的。”
談到閱讀,畢淑敏說自己認為著重在實用性上的技術類書籍在她看來算不得“書”。在此之外,一定要讀一點“沒用的文學”。
她說:“請各位在繁忙的工作之外,把目光放得更遠一點,而不僅僅是我們的寫字樓,也不僅僅是這座城市,而是放到更大的空間里去。一天兩天是沒效果的,但是一年兩年就會有一點效果,十年二十年以至于整個人生走過去,就會發現文學給予你的滋養是緩慢而持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