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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由心造,事在人為。
還是在文革時期,少年吳昊敏感于傳統中國畫的文化魅力,開始奔走于古城西安的國畫名宿之間,求教于康師堯、王子武、李世南、王有政諸人,也多與同輩畫友相互激勵,切磋交流。考入西安美術學院以后,其花鳥畫又得力于劉保申、張之光、江文湛、陳國勇先生的教誨,手摩心追,氣移境成。即使多少年之后,吳昊長期從事環境藝術設計教學研究,但是所見草木樹石,仍然不斷演化為心象,不斷地揮筆涂寫,以至信手拈來,境造于心,別具一格。
中國畫進入寫意文化階段以后,是以筆墨的瞬間性揮寫,以致達到某種特定的藝術效果,因而文學性的意境也會融合于繪畫,在筆墨的皴擦點染之間,是以人生的豐富體味,而形成自己的獨立面貌,并具有特殊的美感。
吳昊多少年來每見前賢書畫佳作,便心癢指劃,默記于心。也于靜幾明窗之處,孤燈夜雨之時,以墨戲小品為佳構。所作既勤,所積漸多,于是翻檢之下,也見長天一色的詩韻,蕭瑟孤遠的意境,是常常伴隨著畫家一招一式,一點一劃的水墨揮寫,而使畫中的立意、布局、墨色,獲得了中國畫筆神墨韻的精神本質。其點劃之間,不舍物像,任其繪制,終究是天然若意,蘊藏著個人的體味,亦遠塵囂而自得,知寧靜以致遠,其花鳥畫作的空間的分布,也夾雜著時間的流逝,昭示著強烈的生命意識。
20世紀以來,中西藝術的交流,有著許多回的碰撞、融合,所形成的視覺觀念,也影響著藝術家的思維方式。吳昊由于工作的原因,許多年前研究了水彩畫、水粉畫諸多的西畫形式,亦知水彩的水調膠質顏料,通過水色的滲融效果,使畫面產生透明濕潤的藝術效果。而水粉畫是以水調和粉質顏料,通過色彩的組合變化,形成干濕、透明、厚積等不同特點,介于水彩與油畫之間的藝術效果。
同時吳昊多少年的藝術創作實踐,尤其是在經營許多環境藝術設計的規劃中,視野開闊,形象鮮活,有著許多回直面景物的寫生感受,積極拓展著畫家的精神空間。尤其是古典園林的造境,將文化融盡磚石之中,在曲折變化中,心蘊以境成,意出而園生,以“壺中天地”的隱逸文化,體現著“天人合一”的美學思想。
因此,吳昊能夠自覺地將許多營造的觀念,合理而充分地融化在自己的筆墨實踐之中,于是空間的拓展與時間的追問,所構成的水墨實踐,包含著許多對花鳥畫的精誠探索。
中國畫本有“外師造化,中得心源”(張璪語)的寫生觀,也有從“傳移模寫”到“氣韻生動”(謝赫語)的審美論,吳昊長期的花鳥畫創作,是在積累了大量的素材,所獲得左右逢源的創作自由,使其花鳥畫的繪制猶如萬斛泉源,不擇地而隨時涌出,自有妙處自得的碩果。吳昊對花鳥畫的追求,亦融匯精細和雄闊于一體,化解著凝聚與散逸之不同,是以點面理趣,色墨意韻,閑散地溢入畫境,實有清風花香的佳境。于是通過筆墨的皴、擦、點、染、勾、勒,表現出干濕濃淡,虛實疏密的不同效果,其素雅和諧,生意盎然。
尤其是對荷花的關注,是吳昊花鳥畫精神衍生的出發點。
宋代學者周敦頤的《愛蓮說》:“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遠益清,亭亭凈植,可遠觀而不可褻玩焉”,是為千古名句。在人間常態的植物中,牡丹為富貴之愿望,菊花是文人之風雅,荷花便是平民之寄托。
春夏秋冬的荷塘,自有著不同的特點。春池的寧靜,蘊藏著希望的生命;夏塘的綠蓬,搖曳著清風的歡快;而秋水的荷梗,支撐著蓮蓬的倔強;冬日的枯荷與殘梗,也寄托著人生的反思與期待。
《莊子·外物篇》:“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吳昊自覺于生命的價值,人間意氣,秋水文章,以意化境,指虛為實,于是,吳昊筆下的荷色,一反常規的“接天蓮葉無窮盡,映日荷花別樣紅”(楊萬里詩句)荷花畫法,而是舍去妖嬈而得其清逸,刪其繁縟而獲得疏落,于是筆墨著意,布局自如,于墨點之間,線條之中,橫斜分割,尋找著氣韻的雅境。只見荷塘綠影,斑斑綽綽,以點計面,虛實相間,以簡勝繁。亦知云水之間,孤荷閑立,四面臨風,甘苦自知。
吳昊于自然中尋找清凈,以散心化作無染,并于適閑從容的畫風中,寧靜而不喧囂,自尊而不妖嬈,清風朗日,甘淡自知,實為一種心境的寫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