貴州農民作家三人談：文學有來自大地的溫度

　　記者：你們目前在做的工作是？

　　肖春良：這幾天在縣里開人代會，我提交了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的提案。

　　石新民：我于2008年進入凱里學院，先后在圖書館、貴州原生態民族文化研究中心和院團委工作。現在放假了，在家看看書，查查看資料，為2013年完成鐵流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天地間》做準備。

　　陳柏安：我現在是家政工，當然也是縣作協主席。既然當選為主席，那就有責任和義務把鎮寧寫作者的創作激情提起來。我們通過“化緣”積累了一些資金，創辦了雜志《大瀑布文學》，馬上就要出刊了。

　　記者：你們如何看待文學呢？

　　肖春良：今天的文學基本處于邊緣化了。專家認可的作品老百姓不一定認可，老百姓認可的專家也不一定認可。底層作家如果得不到扶持，要走出來是很難的。

　　石新民：文學存在于我們的生活中，盡管這幾年商潮把文學推向了邊緣，但生活離不開文學，沒有文學的生活將暗淡無光，文學不會消失。去年莫言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可以看出中國文學的強大生命力，仍然是生機盎然的。我對文學仍然抱有很大期望。

　　陳柏安：不管在哪個時代，文學都是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糧。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要構筑精神高地。總的來說，文學是反映社會現實的，說有用也有用，說沒用也沒用。因此，莫言說：“我獲獎是文學的勝利，是我個人的事情。”

　　記者：你們被稱為農民作家，怎么看待這種稱謂？

　　肖春良：講起來似乎不太對稱，一個是知識分子型的，一個是鄉土的。但農民有農民的追求、感情和生活，特別是改革開放以后，很多農民出去打工，看得多也聽得多了，訴求和以前就有了天壤之別。要反映農村生活，不能停留在原來的水平上，那樣的話，就起不到引導的作用。

　　石新民：作家實際上就是寫作的、碼文字的，我覺得不應該分為軍旅作家、農民作家、工人作家等。農民作家是一邊種田，一邊寫作的。去年在黔東南有一個講座，有人稱呼我為農民作家，也有人把我稱為紅色作家。當然，怎么稱呼我都不介意。一個農民既要種田，又要寫出作品，這確實是不容易的。

　　陳柏安：我覺得叫基層寫作者更準確一些。沒必要分得這么細吧，否則就會有工人作家、農民作家，各種作家沒完沒了。基層寫作者為什么產生？因為他們在追求物質生活的同時，還有精神生活需要滿足。很多專業作家不寫了，農民反而在寫，這一方面說明文學已經走向了邊緣，同時也證明了文學存在的必要性。基層寫作者在解決自己溫飽的同時進行創作，這不容易。

　　記者：目前有什么創作計劃？

　　肖春良：目前在寫作品《土地放歌》，初稿還沒改完。小說主要反映從上世紀80年代初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到最近幾年的農村變化情況，是一些由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轉變的探索。縣里要求寫鄉志，村里很多工作需要處理，加上還要種地，2013年肯定會很忙。

　　石新民：2013年完成鐵流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天地間》。

　　陳柏安：我在省內外發表的作品都主要是在省級刊物，今年打算至少有一篇能上國家級刊物。(趙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