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惠芬：我想展現當代鄉下人的自我救贖

長篇新作《生死十日談》聚焦農村自殺群體

　　農村自殺現象，一個社會學和心理學意義上的事件或者課題，似乎離我們的生活非常遙遠，但當它以一個個掙扎的生命、一份份撕扯的情感、一種種無奈的命運在作家筆下呈現時，讓人們感受到切膚之痛。遼寧女作家孫惠芬發表于去年第11期《人民文學》的新長篇《生死十日談》，帶領著讀者走近農村自殺群體、感知那些飄蕩在廣大中國農村中的無奈命運。

　　孫惠芬，這個從遼南農村走出來的女作家，多年來一直將自己的寫作植根于鄉村這片廣袤的土地，抱持著對生活在此之上人們深厚的情感，書寫記錄下他們的生活、故事，當然還有苦難。然而參與農村自殺的調查，在孫惠芬這里卻經歷了一番心理的“折騰”，因為“我經歷了一次年齡的‘和平演變’，不知道從什么時候開始不再愿意面對悲劇。”可一旦她“禁不住誘惑最終跨出去”，就通過筆墨給讀者展現了現代鄉村生活的另一個側面，正如她所說：“自殺在我的筆下不過是一個籃子，它裝進的，是鄉村在城鄉一體化進程中的人性的困惑和迷惑，是對生死終極問題的追問和思考，這是現實力量的驅使，我無法逃避，我能做到的，只有如何進去，然后，如何出來�！�

　　1

　　記者：《生死十日談》源于您的朋友賈樹華教授的“自殺研究與預防課題”，在文中您提到如果不是賈教授的動員您并不會去參加這樣一個課題，一個原因是不再像年輕時那樣“喜歡從生活里挖掘悲劇”了。這是不是說，正是因為您對農村的苦難十分了解，農村自殺對您而言某種程度上才變成了一種“不能承受之重”？

　　孫惠芬：寫作的源起是這樣的，當時我正在老家深入生活，我放逐自己在鄉村的山野走訪，半年多之后的一天，好友樹華說她有一個項目，要帶幾個研究生回鄉搞“自殺遺族的調查與研究”，希望我能參加。她是我的同鄉，是大連醫科大學的心理學教授 她做這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已經十二年了，可是在此之前，我從不知道她曾做過這個課題，也就是說，在我沒有走出家門之前，這樣的信息根本不往我的腦子里進。采訪自殺者家屬，聽有關自殺的故事，這對寫作者是一個極大的誘惑，我聽后興奮不已�？墒桥R了，卻又有些恐懼，恐懼面對那些深陷災難的人。這并不是說我對農村的苦難有多了解，主要是年齡問題，就像我在作品序言里寫到的那樣，我經歷了一次年齡的“和平演變”，我不知道從什么時候開始不再愿意面對悲劇。然而最后，我還是經不住樹華的“誘惑”，參與其中。但因為種種意外的原因，我只斷續跟蹤訪問了不到五天。就是這五天，讓我看到了另一條道路上的“風景”。但當時根本沒有要寫什么的念頭，是在那個冬天結束“放逐鄉村”的返城路上，才突然有了靈感，要寫一部“生死十日談”。于是回家之后，看了二十多天錄像帶。我愛人在電視臺紀錄片工作室工作，在樹華的動員下，他跟這個團隊走了一個秋天�？翠浵竦亩�，我險些抑郁，寫作的激情，正是在這抑郁的“不能承愛之輕”的心緒下一點點鼓漲起來的。

　　記者：作為一位致力于書寫農村人物生活和命運的作家，您對農村可以說相當了解，但是當您直面中國農村的自殺人群和他們留下來的親人、親身接觸那些“被訪者”、深入了解他們與“目標人”的生活乃至細微入理的情感、心理時，內心是什么樣的感受？

　　孫惠芬：多年來我確實一直在書寫鄉村，但這并不意味我對鄉村“相當了解”，應該說，隨著在城市里生活時間的拉長，我對農村已經相當的不了解了。可以肯定地說，如果沒有2011年至2012年兩年的“放逐”鄉村，無論我跟蹤多少自殺故事，都寫不了《生死十日談》。是神經網絡里有了一個當代鄉村更大更宏闊的背景，內心被當下鄉村深刻的變革沖擊，那些“被訪者”和“目標人”的心理、情感，才有可能在心靈的經緯上著筆，就像繪制地圖時需要的比例和坐標。當然，能寫這部書，能在書中談論生死，同樣跟我知天命的年齡有關，這是后話。

　　嚴格說來，面對“被訪者”和“目標人”，當時的感受并不比回家看錄像時更痛苦，因為人在秋天的鄉村大地上游走，滿眼都是金燦燦的田野，情緒會得到一次次釋放，這也是為什么我會在書中不斷寫到人如何建立和自然的關系，因為我發現了自然的力量。而回到家里，情緒的陰霾包裹在一個屋子里，它們的重量越發難以承受……或許正因為如此，寫作的情緒才格外飽滿。

　　記者：進一步地說，您怎么看待這些農村自殺事件？為什么有如此龐大的農村自殺群？某種程度上來說是不是也與現代鄉村建設發展中存在的問題相關？

　　孫惠芬：說心里話，我經常往返在城鄉之間，可我從來不知道我的鄉村會有這么多人自殺，后來從樹華教授那里了解到，中國自殺百分之八十都發生在鄉村，而我的故鄉，自殺率只比全球的平均水平———萬分之十六高一個百分點，萬分之十七。中國的自殺率是萬分之二十三，居世界第一。實際上，自殺是一個世界性課題，無論亞洲還是歐洲美洲，無論城市還是鄉村，無論過去還是現在，自殺永遠存在。昨天電視《世界周刊》就報道了一個美國二十六歲電腦奇才施瓦茲的自殺故事。任何故事都離不開它發生發展的時代和環境，鄉村的自殺，自然離不開中國的城鄉一體化進程。其實是寫作的時候，我才發現，自殺在我的筆下不過是一個籃子，它裝進的，是鄉村在城鄉一體化進程中的人性的困惑和迷惑，是對生死終極問題的追問和思考，這是現實力量的驅使，我無法逃避，我能做到的，只有如何進去，然后，如何出來。

　　2

　　記者：《生死十日談》關注的是農村中的自殺人群，他們是現代鄉村生活的一個側影，在他們身后，是城鄉差距、留守妻兒、農村大學生、老年人養老等一系列問題，是在現代鄉村建設過程中人們觀念、思想、情感種種復雜的碰撞、沖擊，這些對生命選擇極端處理方式的人們和留下來的親人，他們經歷著這個新農村建設的過程。文學反映生活，對您而言，是否是出于一位作家的義務或者說是自覺，記錄下了這個時代農村的生活、情感、命運和它存在的種種問題？

　　孫惠芬：這是一次不期然的寫作。在此之前，我把自己“放逐”鄉村，是要寫另一部作品，那部作品在我心里醞釀了很久，關乎這個時代的鄉村、當下，鄉村城市化，想為這個時代的鄉村和當下留下自己的筆墨，有自覺的成分�？墒怯龅健渡朗照劇�，我居然不自覺地把另一部作品放下了，我傾其所有，徹底地把自己沉浸在這部作品里了，它的精神面貌，在某些地方，符合我對想象中那部作品的期待，但也有意料之外，比如：在這部作品里，我寫出了當代鄉下人的自我救贖！這在采訪自殺之前是無法做到的。現在，我覺得我做到了，不但如此，它幾乎是牽引我走進《生死十日談》的靈魂所在。所以，我特別感激在2010年那個冬天推動我走出家門的朋友，感激我的同鄉好友樹華，感激上蒼冥冥之中的安排。

　　記者：文中，自殺者有很多是女性，有為“一泡屎”自殺的婆媳二人、被丈夫拋棄的趙鳳、回鄉的女大學生耿曉云，也有許多被留下的女性，跳大神的徐大仙、將小兒子洞房給了大兒子的萬母、為糖尿病丈夫自殺的李燕……女性處于各種關系中，婆媳關系、夫妻關系、母子關系，女性是鄉村中的弱者，但同時也是堅韌者，她們的命運總是讓人特別關注�！渡朗照劇芬彩侨绱耍粋€個女性十分凸顯，為何對鄉村女性命運特別關注？

　　孫惠芬：在寫作過程中，我沒有刻意關注女性，在許許多多故事中選取這些故事，是聽憑了寫作中的直覺。女性的堅韌和內心的強大一直是我的真實認知，或許這種抹不去的認知左右了我的寫作。不過，確實樹華教授告訴我，中國是世界上唯一一個女性自殺死亡率高于男性的國家。

　　記者：《生死十日談》 在 《人民文學》“非虛構”一欄發表，但您說這其實是一部小說，有許多是您虛構的？能不能具體談談。

　　孫惠芬：運用訪談這樣一個線索，營造訪談的現場，都是為了造成一個非虛構的閱讀場，讓讀者更切近一種感受。這是我的故意。而實際上這里許多故事和人物都是虛構，比如姜立生，楊柱，呂有萬，很多很多。把看到的和聽到的故事進行整合，對人物進行塑造，在建立一個現實世界時，我其實企圖將讀者帶到另一個我的世界，我要表達的世界。我不知道我有沒有做到這一點。但不管怎樣，在我心里，它是一部小說。

　　記者：您提到在您的實際參與與后來看錄像的調查中，人物是扁平的、有些事件的邏輯性是缺乏的，因而您虛構了小說的一些人物、故事。是不是相較于原始的非虛構材料，通過小說這種形式，讀者才能看到更為廣闊與深層的農村？看到人性、生命？作家的情感、觀點才會更有效地表達出來？

　　孫惠芬：是。只有小說這種形式才能完成在我看來更為深廣的藝術內涵。訪談確實曾讓我親歷了一個個現場，包括錄像帶中的現場，但原始的講述有閃光的地方，局限也非常大，講述者只能提供一個側面的信息，加上心理學的訪談問卷有它自成一體的套路，很難打開故事的脈絡，但正因為這一點，為我的后期創作提供了巨大的想象空間，我對人生、人性的看法，對生命、生死的感悟，才得以更松弛更深入的呈現，應該說，是這些豐富而雜亂的非虛構材料，讓我有了一次有如在秋天的曠野中奔跑的傾情想象和書寫。

　　3

　　記者：“生死十日”這個題目，生與死，來與去，怎樣活著、如何死去，這是文學熱衷的話題，因為由此我們看到生活、思考生命。書寫這樣的“生死十日”，您最想表達的是什么？期待引起人們怎樣的思考？

　　孫惠芬：前邊說過，能在這本書中談論生死，是年齡賦予的優勢，是經歷的恩賜，倒回去五年，我寫不了這樣的故事，完成不了這樣的作品。這跟了解多少鄉村生活無關，而跟生命的積淀有關。若問想要在這本書里表達什么，我想，只一點，就是想通過死者的死，探討活著的人該如何活著，通過活著的人如何活著，見證當代鄉村生活的真相，從而呈現當代人鄉下人自我心靈救贖的過程。小說主線跟蹤的是自殺者，死去的人，可采訪到的都是自殺者的親屬，是活著的人。他們在經歷了災難之后，沒有把更多的責任推給社會，他們自我承擔，在生的道路上掙扎，默默無聲。談論死是為了研究生，人類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痛苦和災難，可當這一切不可避免時，如何生就變成了最嚴峻的考驗。當然，這在另一個層面上，指向了我們賴以生存的制度和社會。

　　我寫的是鄉下人，是那些受苦受難的人，而寫完之后我發現，它投射出的是每一個人，不管是城里人還是鄉下人，不管是農民還是知識分子，因為困難、苦難如影隨形，在這個變革發展的時代，事實上我們每一個人都走在這條自我救贖的道路上。

　　記者：經歷了這樣的“生死十日”，對您看待生命生活的方式是不是有了影響？

　　孫惠芬：這本書的寫作，對我改變非常大，它讓我經歷了一次淘洗，懂得了活著的美好。它讓我比原來更進一步地做到了放下。小說中引用了《返老還童》電影里一個老者的話，他說我一生經歷了七次雷擊，后來我明白，那是上帝想告訴我：活著，是多么美好�，F在，我想說，我生命中經歷這次與死者的面對，是上蒼想告訴我，能夠平靜平安地活著，是多么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