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變革大背景下的人性呈現

——丹東日報記者趙旭光與作家姜宏敏關于《妻本佳人》的對話

　　記  者：《妻本佳人》是近年來我市文學創作的重要收獲。我剛剛得知，1月11日在北京舉辦的“2013年中國圖書訂貨會”上，《妻本佳人》作為中國青年出版社的重點圖書被推介。

　　關于土改，是一個比較敏感的話題，為什么想寫一部以此為歷史背景的小說？小說中呂財主的形象顛覆了以往作品中的“財主”形象。

　　姜宏敏：說到寫這本書的初衷，我的本意并不想觸及這個敏感的話題。所謂敏感，無非就是個評價的問題。我不想對土改做評價，也沒有評價。我只是想關注一下那個特殊的背景下，人的生存狀態。

　　小說中的呂財主是那個背景下不能繞過的人物。我就是想把心中認識的那個人物呈現出來。我認識不少這樣的人。呂財主是一個勤儉持家、與人為善、受人尊敬的長者。我沒有概念化、標簽化地去寫，而是按著我知道的去寫，我甚至連他用高潔的氈帽盛馬糞的細節都看見了。所以，我覺得我寫的人物很真實。他除了靠勤勞成為了一個富人外，他還深明大義。我就是試圖讓人們也知道，在那個背景下，那樣的一個人在做什么想什么。

　　地主老財曾經是一個貶義詞。真實的呂財主在生活中應該是個什么樣子？其實，很長一段時間里，這個階層的形象是被妖魔化了。甚至，地主老財就是惡霸的代名詞。其實，地主老財不是抽象的，也是有血有肉并且生活在我們中間的普通人。只不過是活在我們前輩們的中間。所以，我相信這個形象會得到認同的。因為前輩們還在。有錢人不一定就是惡人，沒錢人也不都是善良之輩，貧富不是識別良莠的標準。這不是我的認識，而是我們大家的共識。過去是，現在也是這個道理。過去，富人不都是惡霸；現在，富人也不乏壞人。

　　記  者：談談你的文學創作經歷，以及這部作品大致的構思與寫作過程。

　　姜宏敏：我是讀大三的時候開始發表文學作品的。那是個“全民文學”的年代。其實，我的寫作是從中學三年級開始的。那是個沒有文學的年代。可能跟不少文學愛好者一樣，因為讀了一些先人的作品，于是便覺得自己也可以寫。記得中學快畢業的時候，我把當時的生活寫成了文章。然后就把自己寫的東西謄寫在十六開的白紙上裝訂起來，自己給自己出版了一本書。也自以為是做了一件天大的事。

　　第一次把文字變成鉛字，是在遼寧大學的校報上發表了一篇電影《牧馬人》的影評，得了5塊錢的稿費。從郵局取出稿費后，一激動也沒回宿舍去穿棉衣就直奔了火車站。那天是1980年的最后一天，也像今年這樣冷。我花四塊七買了半夜的火車票。那火車車廂里就像是冷庫，寒氣逼人。車窗上都是冰溜子。我在1981年的元旦，帶著一身的寒氣得得索索地回到了丹東。

　　真正發表文學作品是1982年。那年，我參加了當年的全國大學生散文比賽，全東北就我一個獲獎者。獲獎證書有冰心、袁鷹等評委的親筆簽名。當時《遼寧日報》和《沈陽日報》都發了我獲獎的消息還轉載了獲獎作品。若干年后，我無意中從《南昌晚報》上看到了一篇文章。這篇文章提到了我的那篇散文，說是在南方曾引起一點影響。

　　我的第一篇小說是1983年在《芒種》上發表的。畢業后，因為當年丹東的媒體不進人，我就先在中級法院干了一年。終究不忍離開文學，便費了些力氣調到報社當了文藝副刊的編輯。這期間，寫過一些小說和散文、報告文學。我曾經自信地說，如果到了35歲還寫不出什么名堂就不再寫了。沒想到，在我30歲的時候被市委下派到岫巖去當了副鎮長。從此，我的人生軌跡發生了改變，距離文學圈兒就越來越遠了。2004年，我給女兒買了電腦。因為新鮮，我便在電腦上寫了點東西。沒想到，看到自己的文字變成了印刷體很有一種別樣的感覺。這刺激了我的寫作沖動。于是，我就寫了一部題材有點兒另類的長篇。成稿后，我把書稿給張濤和叢黎明看了。張濤給了不錯的評價。他當時是遼寧省“曹雪芹文學獎”的評委。他的鼓勵當然很重要。于是，我就把書稿給了出版社。出版社很快就給了回信兒，表示要出版并提出了修改意見。我覺得按照他們的意見修改就失去了我寫這本書的意義，于是就放棄了。之后，我又寫了一部反映媒體生存狀態的長篇小說，也因為跟出版社有意見分歧，就擱置了下來。這時，我反倒冷靜了下來，好像心中有了底數。到底是什么底數？心里也沒有明確東西。不久，我得知一個小學同學的父親去世了。他的父親有跟我書中那個“呂宇霆”相近似的經歷。這件事讓我有了一次心動，我想寫點什么。但是，我沒有故事核兒。寫作的沖動就無所附麗。2005年，我母親去世了。在母親去世3周年的時候，我想寫篇祭文。坐在電腦前，卻怎么也寫不出一個字來。忽然覺得一陣莫名的疼痛。到底是哪里疼？說不出來。我沒有意識到，這就是我對母親徹骨的思念。這時，我發現這種找不到疼痛點的感覺是很可怕的。突然，我想起了母親給我講過的一件事。她的妯娌，一個非常美麗的女人，在土改的時候被當作浮財分給了貧雇農。她們是非常好的朋友，她一直很想念她的妯娌。于是，我找到了故事核兒。于是，我在這座城市里聽到的、見到的、感覺到的都活了起來。于是，那些人那些事，就像是預先埋伏在身邊的伏兵，一下子都躍動起來。他們都開始圍繞著我的故事扮演著各自的角色。于是就有了這部小說。

　　記  者：宇春是另一類闖關東先民的樣本，而丹東所謂的移民城市，其實相當一部分構成是各種“被移民”者，這部小說在一定程度上“解構”了丹東的移民文化。

　　姜宏敏：“被移民”這個概念很好。膠東半島與遼東半島一衣帶水，注定要發生些故事。我們這座城市與那段歷史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這座城市的居民里，許多人都與那個故事有聯系，他們可以從中找到自我的影子或者是先人的影子。其實，無論哪里的移民都是被動的。他們移民的目的就是換一個活法。一個“闖”字反映了事情的本質。前途的不確定性，現實的不容性，使不甘沉淪者帶著他熟悉的東西闖到了他不熟悉的時空里。

　　移民們熟悉的東西，恰恰是這座城市不熟悉的。也許這種多維性就成為了移民文化的基因，也為一個城市帶來了意想不到的活力。呂宇春的故事恰恰證明了這一點。

　　記  者：小說中含有諸多關于丹東本土飲食、建筑、時政以及民俗民風等文化的因素，很好地豐富了丹東城市的文化記憶。

　　姜宏敏：小說中，我沒有刻意地運用膠東半島或是本土的方言俚語，但這不等于我忽略了這一方水土的生活氣息。這氣息，就是彌漫于大街小巷的民俗民風以及飲食、建筑甚至是坊間的傳說。我看到了涼水灣的人對吃面條的重視，我也沉迷于丹東海鮮的豐富，我更回憶了“高溫肉”那辛酸的味道和對丹東人別樣的魅力。我記錄了，即便在那個乾坤挪移的時刻，涼水灣的人也不忘記用最潮的口號來表達最美好的祝愿。他們在過年的時候，不用“過年好”而是用“翻身”來表達心中的喜悅。體現一部作品的地域特色，不在紙面上是不是有幾句方言，也不是呆板地寫山寫水，而是能聞得到味道，看得見顏色，聽得到聲音，更要看其是否體現了一種人文精神。

　　記  者：人性是文學藝術長盛不衰的反映主題，人性回歸成為每個時代或顯或隱的召喚，《妻本佳人》所表現的人性不同于一般，我認為它最大的藝術特點是“社會變革大背景下的人性呈現”，小說中各色人物的生存和選擇，在時代大背景下都遵從了真實的人性本質；揭示了在中國傳統思想的深層影響下，一個社會存在背后所粘著的精神重負。

　　姜宏敏：在時代的背景下，人都是渺小和無助的。所以，我們經常自比是草木之人。草木隨季節變化，一歲一枯榮，不能逆自然而生存。自然界和人類社會有相通的地方。草木的生存狀態相對簡單，我們容易看得清。人可能要復雜許多。

　　在《妻本佳人》這部作品里，我最揪心的恰恰是“呂富家”這個人物。他是非常無辜的。他有一個溫暖的家庭，父慈母愛，本來可以幸福地成長。但是，他恰恰成了一個犧牲品。雖然他未曾受到過皮肉之苦，但他是被傷害的，而且一直被傷害。他的傷痕就是被父母的忽視和冷落。他是扭曲著心靈成長起來的，因此他的心中是冷漠的，他的心中沒有愛。他是被愛傷害的。傷害他的是母親。他的母親為什么傷害他？我不想多說。而他母親是在無意識的狀態下傷害他的。如果他母親俆文卿意識到這一點，打死她也不會這么做的。但是，他母親徐文卿是不會意識到。他的親生父親看到了這一切，但是，他強大的父親卻也愛莫能助。于是，一直在被遺忘的角落里憋屈生存的呂富家終于長成了一支陰暗的冷箭。這支冷箭一直在瞄準他的家人，逮著機會就刺一下。而更可悲的是，這其實又是對徐文卿的二次傷害。其心靈所承受的痛苦和煎熬是可想而知的。

　　人的渺小和無助最清晰的表現，是在社會的轉型期。這個時期，人的道德觀念，價值取向等等都受到沖擊。人們面臨選擇的考驗。呂宇春、呂宇霆和俆文卿的愛情不必說了。他們的后代呂富國的愛情和婚姻，還有呂富國的命運走向等等都體現了這一點。

　　這也是人與草木的區別。人畢竟不是草木。草木沒有疼痛感，人是有知覺的。這恐怕就是人性吧？

　　記  者：小說情節具有很強的后現代主義美學特征，譬如“人生是荒謬的”，宇春、宇霆和文卿的“荒謬”的三角關系，還有棺材的隱喻以及浮財的主人和浮財的“命運”等等，并含有歷史與現實之間的悖論。

　　姜宏敏：你說，小說中表現出很強的后現代主義美學特征。關于這一點，我在小說的寫作過程中并沒有一種自覺的把握。可能故事本身就蘊含著你所說的那種“人生是荒謬的”元素。荒謬，有時就是真實的另一種表現。

　　宇春、宇霆和文卿的三角關系確實是荒謬的。不管這種關系是否合理，卻是一種存在。還有，呂宇霆對于那筆神秘的“浮財”的態度變化。他一開始的態度是，單純地因為愛情而保守秘密，誰都不說，打死也不說。后來，他成長為一個革命者，這個秘密成了他的精神負擔。他覺得對組織隱瞞這件事是一個錯誤。到了最后，他把這個誰都不知道的污點當成了恥辱。一直到最后，他把這筆浮財當作黨費上繳了才安心地離開這個世界。歷史是無法改變的。但這卻實實在在地讓我們看到了宇霆的心靈，可愛、可憐、可敬。這很真實。這個真實對我們有一種什么樣的沖擊？

　　呂氏家廟里的那口“棺材”，使我們可以在兩個世界穿越。穿越是面對無法實現的目標時的一種心態。那個落魄的教書匠，茂林先生知道他得不到想要的榮華富貴，他只能去想。一直到死，他還是沒得到。他雖然最后躺在那口棺材里去了另一個世界，但死人得到的東西是不算數的。

　　記  者：深刻反映社會現實，把人物命運全部放到社會舞臺上來進行展現，是一部優秀作品應有的品格。文學要達到社會的深度和人性的深度，除了對廣闊的社會生活進行把握之外，更重要的是要精準地把握人性；還有在小說中，思想性的元素很順暢地融入到敘述和小說結構中去，彰顯了文學的思想性和批判性，你是如何做到這一點的？

　　姜宏敏：一部小說，不管你是否想深刻地表現社會生活。首先，你必須讓讀者能夠卒讀你的作品。否則你的任何目的都很難達到。因為你不是在寫哲學著作，只靠思想取勝。那么，你就必須先講一個好的故事。這個故事能夠吸引人。然后，你得有很好的語言。最后，你的感覺要好。有了這三個條件，你才能夠將自己要告訴讀者的東西融入到作品中。好故事的標準是讓不同的人都能享受到閱讀的快感。閱讀必須是享受的過程。沒有閱讀快感的閱讀是無效的閱讀。我們這個時代，沒有人能夠強迫別人去閱讀。我們太自由了。自由太可怕了，可怕到讓寫作者一想到這就不寒而栗。所以，我每一次知道有認識的人在讀我的小說的時候都心懷忐忑。我想知道他們的反應。其實檢驗自己寫作的最好辦法是讓那些不認識不知道你的人來讀你的作品。他們不會顧及你的感受而強迫自己閱讀垃圾文字。我現在正在等待那些遠在天邊的人們的閱讀反應。

　　記  者：這部小說有宏闊的歷史視野和深刻的社會見解，對外部世界有獨到的觀察和洞悉，對人的心靈有深邃細微的感覺和發現，準確地表達和再現了作家看到和感覺到的東西；它將為我們留下20世紀40年代到20世紀末中國社會生活、尤其是人的心靈形態的真切記憶，它將是獨一無二的。它是否全面表達了你對社會人生的見解？談談你下一步的創作打算？

　　姜宏敏：這部作品當然不能全部表達我對社會和人生的認知。這只是我認識世界的一個角度。認識世界應該是空間的橫斷面，而不是時間長度。我不敢說它有多深刻，更不敢說是獨一無二。它只是我的一次呈現，是心靈形態的真實呈現。

　　說到寫作打算，目前我手頭還有兩部長篇，就是我前面提到的。經過了這么長時間的沉淀，我感覺到了他們存在的問題，我準備再打磨一下。也許出版社的意見是有道理的。我再試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