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人該怎樣扮演社會角色

　　　匯集復旦大學歷史學系部分教師成果的“近代中國研究書系”，日前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解放周末》采訪了其中《學術與社會：近代中國“社會重心”的轉移與讀書人新的角色》一書的作者、復旦大學歷史系系主任章清教授。

　　解放周末：這本書的主題是“學術與社會”，您想通過這個宏大的主題表達怎樣的思考？

　　章清：這些年我主要從事思想史和學術史的研究，之所以把這本書的主題確立為“學術與社會”，是想以此反映今天的學術史、思想史的研究已經注意到把社會層面的因素納入其中，并展開討論。以往思想學術史的研究，往往立足于個別思想人物及其文本來進行分析。對此，相關領域的學者普遍都感覺有一定的局限，試圖加以改變。可以說，今天越來越多的研究者傾向于把社會因素納入到思想學術的討論中，希望能夠更深入地認識相關問題。

　　解放周末：書中，您探討了近代中國社會重心的轉移與讀書人社會角色的轉變，“學術社會的建構”是其中一個突出的關鍵詞。

　　章清：我把“學術社會”看成是清季民國那一代讀書人重新規劃自身角色，以及重新認識讀書人事業的一個標志。

　　“學術社會”究竟指稱什么，雖然未見這些人作過詳細的說明，但其要旨不外是走出科舉時代的讀書人對于未來社會的期許與向往，我們也可以相應地把“學術社會”理解為讀書人力圖重建知識的莊嚴 (intellectual dignity)，讓“學術”構成未來社會的重心，并且在業已改變的社會形態下重新確立讀書人的位置。 “學術社會”的提出，即是希望通過專門學問的研究逐漸形成社會的重心，以求真、批判的學術精神轉移社會風氣。

　　可以說，“學術社會”證明了那個時代的讀書人在中西交流、分科知識蓬勃發展的時代背景下為提升中國學術品質所做出的努力。在中西文化會通背景下形成的現代學科知識，無疑構成近代中國學術發展的重要標識，相應的，大學及相關系科的創辦，建立起代表國家最高水平的學術研究機構，陸續出版各個學科的開山之作等方面，也構成一個學科成長的基本標志。而這些環節，都反映出這一批學人在學術上的用心。

　　解放周末：今天我們再看“學術與社會”，更容易從現實的、個體的角度來考量。

　　章清：是的。為什么我要強調學術與社會的關聯？還有另一方面的因素。因為讀書人的生活是多姿多彩的，并非就是躲進象牙塔里做研究。從外在因素來看，民國絕不是發展學術的黃金時期，長期的戰爭，經濟的困窘，可以說有諸多不利于學術發展的因素，這些因素導致讀書人本來即不容易做到 “躲進小樓成一統”。同時，承襲過去時代士大夫“以天下為己任”的傳統，讀書人往往還自覺介入到社會事務中。在這樣的背景下，讀書人不得不選擇自己的多重角色：除在大學任教之外，往往還會參與報刊的創辦，就某些現實問題發出自己的聲音；在國難背景下，還有不少讀書人介入到實際政治中，在外交、教育等政務中扮演角色。我曾提出“學人外交”，即是因為注意到在國難的背景下，一些讀書人介入到外交事務中，如蔣廷黻擔任駐蘇大使、胡適擔任駐美大使等。這都揭示出讀書人的身份是有多種形態的，而這是社會造就的。在這個意義上，我們結合讀書人更廣泛的社會面向來審視他們的思想和學術，也是題中應有之義。

　　解放周末：在這種百余年后的審視中，他們在學術上的成就，往往超過了在當時政治社會中的影響，給我們留下了更深刻的印象。

　　章清：這是難以輕易比高下的問題。在政治上由于難以避免“思出其位”的尷尬，讀書人之介入政治往往難以如愿，以此作為 “歧路”者大有人在。而在學術上這一代學人往往有篳路藍縷之功，因此更容易被后世傳揚。他們在學術上的努力確實留下不少值得珍惜的遺產。西南聯大在那么艱苦的條件下取得了超出想象的成績，在我看來正體現出讀書人所秉承的“學術社會”的理想，結出了豐碩的果實。此外，一些學科取得的成績，也令人贊嘆。比如，傅斯年所創辦的歷史語言研究所，確實可以用“無中生有”來形容。史語所從無到有，并很快成為國際上研究中國歷史的重鎮，其成績是令人矚目的。回頭看中國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各學科的發展，不少也都是那一代人所開創的。這種開創性工作所產生的積極影響一直延續到今天。

　　解放周末：這也令人感慨——為何那樣一個國難危亡的年代反而創造出學術上的輝煌，而今天的我們卻在憂慮“大師難覓”。

　　章清：把不同時代的人在學術上取得的成績作高下的劃分，未必合適；所謂“今不如昔”，也要區分不同的學科來看，尤其要重視區分在“學術史”與“思想史”上不同的意義。當然，那代人的創造力可以透過不同層面來分析。用魯迅的話說，他們是“中間物”，是過渡的一代。從學術養成上來說，他們橫跨中西文化，既深受良好傳統文化的熏陶，又接受了西方文化的洗禮。正因為兼有兩種文化的熏染，才培養出超凡的創造力，這也許是其中一個原因。

　　與此相應的是，我們也要承認，那時候是“白手起家”，開拓性工作容易體現出比較醒目的成績。比如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確實具有開山意義，今天看則不難發現有太深的“成見”，未必那么理想。但在當時，研究者還沒有更好的辦法來梳理中國的學術思想資源，這本書的出版卻展現了一個全新的路數，能夠通過新的視野重新認識中國的思想傳統。所以，無論現在還是將來，我們還會一直重視它。換言之，類似的成果實際已成為在學術史上開創了新的“典范”的作品。

　　解放周末：胡適曾經有句名言：“我們應該努力做學閥！”反映了他在學術上的自我期許和公開倡導，但也引起了很大爭論。

　　章清：“我們要努力做學閥！學閥之中還要有一個最高的學閥！ ”這樣的話語，在今天反對“學術霸權”的氛圍下聽起來是很不入耳的，但我們不能僅僅從紙面上理解。胡適這段話是在1921年北大的開學典禮上說的。他認為那個年代的北京大學總掛著 “新思潮的先驅”、“新文化中心”的招牌，但面對自己在智識學問上的貧乏，背著這塊金字招牌，我們應該感到慚愧；北大同人更應該從淺薄的 “傳播”事業，回到一種“提高”的研究功夫上。不僅胡適，包括李大釗、魯迅等人，都認為當時的北大必須要在提高學術上多下功夫，這樣才有可能建立起分量足夠的中國學術。

　　解放周末：今天我們的學術界同樣面臨“提高”和“普及”之間的選擇。

　　章清：今天的資訊條件和過去有很大不同，這一問題就更值得關注。如何讓高深的學術能夠為廣大普通人所知曉，是一項很重要的工作。問題在于“怎么做”和“誰來做”。今天批評得較多的，一是媒體的強勢地位左右了學術的表達方式，二是站在媒體第一線的學人在專業領域里的建樹如何往往也遭人質疑。這兩個問題能否處理好，結果大不相同。

　　解放周末：過去，促使一代學人在“普及”和“提高”中選擇“提高”，是他們內心“建立分量足夠的中國學術”的緊迫感，今天，有太多名和利在吸引學者去從事“普及”。促使他們選擇“提高”的動因何在？

　　章清：和過去不同，今天的學術研究是立足于世界這個大舞臺來展開的。中國學者已經可以順暢地分享不同國家的學者在相關領域中取得的進展，所需要的資源也可以在全球范圍內獲得。就資訊獲取的便利程度來說，這是過去的讀書人難以想象的。在條件已經初步具備的情況下，能不能拿出有分量的學術成果，就成了研究者的壓力所在。比如做中國近代史研究的，過去收藏于海外的資料不能加以利用，還有理由推脫，但今天就不存在這種理由了。更廣闊的視野、更高的平臺，實際上對讀書人提出了更高的學術要求。

　　解放周末：總而言之，今天的讀書人該怎樣扮演社會角色？

　　章清：讀書人的社會角色一定是多種多樣的，要以寬容、包容的態度來看待。社會需要多種多樣的角色，讀書人也可以同時扮演多種多樣的角色。我傾向于認為，扮演較為純粹的社會角色可能會理想一些。多種角色集于一身不易扮演好，而純粹扮演一個角色，或許能取得更好的成績，也減少一些爭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