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身思遠道——關于中國報告文學的一些思考

http://www.donkey-robot.com 2013年01月07日16:02 來源：中國作家網

近身思遠道

——關于中國報告文學的一些思考

魏建軍

 

　　引  子

　　現在算來，我已經做了五年文字編輯。前三年，編輯散文，近兩年，編輯報告文學。五年，對于一個人的一生來說，有時可能短的看不出任何軌跡。但從一家散文類的雜志社離職，最后進入到中國報告文學雜志社，其間的一些轉折雖充滿機緣，實在也是一種文體召喚的結果，是另一樁命運中的成全與眷顧。

　　從小到大，由于農村生活的艱難經歷，“選擇”一詞常常對我有切心的感受。每做一次調整，幾乎也意味著自己生命的一次成長。在其中，不管是陣痛的體驗還是愉悅的迎接，都離不開自己對苦難世界痛徹肺腑的悲憫。現實世界還如此需要關注和體察，我無法閉上眼睛只尋找屬于自己的幸福。如果理想和責任不是一個空洞的詞匯，我則希望從青年時代開始，以自己認為有益的方式潛心做點事。感謝冥冥之中的一種眷顧，現在看來，這五年做編輯工作真是感觸頗深，受益良多。尤其是近兩年從事報告文學的編輯工作后，面對這一相對陌生的充斥著爭論、質疑、困惑而又鮮活、有力、亟需依靠優秀的理論和文本不斷建構的文體，它已經結結實實地進入到了我的現實生活和精神世界里。對于它難以言盡的理論困惑、創作實踐中的文體自覺、現實生長土壤等一系列內容，我雖深深感到自己缺少一個評論家的把握能力，但又想把這種相對復雜的情味分享給所有關注時代精神、重視現實政治、情系家國命運、感喟百態人生的熱愛報告文學的讀者們。是你們遙遠而又無比接近的心靈讓我有勇氣、有興味把這些感觸說出一二，也算是以文會友，期許在新年的祝福聲中我們能夠相互擁抱著取暖或者突圍吧。

　　一、同質生命的真實

　　之前由于編輯過散文的緣故，我姑且拿散文和報告文學作一文體對比：我以為，散文，更多時候是單一化的自我敘述。報告文學，更多時候則是多元化的他我敘述。其間有報告文學作家的個人關照、情感投奔、理性評判、現實反映和藝術表達，故而離時代最近，離現實最近，離真相最近。

　　相對而言，散文可以在紀實傳統的基礎上大膽地向藝術散文的方向發展，使文學性成為它的主要屬性，不必太顧及自身與當下時代的親密關系。而報告文學的文學性只是一種敘述的手段，是和散文的藝術性不一樣的一種異質屬性，是為了更好地敘述社會和生活現實所不可缺少的一種方式，必須顧及與當下時代的親密關系。在這里，真實性是報告文學的根本屬性，新聞性、思想性和文學性是報告文學的主要屬性。

　　就散文的生命而言，有一種觀點認為：散文是通過真實的經歷和體驗所完成的藝術表達，在一定程度上，散文是主體性精神生命的呈現，是自由精神的喚醒和行走，是通過話語表達的一種靈魂的在場存在，是人之價值實現的一種境界和嘗試。在其間，真實是散文之根，因為真實，讀者才有現實的信任感，再加上相對純粹的藝術表達，使得散文的精神生命往往得到張揚和延伸，主體生命得到自由而藝術的呈現，即使透過時間之墻，也能夠感受到它的藝術力量。它是人類文明進程中人之為人的一次次感知、重構、再生、催動、奮進和實現。沒有散文的國度，歷史感無從談起，自由精神更難以實現。因何？散文的紀實能力是根本，藝術表達是血肉，是二而一的統一體。很慶幸，我們生在一個具有悠久紀實傳統的散文的國度，要了解和體認散文的真實力量并不難。

　　到了近代，人類迎來了一個大時代，世界的圖景在各國民眾心中逐步擴大，西方工業文明和東方農業文明第一次產生激烈的碰撞。人們對現實認知的渴望增強，“信息”成為一個未來大有作為的詞匯。尤其有一個報告文學界的著名捷克作家埃貢•埃爾溫•基希先生，首次創作了以帶有明顯的“旅行采訪、直接表達、短小快捷”的類似新聞消息卻又不是直接的新聞消息的文體為開山之作，一下子在特殊的情境下滿足了人們對新聞消息的二次信息感知的體味，一定意義上促成了報告文學這一文體的新建。李炳銀先生在《報告文學論》一文中說：“報告文學的產生，是適應人們對于信息的渴望而出現的。報告文學，既不是純粹的新聞，也不是完全傳統意義上的文學。報告文學，是建立在真實信息背景上的文字、圖片書寫，是在作家真實觀察、發現和理解基礎上對于事實和人物的文學表達。真實是報告文學的生命，獨立的理性評判是報告文學的靈魂，文學藝術的表達是報告文學的翅膀。”

　　由此也看出，在真實性方面，兩種文體的生命是同質的。只是，報告文學雖是在散文的紀實傳統上隨著時代應運而生的一種全新的文體，但對于真實性原則的堅守，尤其在生活真實的客觀記錄方面，報告文學比散文更加徹底。

　　在這里，對散文的生命有所認識，體認它與報告文學真實性一致的原則，不僅可以認識散文，也能很好地認識報告文學，對于報告文學的發展有借鑒意義。

　　只不過，依薩特所說：“寫作的自由包含著公民的自由，人們不為奴隸寫作。散文藝術與民主制度休戚相關，只有在民主制度下散文才保有一個意義。”自由實現的前提是民主制度和民主精神，也只有在追求民主的人類文明進程中，公民獨立的理性評判才是自由的一部分。散文與報告文學，作為人實現精神生命的一種方式，其內質都需要一個真實而自由的靈魂，二者并不相悖，可以做彼此精神的鄰居。

　　不論是散文創作，還是報告文學創作，沒有對真實和自由的追求，很難說這種創作會給人昭示以希望。同樣，如果報告文學批評不能昭示一種更有希望的生活，如果不能對報告文學這一文體特征完成新的深層的理論闡釋，如果不能起到一種自我矯正、自我啟蒙、自我交流和自我成長的作用，那么這項工作對于這一文體信仰的人們也就不是那么有吸引力的。

　　在當下，我也常常看見生活變得陌生，需要另一只眼睛才可以看見光陰的背面。社會風氣渾濁、浮躁、奢靡，人基本的道德感喪失殆盡，整個時代正在娛樂至死。有很多故弄玄虛、扭捏作態、欺世盜名和空洞矯情的文字充斥在各大刊物中，作為一名編輯，生生感到在這個時代這樣“抒情”是不太恰當的，甚至有罪。

　　在這時，我有幸閱讀了報告文學的一些優秀的文本。只要進入，這些文本內在的精神氣息一下子就拯救了我，信心的源泉也汩汩地流淌而出。他們讓我感到，報告文學作家應該是綜合能力最強，最有道德感和擔當精神，心懷悲憫，體恤大眾，有人類學視野，在博大的天地里捕捉生活的有心人，有趣人和實干家。好多報告文學的采訪對象也是這個國家生機煥發，永葆青春，心生悲憫與亟需關注的對象，他們是中國的脊梁。

　　時下，當“公知”逐漸成為貶義詞，其嘲諷意味明顯加重時，這些報告文學作家和他們的采訪對象，因其作家創作出來的優秀報告文學文本，他們的精神也永遠地保留下來了。我漸漸感覺到這些報告文學作家他們才是我們真正期待的公知。不管公眾現在對這個詞多么質疑，不也恰恰說明了人們對真正的具有公共擔當的知識分子是如何的期待嗎？

　　我想，當有一天生命被深層喚醒，被一種神圣、干凈與強烈的日光沐浴時，人的神性才有可能被談及，被催動和被實現。而這種感覺，在閱讀一些報告文學文本時，我也有幸感覺到了。

　　比如，徐遲先生的《哥德巴赫猜想》一文，其文本意蘊就非常豐富。《哥德巴赫猜想》一文對于報告文學的意義，它的功績怎么說都不算過分。閱讀中，我不僅和很多讀者一樣稱贊徐遲先生對陳景潤攀登數學高峰的那一段詩意描寫，也看到在經歷“文革”后的陳景潤得知領導來看望他和看望中陳景潤的局促、敏感與孩子氣時，就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了：

　　“新買了床單。剛買來的床單，”陳景潤說。“你要來看看我。我特地去買了床單，”指著光亮雪白的蘭格子花紋的床單。“謝謝你，李書記，我很高興，很久很久了，沒有人來看望……看望過我了。”他說，聲音顫抖起來。這里面帶著淚音。霎時間李書記感到他被這聲音震撼起來。滿腔怒火燃燒。這個黨的工作者從來沒有這樣激動過。不像話；太不像話了！這房間里還沒有桌子。六平方米的小屋，竟然空如曠野。一捆捆的稿紙從屋角兩只麻袋中探頭探腦地露出臉來。只有四葉暖氣片的暖氣上放著一只飯盒。一堆藥瓶，兩只暖瓶。連一只矮凳子也沒有。怎么還有一只煤油燈？他發現了，原來房間里沒有電燈。“怎么？”他問，“沒有電燈？”

　　“不要燈，”他回答，“要燈不好。要燈麻煩。這棟大樓里，用電爐的人家很多。電線負荷太重，常常要檢查線路，一家家的都要查到。但是他們從來不查我。我沒有燈，也沒有電線。要燈不好，要燈添麻煩了，”說著他凄然一笑。

　　“可是你要做工作。沒有燈，你怎么做工作？說是你工作得很好。”

　　“哪里哪里。我就在煤油燈下工作；那，一樣工作。”

　　“桌子呢？你怎么沒有桌子？”

　　陳景潤隨手把新床單連同褥子一起翻了起來，露出了床板，指著說，“這不是？這樣也就可以工作了。”

　　李書記皺起了眉頭，咬牙切齒了。他心中想著：“唔，竟有這樣的事！在中關村，在科學院呢。糟蹋人呵，糟蹋科學！被糟蹋成了這個狀態。”一邊這樣想，一邊又指著羊尾巴似的窗紗問道，“你不用蚊帳？不怕蚊蟲咬？”

　　“晚上不開燈，蚊子不會進來。夏天我盡量不在房間里耽著。現在蚊子少了。”

　　“給你燈，”李書記加重了語氣說，“接上線，再給你桌子，書架，好不好？”

　　“不好不好，不要不要，那不好，我不要，不……不……”

　　在“文革”過后，這位證明了哥德巴赫猜想的人，他的科學成果讓人毫不擔心，他的現實境遇和對人的體察卻讓人揪心。我想，閱讀的那一刻我也是他，也是一個孩子氣的人。我又不是他，由于我遠離了那個時代，我又和他有著一層隔膜感，但是我感到疼痛，那一刻，我感受到了報告文學的力量。要是我在他的境遇下，我會成為一個怎樣的人呢？文本之所以在時隔三十多年后還催人淚下，反思、體察，其報告文學的特性就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誰說報告文學作家創作的現實題材不能耐過時間的考驗，我看完全是謬誤。只要它是一部優秀的報告文學文本，它獨特的文體特征，真實的生活題材，藝術的文學表達，彌漫其中的情感力量，不會隨著時間和時代語境的改變而遠去，相反，因為更加忠實、鮮活地記錄了這個時代，將會具有史詩般的價值。會成為歷史學家、人類學家，政治家、思想家與文學家研究當代生活和歷史彌足珍貴的散發著生命氣息的會說話的可感的浸透著作家靈魂的文學文本。

　　二、“非虛構”一詞的困惑

　　在報告文學文本中，人們之所以對現實報以深切的期待，是因為想真切地看見自己正經歷的這樣一個時代。而把握時代，捕捉生活現實，明晰自我內心，增強和彰顯時代的精神力量，藝術地表達客觀世界，就是一個報告文學作家必修的功課。

　　茅盾先生在《關于“報告文學”》一文中說：“每一個時代產生了它的特性的文學。‘報告’是我們這匆忙而多變化的時代所產生的特性的文學樣式。讀者大眾急不可待地要求知道生活在昨天所起的變化，作者迫切地要將社會上最新發生的現象(而這是差不多天天有的)解剖給讀者大眾看……”可見，是時代生成和造就了報告文學。但是，多少年來，報告文學這一與時代有著良好互動的文體慢慢發生了變異。尤其是進入到20世紀90年代以來，嚴肅的報告文學創作和其它文體創作的狀態一樣，變得功利、矮化、娛樂和八卦起來，甚至一度淪為花邊新聞、色情文學與滿足個別人的廣告文學等，遠遠地沒有肩負起把握時代、記錄時代和啟蒙時代的重任，紀實功能嚴重弱化。

　　也許，看多了虛構和矯情的文學，人們對以報告文學為主的文體創作中的真實性開始懷念。因為在讀者的閱讀期待中，生活的真實是增強讀者信任感的前提，藝術的真實是與閱讀者精神共鳴產生的前提，生活與藝術的有機結合是催動人健全成長的前提。面對諸多文學文本漸漸在讀者心中失信的情況，一種新的文學觀念和創作情勢開始慢慢出現。

　　90年代后期至新世紀十年，“新散文”、“在場主義散文”等文學概念呼之欲出，并已形成了一定的創作實體。可是，對于報告文學這一文體，卻如同矯枉過正，慌不擇路似的，與創作相關的相對科學的理論探索出現了逃逸的情況，很多評論家不能堅持自己原先對報告文學的理論闡釋，紛紛跟風地把報告文學稱為“非虛構”文學。比如周政保先生1999年出版的《“非虛構”敘述形態：九十年代報告文學批評》一書和周森龍先生2011年出版的《非虛構藝術——報告文學研究》一書就直接采用了“非虛構”這一概念作為書名。在丁曉原先生2011年出版的《中國報告文學三十年觀察》一書中，對“非虛構”這一概念也采取了相對寬容的態度，并與李敬澤合編《中國非虛構年選(2011年選)》一書。(在《中國非虛構年選(2011年選)》一書中，從序言標題《報告文學的“無名”時代》看出，其理論困惑并沒有因為一個“非虛構”概念的提出而得到解決。)自然，這一文體概念的提出，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人們對嚴肅報告文學的期望，對玷污了報告文學的一些行為的鄙視和否定，試圖以這一新的文學概念解決當下文學華而不實、嚴重背離現實和虛構成風的情形，這種開放性的努力應該說初衷不錯，但是對于一種文體建設，是否更加科學呢？這是需要好好思考的。

　　“非虛構”概念的強化，當在2010年第2期《人民文學》推出“非虛構”欄目之后，當期刊物在主編留言中說：“何為‘非虛構’？一定要我們說，還真說不清。但是，我們認為，它肯定不等于一般所說的‘報告文學’或‘紀實文學’。……我們其實不能肯定地為‘非虛構’劃出界限，我們只是強烈地認為，今天的文學不能局限于那個傳統的文類秩序，文學性正在向四面八方蔓延，而文學本身也應容納多姿多彩的書寫活動。”繼這個概念闡釋一番后，主編李敬澤又說：“寫你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傳記。還有諾曼•梅勒、杜魯門•卡波特所寫的那種非虛構小說，還有深入翔實、具有鮮明個人觀點和感情的社會調查，大概都是‘非虛構’。”隨后在《人民文學》2010年第9期內容簡介中還這樣補充：“希望由此探索比報告文學或紀實文學更為寬闊的寫作，不是虛構的，但從個人到社會，從現實道理是，從微小到宏大，我們各種各樣的關切和經驗能在文學的書寫中得到呈現。”

　　從《人民文學》探索的影響看，在概念闡釋不清的同時，進一步開啟了非虛構文學進入的寬門，只要冠以“非虛構”之名，很多非虛構小說、非虛構散文、非虛構詩歌、非虛構劇本也可以被命名，“非虛構文學”似乎真是“比報告文學或紀實文學更為寬闊的寫作。”但是，任何概念的無可限制、彼此矛盾恰恰顯示出這個概念的最大問題。同時，也再一次讓我對當下文學批評的一種擔憂，文學概念的命名一定要想到它的后果，一定要給后人留下科學闡釋的空間。現在依我看，“非虛構文學”的命名就同前幾年“新散文”的命名一樣，如果離開特殊的語境，單看這個概念，只會讓文學研究更加困惑。

　　“非虛構”概念的提出和濫用，說明真實對于報告文學這一文體是多么重要。同時我們也需認識到“非虛構”概念提出的偏頗性。主要是對理論的概括乏力，非虛構的對面——真實性是報告文學的根本屬性，但報告文學還有其他屬性，如新聞性，思想性等，不是真實性一個屬性可以將報告文學的全部特征概括清楚，尤其是將報告文學與散文這一文體放在一起作比較時，兩者的區分就不那么顯著了。

　　在2012年江蘇華西村召開的全國報告文學創作交流會上，也有人說報告文學的時代無關“貓”和“瞇”，意思是叫什么名字不太重要。這種看法實質是理論認識不太清晰的反映，是文體自覺不成熟的表現，同時也是對理論界隨意命名的逃逸和厭惡。不管是傳統的對于報告文學的體認還是就報告文學這一文體提出新的提法，事實上這種探索在短期內還看不出端倪。不過有一點可以看出的是，試圖對報告文學這種嚴肅文體進行新的命名，暗含了文體批評的迷茫和科學理論的逃逸，是一種對原有文體嚴肅性的一次消解，這種消解開放了成為報告文學文本的空間，卻大大降低了報告文學文體的獨立性，因為這里也可以包括非虛構的紀實文學、小說、詩歌與劇本等，對報告文學的文體建設幫助不大。

　　也許，命名的困境的解決需要心智健全的時代，但對于命名的困惑雖說是形式的改變，我們也不能忘記有時“形式就是內容”這句話。這種命名的焦慮主要是因為時代的變遷，創作者本體的改變和對傳統創作實踐理念的不認同出發的。有時，也是因為作家對嚴肅現實的逃避，這種向易寫角度追求自我的訴求用之于創作實踐，具有很大的負面影響。同時，這種命名訴求也反映出我們報告文學理論研究的困境，批評家、作家文體意識的淡薄和文體儲備的不足。對一種文體的認同實際上是對一種社會意識和生活方式的認同，而現在，一面強調非虛構，一面又開啟了非虛構的寬門，這種情形將使真正靠紀實來確立自己原則性、獨立性的報告文學文體面臨嚴肅的文學研究考驗，真實面目將大打折扣：一是將報告文學稱為“非虛構”文學，主觀意味太濃，缺乏嚴肅性；二是對文體建設有害，報告文學的真實性原則被濫用小說和詩歌等文體；三是容易助長人的投機意識，浮于表面，難以沉潛，不能客觀表達生活，易使有些作者認為報告文學也是可以玩的一種文學式樣，只要“非虛構”，管它是什么文體，寫著玩就行了，文體自覺意識進一步淡化。

　　至于有些作家擔心創作時受到報告文學真實性原則的束縛，退而求其次以非虛構文學為自己開脫的心理，李炳銀先生在《報告文學的理論演化和我的探討》一文中說：“在掌握了報告文學的真實性原則之后，是不應該懼怕‘想象’的。但是，在報告文學的創作中，‘想象’必須嚴格的限制在已有事實的圈約基礎和范圍當中。”并且，如果一個作家創作時沒有面對真實的這種底氣、勇氣和信心，那么即使冠之以“非虛構文學”之名，游走于各種概念中玩文學，這種所謂的文學也是不誠實的，更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報告文學。

　　對此，李朝全先生在《報告文學創作小議》一文中中肯地說：“我們必須明確，非虛構僅僅是一種創作手法，非虛構作品是一個文類而非文體的概念，它表明的是這種文類共同的屬性和創作手法——非虛構、紀實。至于文體，還是應該采用報告文學這個概念。”

　　三、報告文學的坦途

　　我以為，報告文學的坦途是沒有坦途，如同自然和人生之路一樣，總會時時充滿困境。

　　導致這種瀕于死亡的困境的原因，李敬澤在《報告文學的枯竭和文壇的“青春崇拜”》一文中認為這主要是報告文學的文學性惹的禍。他說根本癥結是“在敘事倫理上是不成立的”：“任何一種問題都預設著作者、作品、讀者之間久經考驗的倫理關系，看一篇新聞時，我們確信記者必須為它的客觀‘真實’負責，否則會被老總開除；讀一部小說時，我們知道這是被豁免的‘謊言’，小說家有權利以虛構想象世界，而報告文學呢？它既承諾客觀的‘真實’，又想得到虛構的豁免，天下哪有這等左右逢源的便宜事？”

　　報告文學是否會像有些人預言的那樣，瀕于死亡呢？

　　答案當然是否定的。這需要從藝術規律出發進行說明。

　　在現代化的語境中，西方不斷有學者一次次驚世駭俗般地宣布上帝死了，藝術終結了，作者死了等話語，這種擔憂不無道理。但是，每一次宣示終結或者死亡都往往是延續的節點，世界并沒有像很多哲學家、藝術家所擔心的那樣，世界還有救。

　　自然，當黑格爾首次發出“藝術的終結”的驚人論斷后，這種警醒也讓我們看到了某一種真理的局限性，很多現代人也確實成了“那些能看見卻聽不見的人”(齊美爾語)，放棄自己的心靈游蕩于混沌空間，空耗情感而對一切變得無所謂，沒有理性評判的能力和幸福生活的意志，名副其實地成了一個工具理性的人，再也看不到作為一個情感的人的那種可愛和與世界和命運的沖突。

　　但是，“藝術的終結”的命題畢竟是一個言過其實的修辭，不管現代社會如何現代化，如何借助于圖像和電子產品充實生活，文學語言本身所具有的言說能力、審美場域、豐富的獨特的整體的體驗與審美意味等不是其他媒介可以任意替代的。不能把文學藝術簡單等同在現代社會中一種商品的層次上理解精神的參與和體驗。文學藝術不是徹底淪為名利場上的工具，反之，它是人類文明進程的所需，是一切優秀的精神的積累和沉淀，是人生命的體驗與表達，記憶與延伸，是連接歷史與未來的可靠的橋梁。

　　那么，作為文學藝術體裁之一的報告文學的前景，由此可見就是很樂觀的了。

　　原因還在于，報告文學作家題材選擇的無比廣泛和不可窮盡性決定了這一文體獨特的寫作優勢。報告文學寫作的現實土壤特別豐厚，水源充足，隨便哪兒一挖，都可以鑿出井來。只要報告文學作家有悟性、有深度、有技術、眼睛亮、心眼實，具有水一樣浸潤的能力，他就一定可以在現實生活的邏輯面前展開無線寬廣的寫作。

　　比如，很多報告文學作家有很強的國家意識，大局意識，現實情懷，能相對清晰地理解和把握當下的生活，并給未來以啟迪，這種能力不容忽視！不容懈怠！不容丟棄！可以說，優秀的報告文學作家是最積極作為最有力量的一個群體，是一群社會參與意識較強、最能走出書齋，開展田野調查，對現實題材最有把握的一個群體。其心之火熱、激情、深沉和理性，都非一般自怨自艾、嚴重脫離人類社會、充滿偏見的藝術家所能類比。如果說有些藝術家在虛構里過活，在結構里模仿，在有限的想象里挖掘生活，那么，報告文學作家則是在面對異常豐富的現實生活邏輯面前展開前景無限的敘述和記錄。生活有多少可能性，報告文學作家的創作就有多少可能性。現實生活邏輯的不可預測性，使得報告文學作家筆鋒所及之處，可以處處生春。他不必刻意安排主人公的命運，因為命運早就早早地等在那里，現實生活的復雜性就使得只要這個報告文學作家思想足夠有識見，精神足夠強大，筆下足夠有能力表達，那么，這個創作源泉是永不會枯竭的。

　　對此，我們一定要有理論自信和創作自信，一定要理直氣壯、旗幟鮮明地熱愛報告文學，一定要主觀介入、客觀表達，一定要用筆真實地向時代貢獻一個作家的思考和敘述，一定要在場，而不是逃逸、失語、軟骨和妥協。

　　這里，有一個報告文學作家的成長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他就是陳啟文先生。他先前是寫散文和小說的，近年來才開始寫報告文學。從《共和國糧食報告》到《南方冰雪報告》，從《問卜洞庭》到《北京風暴》，每一部作品的產生，與當下現實生活緊密相連，題材資源源源不斷，而且加上他多年來對國家糧食問題，中國水問題持續不斷的思考，他寫起每一個新的題材來都是下筆不凡，開掘很深。自然，他寫得也很苦，為了寫好這些作品，他跑遍了大半個中國，實地走訪了很多地方，為寫作中國水系列作品奠定了獨特而堅實的敘事基礎。

　　一個報告文學作家面對無比寬廣的題材資源，真的不愁創作個體想象力的窮盡和枯竭，這也是報告文學作家最大的幸福之一。而且只要找到自己對某個題材寫作空間的挖掘，這個系列作品就可以源源不斷地呈現出來，如趙瑜先生對中國體育的寫作，李鳴生先生對于中國航天的寫作，鄧賢先生對中國知青和中國遠征軍的寫作，何建明先生對國家題材的敘述，李青松先生對林業生態狀況的寫作等，都很好地說明了報告文學作家找準題材空間下力開掘后的欣喜與收獲。

　　四、擁抱時代，記錄歷史

　　很長一段時間，外界之所以對報告文學有隔膜和疏離感，甚至有時大為誤解報告文學，我想主要有這么幾個原因：一是無知；二是人對現實的逃避；三是個人在現實面前的無力和弱勢；四是時代的喧囂、浮躁以及拜金；五是文學教育的問題；六是文學期刊的短視和偏見。

　　總之，我們這個時代的文學有病。

　　現實為什么如此難以接近？真相為什么如此難以接近？誰又能做好真理的鄰居？

　　這些問題，身為一個報告文學作家，一定要好好思索。

　　“2012”不管是一種現實災難，還是隱喻象征，這種警示其實都說明了一個問題，那就是從這個問題產生起，我們的作家再也不能狹隘地去度量生活了。

　　我們要培養自己博大的胸懷，悲天憫人的同情心，以人類學的視野關照全人類的福祉和個人的命運。我們再不能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自我陶醉了，再不能在書齋里高喊革命的口號了，我們要深深知道，我們的力量來源仍在大地深處，仍在由無邊的現實空間構筑的塵夢里。時代大環境是報告文學生存土壤之一，也可以說是具有決定性的土壤之一。每個中國報告文學作家都應有一個中國夢，甚至世界夢。

　　同時，當時下金錢成為摧毀文章的推手時，我們也要使金錢成為成就靈魂向神而立的基石，金錢的原罪性即是人性的原罪性，他的異化與人性價值觀的扭曲不無關系。其心正，其錢凈，可以干正事，可以干大事，可以形成物質與精神雙向的良性互動，有尊嚴有思想有自由地活著，合理而幸福地活著。當生存不僅是由工具理性的人的身體所能完成的新陳代謝時，我們才能談及精神生命的成長和延續。

　　時下，也有人利用文學名義淡化政治性，宣講自己如何具有普世性與超越感，自己創作的文學如何純粹等。這實質上也是對文學自身的否定和矮化，是另一種奴性。因為人是社會的人，人在根本屬性上很難有絕對的超越感。雖然社會變遷，時代語境會發生變化，但階級性、政治性仍是人的社會本質屬性之一。文學作為精神和靈魂在場的一種表達方式，不管多么純粹，仍然是深深根植于大地之上的，尤其對于以現實生活為直接取材對象的報告文學這一文體來說，這種遠離時代的心理一定要警惕。

　　有些作家不要裝得自己很遠離這個時代，而是要勇敢地去介入這個時代。時代，是一個文化性、政治性、社會性多位一體的概念，作為一個人，脫離這個時代并與時代生出無邊的隔膜，這實在是很讓人可惜的一件事。無論對于時代是擁抱甚至批判，作家是最應該有態度的一個群體。

　　一個作家的題材選擇，道德傾向，對現實的介入感，信仰尋找和堅守對完成一個文學的人來說非常重要。我們應向作家路遙一樣，時時以一個普通勞動者的心態，投入到報告文學的創作中去。好多時候，寫作作為一種勞動，而且很多時候是一種個體的無可替代的勞動，過程往往無比沉重，將一種寫作過程視作事業和理想的事情，是需要信念的。繼續這種寫作行為，有時真的很苦，很累，非在場中人難以理解。

　　但是，選擇從事某一種事業本身也就意味著選擇了另一種承受方式。對此，我對選擇了報告文學這一利他型敘述方式的作家們報以深深的敬意。這些作家至少是認真積極生活、探索合理性生活方式，盡公不顧私的最具憂患意識，有批判性和建設性的人。這樣的人，是星空中的極明星，因為極明，很可能會承受極黑暗的夜空。所以，有時客觀環境使然的情況也無需抱怨。

　　也有很多作家很害怕“意識形態”這個詞，好像一個作家寫作與主流意識形態相關題材的作品，這個作家就被意識形態化了，就喪失了其獨立性。殊不知，這也是很自私、很狹隘的意識形態觀。作家在面對現實時之所以不能夠理直氣壯、底氣十足、全是因為這種怪異的思維在作祟。報告文學不是讓你去遠離時代，而是讓你去介入時代，不是讓你去媚上寵下，而是讓你去客觀記錄，抒情這個時代。誰規定了報告文學就一定與媚上和單純的歌頌有關，這只是報告文學內容的一部分，之所以是報告文學，不僅“報告”的真實性決定了這一文體的底線，而且還因為文學性也決定了報告文學的底線。對于一部優秀的作品而言，二者缺一不可。

　　曾有一位報告文學作家說：“做一個報告文學作家要懂政治。”如果不就特殊的語境分析，我想也最好不要單純地理解這句話，不要僅從揣摩當權者的意志這個層面去理解報告文學的政治性。“政治”一詞更多從哲學、經濟、政治學層面理解方不至于太狹窄。政治是一個大詞，是人類社會文明的一個綜合體，是介入現實的法寶，不是一個等同于政權的概念。一個不懂政治的人，也是一個對當下社會、經濟、文化等很難獨立把握和理性評判的人。這一點并不是單純地靠媚上或親下能夠完成的。也不是按照當局、某些政客的意志去做能夠完成的，尤其更不是以被意識形態完全過濾的思維單純寫頌歌或干點別的什么能夠解決的。狹窄的“懂政治”不應以喪失報告文學作家的獨立性為代價。

　　適時而相對準確地把握當下，客觀地記錄這個時代，以獨立的思考能力、藝術的表達技巧、靈活的題材選擇和另類的敘述角度，理性而有遠見地記錄、啟蒙這個時代，這個報告文學作家將善莫大焉。同時，某些專門和當局搞對立、煽動民怨，在大是大非的歷史認知問題上猶疑不定的作家，他的寫作之路也不會長遠，其作品也會因缺少理性評判，容易陷入充滿先入為主的情緒和偏見。

　　所以，不管是一個報告文學作家還是編輯，他首先是一個人，然后才是作家或者編輯。只要活著，只要靈魂在場，他與這個時代就是密不可分的。李炳銀先生在《“社會問題報告文學”的歷史作用和意義》一文中說：“要找回真正的文學，首先要找回‘自我’，找回作為人的人。作為一個報告文學作家也需要找回那些既是屬于作家，也是屬于報告文學創作本應該享有的權利。”

　　那么，從根本上來說，我們理論研究和創作實踐所要實現的言說境界，實際上就是人的價值的實現與延續。當前，對于報告文學的研究還明顯不足，研究隊伍和規模還不太龐大，對于這一文體的認識還需要時間和熱心。我自己有幸做了報告文學的一名編輯，算是近身于報告文學身邊時時感受她的困惑和力量，感受她的魅力和眼淚。今天寫了一點感觸性的文字，就算是近身思遠道吧。愿與更多報告文學評論家、作家一起努力和期待報告文學研究和創作的美好的明天！

　　(此文發表于《時代報告·中國報告文學》201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