閻連科：拿諾獎拯救不了文學如今已走向衰弱

　　“作家訪談錄”從2012年4月10日開始，至今共刊出八期，對話馬原、翟永明、劉心武、池莉、賈平凹、劉索拉、徐星、閻連科八位作家，到此結束。感謝讀者關注。

　　2012年，閻連科重新回到桌前，沉靜寫作。此前的一年對他來講太不平靜：一場突如其來的拆遷、小說《四書》預料之中的無法出版。

　　一切過去后，閻連科開始寫新長篇，但遭遇了新的難題。“寫到一半時覺得語言不滿意。”這部小說寫一個偏遠小山村一夜間變成繁華都市的故事，這是閻連科感受中的現實中國。這十年，閻連科認為自己的寫作毫無長進，而這次，他很謹慎，將之視為一次重新起跳。也因為謹慎，當發現不滿意時尤為沮喪。

　　閻連科常說自己開始寫作“動機不純”，就是為了逃離土地。他的短篇處女作是在部隊時寫的，叫做《天麻的故事》，寫一個戰士想入黨，偷偷給指導員送了一斤天麻，指導員發現后，又退給了他，并進行了革命教育。這篇小說發表后，轟動全團，是他文學創作的開始。這個當了28年兵的作家，在寫作這件事上有自己的紀律，只要有可能，每天上午八點到十點雷打不動寫兩千字。

　　閻連科已經寫了三十年，他說其實自己常常氣餒，“不是一直發現自己的才能，而是一直不斷發現自己的無奈和沒有才能。”但一路寫下來是因為發現總是有寫不完的東西。在他眼里，全世界范圍內沒有哪個國家能夠像中國的今天這樣，有如此豐富的生活和故事。

　　現實在這里比小說更像虛構。閻連科在這里寫出了被評論家李敬澤稱為“狂想現實主義”的作品。從《日光流年》、《堅硬如水》、《丁莊夢》、《風雅頌》到《四書》。盡管閻連科將《四書》視為“一次不為出版的肆無忌憚的嘗試”，但對于他而言，這本書更重要的意義在于，它是對他之前慣常寫作的一次“變節”，而這變節才剛剛開始。

　　文學現狀談

　　南都：觀察上世紀80年代以來的作家，會發現軌跡非常不同，有的中斷了寫作，有的完全走到寫作軌跡之外了，你自己的體驗如何？

　　閻連科：談文學從80年代初到現在，你會發現它確實不是一個簡單的馬拉松賽跑，誰跑到最后，或者沒有跑到最后。我覺得可以歸結為文學和作家命運的問題。當然我們會看到有的作家譬如賈平凹從80年代初一直寫到現在，仍然寫得非常好，當然還有莫言、王安憶、韓少功都是這樣一直寫下來的。回到文學上來說，我們會覺得堅持了30年的人都非常值得尊敬。其實我覺得沒有堅持下來的人也非常值得尊敬，因為人確實不一定在一條路上走到最后，也不一定在一條路上走到最后就能取得成績。

　　像劉索拉、徐星在那時候星光閃耀一下也留下了很好的作品，很多作家仍然在寫，寫了二十年、三十年，不一定比那些人的成績大。最典型的就是汪曾祺。汪曾祺比王蒙這一代年齡略長，雖然現在人已經不在了，但是留下來幾個短篇小說卻可以供我們反復地閱讀、研究。我想一個作家的成績不在于堅持了多少年，也不在于你寫出了多少作品，而在于你寫過的作品中出了什么樣的作品。阿城今天幾乎是決然不寫的。但是一本《孩子王》，一本《棋王》，一個小冊子，也是很多作家一生無法達到的。

　　文學不光是一個馬拉松賽跑。馬拉松賽跑是分階段的，在哪一個階段你跑在前列，哪個階段是跑在后列，也許后邊你又跑到前面了。跑到最后不一定比中途休息、中途離崗的人更有成就。我們誰能跑過巴金呢？101歲。

　　南都：從八十年代到現在，文學的外部環境也在發生變化，作家本身體會一定也很深？

　　閻連科：文學到今天確實從一個我們意想不到的鼎盛走向一個可以預料的衰弱。不管怎么說80年代的鼎盛是任何人沒有想到的。文學改變一切，文學就是整個世界。像劉心武的《班主任》一夜之間名揚天下，家喻戶曉。但是今天劉心武老師寫了《續紅樓夢》，它的讀者遠不及《班主任》的十分之一之多。

　　今天莫言小說拿了諾貝爾獎，我想諾貝爾獎并不是拯救文學的法寶。我們可以預料到文學不會消亡，不會消失，但是它就是會衰落。即便再有兩個、三個人拿諾貝爾文學獎，文學的高峰從世界范圍內就是從上往下走的，這個拋物線在19世紀達到高峰，20世紀往下走，21世紀我們所有的努力就是不要讓文學跌入低谷。

　　到今天，承認也好，不承認也好，所有的事情確實都被科技所取代。科技在掌握著民主，掌握著社會進程，科技在取代我們所謂輝煌的文化。文化的含金量更大需要科技來支撐，怎么說這不是文化？但是沒有人會拿著手機去看《阿Q正傳》，沒有人會在上面看《紅樓夢》。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今年(中國)人民大學招生，要求一些教授要跟新生見面，不叫講課，是聊天，保證第一年的新生能見到他們希望見到的教授。因為(我)是文學院的，我也被校長點名拉過去。人大文學院應該是生源比較好的，有5個班，一個班15個人，七八十個人。其中有兩個班，沒有完整地看過一本長篇小說。有一個人說“《百年孤獨》特別好，我看了一點，沒看完”。這是文科的，人大的，由此你會覺得文學就是這個樣子。

　　南都：你會有灰心的感覺嗎？

　　閻連科：不會，全世界都是這樣，不只中國這樣。但文學院比較好的學生在初高中階段沒有看完一本小說這可能是中國特有的，他每天就為了分數。你會覺得文學就是這個樣子，完全可以預料到的那種寂寞。說耐得住寂寞，每個人都會說，我想每個作家最重要的是你在馬拉松賽跑的后半程，每個人的心理準備到底充分不充分。

　　理想的讀者

　　南都：作為作家都會有“理想讀者”的問題，面對文學這樣的狀況你有沒有設想你未來的讀者會是怎么樣的？

　　閻連科：說心里話我也知道我的小說是不好看的一類，極其不好看的一類。以《受活》為例，如果說出版社印15萬冊，實質賣到10萬到12萬冊來講的話，一定有一半的書沒有被大家看完，這個我心里是非常明白的。

　　南都：為什么你覺得讀者會看不完？

　　閻連科：我經常說《受活》也好，《四書》也好，真的不如80后(作家)的寫作，也不如今天的電影、電視，它實在是非常小眾的東西。最理想的讀者，比如說以《四書》、《受活》為例，他只要把這個(書)看完，都是我心目中的好讀者。我是特別相信那種情況，我的書不是非常多人看，但是有一個人把它看完了他一定會記住這本書。他會記住這本書寫得和其他作家不一樣。《四書》在法國出版的時候我去了一趟法國。因為寫了沒有(在大陸)出版，但是超出我們想象的，法國的媒體幾乎沒有人像討論《丁莊夢》一樣討論現實的問題，恰恰相反，所有的媒體蜂擁都在討論你為什么這樣寫小說。

　　小說講述的方式變得越來越重要，這個問題在我的寫作中極其重要，但是中國人其實不關心這件事情。我無法說哪里的讀者更理想，不能說法國讀者理想，中國讀者不理想。但是你會覺得是有差別的。

　　南都：《四書》遭遇了出版困難，但涉及“反右”、大躍進時期的作品其實也有出版了的。

　　閻連科：我是受到關愛太多的人。受到關愛太多，誰都想關心你的時候，什么都落到你頭上了。我認為《丁莊夢》和《四書》如果是另外一個作家寫不會有問題。你小說的某些內容會被無限地放大，放大到所有人都在誤讀你，甚至遮蔽其他的東西。現在我想對我都不是問題，我已經到這個年齡，完全可以面對它。

　　南都：所以有段時間你的壓力是很大的？

　　閻連科：對我造成的傷害比大家想象的還要大。大家說很好嘛，翻譯了很多，掙了很多錢，其實我經常說自《為人民服務》之后，我的十年寫作沒有長進。如果以《日光流年》開始，《日光流年》寫完兩年又寫了《堅硬如水》，接下來又有三年寫了《受活》。但《為人民服務》后你的想象力是往下走的，如果不是《為人民服務》，我非常清楚《丁莊夢》會是什么樣的寫作，那是我一生中間遇到的最好的題材之一。因為我的妥協，因為我的忍讓，因為我的退縮它成了今天這個樣子。在我看來《丁莊夢》是非常詩意和溫暖的，完全不是大家想象的那樣子。《風雅頌》又不斷地修改，出版社修改，當然這中間我還寫了《我與父輩》。《我與父輩》不管讀者多么喜歡，這是完全不經意之間的一次寫作，并不是自覺的，無論它多么受讀者喜歡，對我來說那是沒有難度的寫作，那就是你的生活，你就那么誠實坐下來寫就可以了。我可以再多寫5萬字，讀者也會非常喜歡，少寫2萬字它仍然有影響。一直到寫《四書》，這十年、九年之間是我寫作年齡最好的階段，也是創造力最強的時候，沒有人能夠理解。你好像得了多少好處，全世界都關注你，但我非常清楚這十年我應該寫得更好一點，可是沒有。這個傷害沒有任何人可以體會，他怎么會知道原來《丁莊夢》是另外一個構思，后來把它扔掉，寫了現在這個故事。

　　南都：當時把構思扔掉是為了什么？

　　閻連科：為了出版，為了溫和，說白了就是妥協，就是一次自我審查的過程。我說并不害怕別人的審查，最終更害怕自己對自己的審查。

　　南都：寫《四書》時已經從這件事的影響中走出來了？

　　閻連科：你已經更加理性，更有能力面對現實，更加自覺地知道怎么去做了，所以《四書》的不出版是有心理準備的，你不會有任何驚訝。一個作家不管寫二十年、三十年，其實你的好作品往往是在不經意間寫出來的，當你做好了充分寫一部好作品的(準備)時可能真的是不行的。我想一個作家充滿著創造力卻渾然不知的時候那，是最好的狀態。

　　同代人的努力與野心

　　南都：今年諾貝爾文學獎公布的前夕我看到徐星在微博上寫，如果有中國作家得獎的話，他賭你能得獎。類似這樣的期待你自己怎么看？

　　閻連科：它不會給我，這一點很明確，我覺得莫言是實至名歸的，第一他寫得很好，第二不管是中國還是海外讀者都是可以認同的。

　　你給了我和別的作家會讓很多人不認同，給了閻連科大家會覺得為什么給他，是不是因為他備受爭議就給他？莫言拿獎了結了中國人的一樁心愿，很多作家都可以在相當長一段時間里平靜下來，重新去認識文學，重新去認真寫作，再不需要有那種焦慮或者被焦慮了，那我覺得這件事情對所有的作家都是一個好事情。那一把烈火就交給莫言了，燃燒的是他，被燃燒的也是他(笑)。

　　南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你怎么評價你這一代作家的成就與得失？

　　閻連科：大家說每個時期都有每個時期的文學作品，每個時代都有屬于這個時代的作家，19世紀是那樣，20世紀是這樣。這一代的作家我借著大江健三郎的話來說，他認為在世界上少有的像中國這樣在上世紀50年代出生的作家，有這么整齊的一批，這在世界上是獨一無二的。這個時代是屬于年輕人的，但是這個時代的文學至少在目前還是屬于這些作家的。

　　第一因為這代作家的經歷、命運、經驗比任何一代作家都豐富，他親歷了30年前和30年后的狀態，他的父親、母親、爺爺、奶奶，又經歷了我們所謂的比1949年更遠的時代，他也或多或少在體驗你們這個時代的生活。老一代70多歲創造力、生命都逐漸進入消退的狀態。中國80年代、90年代(出生)的作家無論你讀多少書，寫作還是和這一代人太不同了。這代人更多是關心他人，關心社會或者說更關心人本身。我想80、90的人更關心“我”本身，這是有差別的。沒有什么高下之分，屬于80、90的時代已經到來了，但屬于80、90寫作的文學作品還沒有到來，或者說我們所渴望的真正屬于他們的最理想的作品還沒有出來。

　　我經常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遇到了寫作資源最好的一個時期，我相信這些作家50多歲，有可能40多歲也是正當寫作最好的階段。我們會說王安憶的寫作、莫言的寫作、劉震云的寫作、賈平凹的寫作、韓少功、李銳等，60年代(生人)余華、格非、蘇童，再年輕的李洱、畢飛宇都是非常優秀的。

　　最重要的是，這些作家無論他們開什么玩笑，說什么，這些人骨子里都是有文學理想的人。例如余華、蘇童、劉震云。別看劉震云每天說說笑笑，那是在寫作上有巨大野心的人(笑)、是非常值得期待的人。當有巨大的文學理想的時候，就會讓作家的才華成倍地放大。當然每一代人，80、90也許有他們的文學理想，我們不知道。但是(50年代出生)這一代人的文學理想其實我們是能夠看得到，摸得到的。他們心目中的好作家、好作品是在他們眼前擺著的。而且當他們充滿著文學的野心、理想的時候他們對經典的理解是正確的。

　　南都：正確的？

　　閻連科：他非常明確哪些是經典，哪些不是經典，哪些是他所努力的經典的方向。他寫不出經典來，但是他努力的方向是正確的。談阿城也好，王安憶也好，莫言也好，這一批作家他們其實在30歲左右或者40歲左右都把他們最好的、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寫出來了。我們說30、40年代張愛玲也好，蕭紅也好，沈從文也好，這些經典的作家也已經都在這個年齡段寫出了他(她)具有一生意義的作品，但是今天我們去反觀所謂“80后”的時候無論如何也是30歲的人了。一代充滿才華的年輕作家沒有寫出屬于一代人的作品，市場成就了他們，市場也害了他們。

　　南都：閻老師剛才談到文學理想，包括文學野心，你寫作的野心是什么？

　　閻連科：我沒有野心(笑)。我經常開玩笑說最大的愿望是60歲以前要寫出一本世界上“最黃”的小說來，當然這是一個玩笑，其實是希望隨著年齡的增長不光保持今天的創作激情、探索熱情，更重要的是老天幫忙寫出和我一生作品都不一樣的作品。

　　我的上一代作家，你去醫院看他們，或者從他的回憶錄上看到他說，我最理想的作品沒有寫出來，無比惋惜。但是回頭冷靜去想你一生最值得寫的作品沒有寫出來，那最值得寫的時候你在干什么？我現在50多歲，我在最該寫出什么樣作品的年齡里確實把那個它寫出來了，我想這讓你躺在病床上稍作知足和安慰。

　　南都：前段時間馬原在云南被打了，包括像去年發生在你身上拆遷的事情，也有人評價這是這個時代作家境遇的一種表現，你怎么看？

　　閻連科：我覺得也不能說作家的遭遇，這是中國人生活的一部分。每個人在這件事情上都不要特別悲觀，每一個人也都別幸災樂禍，你也是中國的一員，任何事情都可能發生在你頭上。拆遷落到閻連科的頭上，它有一天也會落到另一個人頭上，這都是中國的現實。閻連科你遇到你也不要過分悲傷，認為你的命運多么與眾不同，通過這次拆遷你知道無數被拆遷的人的命運比你閻連科更加痛苦，更加悲傷，他連說話的可能都沒有，你是一個作家你還有表達的可能。在中國不能表達，你還能在海外表達。因為你能發出聲音來，那些拆遷的人就會對你相對寬容和沒有那么肆無忌憚，但是更多人每天遭受著肆無忌憚地對待。

　　以我五十幾歲的年齡沒有別的，我們畢竟在相對溫馨、平和地生活著，最重要的是我要把想說的話說出來，用各種方式。你說出來的時候那些不說的人一定在說你。我非常知道這個文壇是什么樣子。三十年來我對文學沒有認識清楚，但是對文壇認識得非常清楚。想怎么寫就怎么寫，想寫什么就寫什么，今天就是這種無所謂的狀態。我想以后也會這樣子。

　　當張承志和文壇保持住一定距離的時候，他一樣遭受了我們很多人包括我在內的談論，但是今天我們對他抱有一種尊敬的態度。我想最重要的不是在意，而是你如何不在意，沿著自己的路往前面走，而且要走遠，走出意義來。實踐確實會糾正一切，最重要的是寫出有意義的作品來。

　　給未來的一條微博

　　之閻連科

　　寫微博不如寫一個墓志銘算了(笑)。我不知道會去寫什么，我還是非常恐懼死亡的人，特別世俗。想以前的事情，今天發生的事情你會覺得這是屬于我的，(未來)沒有發生的不屬于我，而且是不能去想的。

　　采寫：南都記者 李昶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