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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種體例的小說不光有長度的區別。長篇作為一種特殊的體裁,應該承擔體系性的感受或思考。它不是短篇的放大,就像一個對社會或人生的問題做的“大體檢”, 不是“小感覺”。而眼下在實際寫作中,長篇似乎變成了短篇的拉長與累積,變成了超大號的、肥胖型的小感覺。所謂“小感覺”與“大體檢”的區別在哪里?“大體檢”應該有更加多樣化的手段,就像到了醫院要做多種檢查,有血檢和尿檢,有B超和胸透等等。但現在許多長篇小說,把在中短篇小說中的小發現無限放大,不僅視野局限,甚至用一種有色眼鏡代替另一種有色眼鏡。比方以前我們看慣了革命是歷史的火車頭的小說,現在很多小說就寫成了反革命是歷史的動力。作為小感覺的書寫,有些偏見、異見、局部之見可能沒錯,可能有必要,但作為一種體系性的感受和思考,以木代林就可能形成誤導。大體檢還需要相應的大眼界和大胸懷,應該能回應這個時代和社會重大而艱難的精神問題。托爾斯泰、曹雪芹等都在小說中進行了這種重大而艱難的思考,甚至作家經常進入一種自我拷問的狀態。相比之下,現在許多作家不敢跟自己進行這種對抗,躲避很多歷史兩難的問題、人生兩難的問題,常常把艱難問題簡單化處理,寫一些缺少難度的作品。歷史上最好的長篇,往往是作家對自己的知識陳規、道德標準、精神方向產生了自我疑問、反思、對抗,這才是長篇小說這種體裁的能量釋放到最好的狀態,才可能打動和震撼我們。但現在捫心自問,我們的寫作是不是在避開難度?是不是在往淺水區游?我們可能寫得很順暢,但解釋歷史和現實的能力正在逐漸萎縮。另一方面,我們把對人的解釋、對人性的解釋,交給了一些地攤上的通俗暢銷書,把人性簡化為人欲橫流、男盜女娼等等。于是,很多作家雙向退縮,既不解釋歷史,也不解釋人性,越來越退縮到所謂知識精英們狹小的生活圈子里,寫一些自戀性的小哀傷、小發泄、小憤怒、小奸小壞、小恩小怨。我們既背對歷史,也背對人性, 這時候如果有人說我們的小說越來越不好看,和現實沒關系,與生活沒關系,那么應該責怪誰呢?恐怕首先應該怪作家自己吧?我們被拋棄,是有原因的。因此,如何重新投入有難度的寫作,把小說寫得更好一些,對于我來說,對于我們來說,恐怕都是一個重大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