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林：我沒有一蹴而就的幸運

　　竹林：我沒有一蹴而就的幸運

　　新作《魂之歌》講述知青年代的“傳奇故事”

　　1979年，一部講述知青生活的小說《生活的路》在海內外引起轟動，發行量突破百萬。年輕的作家竹林因此被稱為“知青文學第一人”。翌年，她與葉辛、張抗抗、王安憶、葉文玲、蔣子龍等一同進入中國作協文學講習所進行系統的寫作學習。如今，這被譽為“中國文壇黃埔一期”的班中不少同學已功成名就。竹林依舊在位于上海郊區的住所里默默寫作，三十余年來，她始終堅持用作品表達自我，完成與讀者之間的溝通。

　　在市場和宣傳似乎越來越重要的今天，不少作家在寫得一手好文章的同時愈加“能言善辯”，竹林卻從來不屬于這一類人。在公開場合，她的少言有時讓旁人替她捏著把汗———她似乎真的沒什么可多說的，但只要認真讀過她的作品就會明白，她所有想說的都已在作品里傾訴了。“我不羨慕別人的榮譽和名聲，我人生的艱難時期已經過去，現在衣食無憂，我愿意在喧囂的城市生活的邊緣尋覓一塊相對的凈土讀書學習和寫作。我認為寫作本身就是寂寞和孤獨的事業，但它的心路歷程卻相對較其他人更豐富多彩，這就填補了寂寞的空缺。”

　　寫作之外，竹林還是一個慈善團體的積極分子，每月捐款，參加團體慈善活動，參與對貧困學生的助學活動，并為她曾經插隊的地方某中學募捐。對她而言，作家創作的驅動力不應當在于外界的肯定和各種榮譽，發自內心的“愛心”才是寫作的動力和源泉。

　　作品背后的竹林，是個好玩的人。她樂于并善于接受新生事物，而且不憚于在作品中進行各種嘗試。換言之，她并不在乎是否會偏離固有的“知青文學”作家形象，名聲對她而言遠不如寫自己感興趣又好玩的事情來得重要，“僅有文學的閱讀是跛腳的，僅耽于幻想也是不夠的。生活，有時會像個多棱的水晶體，閃出令人炫目的燦爛光彩”。多年以前，她就沉醉于科學向她展示出的全新的世界景觀，閱讀各種科學書籍，向專業人士請教，還特地趕到浙江大學去聽英國科學家霍金關于宇宙形成的理論的講演。在學習中，她慢慢發現自己所學的宇宙知識在國外是小學生的科普知識，可在國內，許多中學生、大學生也未必有機會接觸到，五四時期要請的“賽先生”至今沒有真正請來。她十分敬佩愛因斯坦、霍金這樣的科學家，許多科學家正是從小說家的想象力中得到了啟發，而文學創作更可以從科學新發現中汲取無盡的想象力。在不斷摸索中，一種對于小說創作的新想法逐漸浮現，《今日出門昨夜歸》、《靈魂有影子》 等具有科幻色彩的小說陸續誕生——“我終于找到了。我以科學的理念來構筑小說，讓幻想在理性的制約(是制約也是翅膀)下進行，同時又以文學的想象來張揚科學的理念。讓文學與科學，或者說科學與小說聯姻。”

　　在《生活的路》和《嗚咽的瀾滄江》之后，竹林于近期推出以知青生活為背景的第三部小說《魂之歌》，小說以五十余萬字的篇幅講述知青年代圍繞一塊“魔石”所發生的離奇曲折的故事，科幻、懸疑、驚悚等元素在其中均有體現，圍繞X光激光、魔石X、星球大戰計劃等展開了對于人物命運的軌跡與靈魂的拷問。

　　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在一次采訪中，竹林偶然了解到一個年輕科學家的遭遇：“文革”后期，他提出了X光激光的研究課題，克服了難以想象的困難，堅持數年研究而取得初步成功。但在當時的政治背景下，他的成果非但不被承認，更招來了巨大的壓力和打擊，最后郁郁而終。獲知此事后，竹林深感震動，“我當時就想寫一篇報告文學，為這樣的知識分子呼吁。我甚至像祥林嫂一樣向一些同仁和朋友講這個故事，也向一些媒體講了這個題材。但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當時幾乎沒有反應。我心里一直感到苦澀與悲哀。”這個故事在她心里一藏就是幾十年，直到她開始著手準備《魂之歌》，這個因為“文革”而飽受迫害的科學家形象又浮現在她眼前，并最終在作品中得以呈現。

　　雖然習慣在安靜的地方思考和寫作，但為了《魂之歌》的素材積累，竹林曾至少6、7次赴云南景洪、瑞麗、麗江、怒江以及緬、老邊境等地采訪和收集材料，并在大量的講座、資料查閱和問訪中填補對于科學知識和宗教、信仰知識的不足，力圖讓所寫都有據可循。

　　記者：《魂之歌》 中許多情節涉及科學，宗教，信仰等元素，其中很多是傳統意義上作家所不敢碰觸的，有的怕積累不夠無法清楚地闡釋，有的則并不把這些放在眼里，認為這是對于現實的規避。您對于這些元素的興趣來源何處？

　　竹林：寫作中涉及的各種元素、思想是作品中人物的需要。一部作品中的人物，一旦產生，在情節的發展和人物思想的演變以及人物關系的演繹中，自然地會產生出需要來。這些“需要”已不是作者要強加上去的，而是人物性格和思想內涵展現的需要。包括他們的理想和信仰，宗教和科學元素，都是人物性格發展的必須；他們(作品中的人物)各自的思想信仰、追求，他們對科學、宗教、信仰的思考、質疑與論辯，也是客觀的，人物自己的觀點，讀者和論者是不能將它等同為作者的觀點的。這是個簡單的常識性道理。但往往會有論者或審讀者要將它混淆。這種情況在“突出政治”的年代，是習慣；時至今日，還有這種慣性的余存，則是令人遺憾的。

　　寫作其實是個學習的過程。隨著所寫的人物、事件的深入，作者必須深入掌握資料，學習和研究自己并不熟悉的知識和領域。于是我就想到將科學與小說聯姻，將一些新宇宙觀、新科技、新理念嫁接到小說中去，使小說在現實主義的基礎上帶一些科幻、魔幻的色彩。但我在心中確定，我寫的小說還是小說，它不是科普、科幻，不能像科普作品那樣傳授科學知識和談宇宙，小說還是要靠人物、故事來說話，要有人文、道德關懷。

　　記者：小說中，許多事件和現象背后充滿神秘性，也有許多不可知的事物，如魂魄，蠱術等，這些元素在您以往的作品中也有呈現，對您而言是否這些元素有其獨特性和重要性？

　　竹林：神秘現象原是生活中的存在，古已有之，世界亦然。其中有的是人類尚未發現其本質原由，有的則是一種心理精神因素，寄托了人的信仰與對自己命運的追索，它往往是形而上的思考。我在小說創作中寫到的神秘現象，都不是自己的杜撰，且仔細推敲，都會有其科學歸結的。這些東西大多是從生活中來，而且服務于小說人物塑造的需要，有的甚至是小說構思的基礎和靈魂。比如我在寫長篇小說《女巫》時，書中主人公須二嫂的命運，就是我在下鄉采訪時聽到的一個神秘離奇的命案故事。而《魂之歌》中的魂魄、放蠱等情節，也是我在云南邊境的基諾族、傣族、傈僳族采訪到的故事中綜合構思出來的。

　　記者：《魂之歌》的創作過程長達八年之久，在心力上的投入超過了許多以往的作品。與高產量的作家相比，您的創作似乎很少受外界影響，并一直保持著一定節奏。對于您來說，這究竟是一個怎樣的過程？

　　竹林：我寫小說是寫得很慢的。我沒有一些著名作家那樣的才氣，能幾十天或幾個月寫一部長篇。我的作品無論長短都是慢慢磨出來的，寫完以后還要仔細琢磨修改。寫長篇則更是寫一章要回頭仔細推敲一下，反復修改斟酌，待自己認為滿意了才接著寫下一章。整部作品寫罷還要潤色修改，不急著拿出去。有時甚至完成了還要在文友圈內征求意見再返工修整。我的寫作常規就是不著急，慢慢來。這個“慢”的過程對我是一個享受。那些規模較大的長篇，都是經過了許多年的工夫才完成，我沒有一蹴而就的幸運。

　　《魂之歌》立意的產生要推溯到上世紀90年代，而寫就提綱到完成則花了八年多。一是因為其間插了兩部校園小說《靈魂有影子》和《今日出門昨夜歸》的寫作；　二是這部作品里融入了太多新的元素——比如有外星生命與能量系統的科學暢想，有亞熱帶叢林的綺麗景觀，有邊陲荒蠻之地的奇風異俗和巫蠱文化；在使作品中的故事按提綱進入詭波云譎、層層迭進的同時，各色人物的思想也同步推進，于是就不可避免地遇到了人物面對自己命運遭際而進行的理想、信仰和宗教義理的思辨。

　　面對這一關，當下最討巧的辦法是耍一下滑頭繞過去，但我又覺得這樣做是違背作家的良知的。小說里的人物需要沖破思想的牢籠，需要對人類的理想、信仰以及諸如自由、人性和宗教義理等進行大膽的探索與追尋；而作為小說，也只有讓這種探尋從社會層面到人物內心世界同時進行，才會有人物間人性的博弈和靈魂的洗禮。而這也是一部小說的靈魂。如果丟了這些，寫小說又有何意義？這是我在寫作過程中遇到的大關。沖過去的辦法是停下來學習和思考。于是便有了現在小說里的這些人物的思想脈絡。而這些思想也只是這些特定人物自己的，不是作者的，更不是標準答案。但完成這些，則花了我很長的時間和精力。

　　記者：就知青和“文革”創作題材來說，近年來涌現了很多作品，但也存在不少問題，大演苦情片，或借這個背景演愛情片的大有人在，您認為作家應用怎樣的寫作才更接近于真實？

　　竹林：關于知青題材，時間已過去了近半個世紀。我們現在應該和可能在更深的層次上挖掘出這場荒謬運動的真正因由、對一代青年人天真美好的信仰和理想的貽誤、欺騙和摧殘，以及它對后來者的影響。也就是說，應該寫出它更接近歷史和生活的本質的作品來，而不能只是停留在演繹當時的苦難上；更不該借此為背景，販賣一些情愛和獵奇故事，輕巧地回避事件的本質，依然唱著無悔的調子，糊弄后代。

　　現今的年輕人對這場運動已經十分隔膜，甚至根本無法理解了。然而親歷過的人大都還在，他們是有切身體驗切膚之感的。一些電視劇作品中對于這場運動的“粉飾”，是親歷者所無法認同的。就我自己的認識而言，我的三部知青長篇小說，從《生活的路》到《嗚咽的瀾滄江》再到這部《魂之歌》，我對這場運動的認識也是逐步深入的。

　　記者：在小說情節中，許多處可以說將“文革”時期的現實荒誕性延伸到了深山老林中，一方面與山人純樸天性形成強烈反差，另一方面更深刻地講述了“文革”對人性的壓迫，是否在書寫中就有這樣的思考？

　　竹林：文學作品是表現和挖掘人性的。人性中外向的本能就是追求自由和幸福，而內向的，就是愛與欲望的矛盾掙扎。而追求自由，首先是思想自由；反抗壓迫，也首先是思想的壓迫。這在“文革”中是最為突出的，當然也是我想表達的。同時我更想表達的，則是對人的欲望的批判和大愛精神的弘揚，因為我不無遺憾地看到———科技的進步，并未使人類的自然環境和心靈環境變得更加美好，相反卻越來越惡劣。如果文明之花是從被污染的心靈和土壤里開放出來，那么無論多么美艷也是有毒的罌粟花。可人就是這樣生活在罌粟花誘人的芳香中，享受著現代文明所帶來的種種好處。損人利己的自私被看成是天經地義，無限膨脹的貪婪被當作當然的人性，巧取豪奪是高智商的表現，權力凌駕于人的尊嚴之上，而愛和奉獻則變成了弱智的同義詞。

　　更為痛心的是，在校園，我們視作未來希望的新新人類，也正受到來自社會，來自家庭的種種污染，以至在觀念的變化中危機重重。而作為中國人，我仍覺得自豪的是，我們的祖先曾告訴我們說：“人之初，性本善。”人的良善本性與生俱來，如潔白的珍珠一樣人皆有之。珍珠被污染的過程其實是一場噩夢。但許多家長和許多自詡為師長式的人物，似乎并不明白這一點。他們以自己早已污跡斑斑的心靈，自以為是地指點著原本純潔的兒童和少年，以丑陋為表率，把低俗當標尺，在愛的名義下把他們所愛的下一代推進噩夢。如此代代相傳，那么未來人類所面對的，就不啻是一場萬劫不復的噩夢了。

　　因此，我以為，愛的缺失是我們當今社會的重大病癥。而弘揚愛，則是當今文學義不容辭的職責。二十多年前，我在臺灣拜訪慈濟佛教基金會的證嚴法師，他提倡的“普天三無”給了我巨大的啟示與震撼。他說：“普天之下，沒有我不愛的人；普天之下，沒有我不信任的人，普天之下，沒有我不原諒的人。”——這是至高無上的大愛境界。它升華了我的精神世界，開闊了我的文學視野，也使我對宗教義理有了新的理解。

　　同時，它也使我認識到，愛是一種人生哲學，它非常深邃博大；基督教講博愛，佛教講慈悲，共產主義講人類之愛；它是一種宇宙法則，是人類文明的基因，只有當人性中的愛戰勝了私欲，人類才有廣闊的前景。因此，愛也是文學千年不變的母題。所以，也是我在自己的小說中最想表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