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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川岷江的上游,在海拔2000米以上的群山和清澈的江水之間,生活著中國最古老的民族——羌族。羌族的歷史文化久遠而豐富,當地從來就有“羌老于漢”的說法。在很多民族的血液與文化中,都有古羌族的基因,可以說,羌族是中國的“祖母民族”之一。羌人主要聚居在四川省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的茂縣,其余則散居在該州的汶川、理縣、黑水、松潘及甘孜藏族自治州的丹巴縣。綿陽市的北川、平武和貴州省的石阡縣、江口縣,也是羌人的生息繁衍之地。
由于地理環境和經濟形態的相對封閉,羌族仍保留著相當古老的文化傳統與生活習俗。據統計,四川羌族約30萬人,有語言無文字,語言屬漢藏語系藏緬語族。巫師“釋比”及其所主持的原始宗教活動,是氏族公社時期巫文化的遺存。凡日、月、山、川、風、火、木、石等,皆為羌族崇拜對象,其中尤以白石的地位最高。因為據羌族的傳說,他們的祖先從西北遷徙到岷江上游,以白石戰勝了土著的戈基人,才得以移居美麗富饒的“日補壩”(今茂縣境內)。“羌戈大戰”的傳說與羌族的創世神話、洪水神話、英雄神話,都保存在釋比經典之中。這些史詩般的內容以獨特的說唱方式流傳,所以羌族又是一個離不開歌聲的民族。他們用歌唱延續著本民族偉大的歷史和文化,維系著綿延不絕的生命力。
可是,由于生活方式的轉變、現代傳媒的強大覆蓋力,農村城鎮化與農村勞動力的轉移,民歌因其生存空間被擠壓、被蠶食而日漸衰落,甚或在不久的將來成為空谷絕響。民歌的命運正面臨著“生存還是死亡”的嚴峻挑戰。以此而言,萬光治及其科研團隊歷時8年的民歌搶救行動,就有了非同一般的意義。
原汁原味的田野調查
萬光治是四川師范大學文學院的教授,研究和傳授中國古代文學。他的辭賦研究造詣頗深,對中國民間音樂情有獨鐘,尤其遺憾于現在的詩經、楚辭、漢樂府有辭無聲。所以,當他一卸下文學院院長的重任,就立即倡議學校成立民歌研究所,開始原生態民歌的采集、整理與保護的工作。萬光治對記者說:“從辭賦到民歌,從雅文化到俗文化,這個改變的跨度的確很大。但文人賦的源頭是說唱藝術,文人詩的源頭是民間詩歌,所以我60歲以后的新工作并非改弦易轍,不過是沿著以往的路子進一步探本溯源罷了。”
從2004年至2007年,萬光治率領采風團隊,多次深入羌族聚居區,采集了221首羌族民歌。2008年汶川特大地震發生,羌族文化遭受重創,當時在北川開會的60多位羌族文化學者也不幸罹難。為了解災情,慰問歌手,他們履艱涉險,多次深入災區,補充采錄了56首羌族民歌。在汶川地震3周年之際,他把277首民歌結集為《羌山采風錄》出版,意在緬懷逝者,告慰生者,也借以昭示災后的文化重建。
羌族民歌是羌族文化的重要部分,集中呈現出這個古老民族的歷史、文化、思想、信仰、倫理、道德、情感等。因此,無論是羌族,還是其他少數民族,對其民歌的采集、整理與編撰,其實已經超越了單純的音樂及文學的范疇。一部成功的民歌采風錄,就是一部活生生的民族志,是民族遷衍生息的真實寫照,具有難以替代的學術價值。因為有此認識,萬光治在采歌的時候,完全秉承“實錄”精神,既不相信道聽途說,也不盲從前人記載。他和團隊成員不顧山高路險和多次往返的艱辛,確保凡所輯錄的每一首民歌,都做到親聞、親記。
《羌山采風錄》的另一價值,在于實現了“文字”與“音像”、“歷史”與“現場”的永久性共存。在采集過程中,萬光治和他的團隊一直遵循田野調查的方式,堅持“有曲必錄”的原則。一方面,這是為了羌族民歌的“搶救與保存”——每首民歌的曲詞皆據歌手的現場演唱記錄,并要求民間歌手在日常生活的環境中以最自然的心態表現歌曲的原生形態;另一方面,則是摒棄了簡單的價值判斷,不因其內容而對民歌作粗暴的取舍。但是對于那些已有人為痕跡,甚至帶有作秀成分的“民歌”,他們堅決“不錄”,讓每一首原生態的民歌如其所是地呈現,始終是他們工作的最高原則。而“攝錄”和“刻錄”技術的運用,又彌補了以往民歌采集的缺憾。如在文化界影響很大的《中國民間歌曲集成》,因歷史條件的局限,“未能借助音像手段,保存歌手的演唱原貌”(《羌山采風錄·序》)。民歌一旦僅以印刷形式出現,就等于讓鮮活的生命躺在了紙上。《羌山采風錄》集聲、像、文、譜于一體,恰恰彌補了這個不足。
對民族音樂一往情深
羌族,被稱為是“生活在云上的民族”,羌人之歌,也因產生并歌唱于高山之上,音調高亢清亮、響遏行云,堪稱令人震撼的“云上的歌”。作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羌歌同樣是因人而傳,人亡而技絕。盡管汶川大地震以后,羌族的文化重建已受到社會的高度重視,但文化重建,尤其是非物質文化的重建,較之經濟重建更具復雜性、長期性和艱巨性。萬光治說,盡管我們搶救出了一批羌族民歌,但災后羌族的文化重建才剛剛開始。搶救羌族民歌之所以有著特別的意義,首先是與它在羌族非物質文化遺產中的地位聯系在一起的。目前,羌族文化中被納入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名錄的有7項,即羌笛演奏及制作技藝、羌族瓦爾俄足節、卡斯達溫舞、羌族多聲部民歌、羌族羊皮鼓舞、羌年、羌族刺繡。這7項除“羌族刺繡”外,全部與羌族民歌有關。毋寧說,剩下的6項,如果離開了羌族民歌就無法進行,也不可能存在。搶救羌族民歌,就是搶救古老羌族的文化遺跡,就是為羌族文化的重建奠定不可或缺的基礎。
民族文化傳承中最脆弱的一個鏈條,應該就是音樂。人們可以統計出每天、每小時地球上有多少動植物消亡,但卻無法統計在民間每天有多少種音樂永遠消逝。因此,憑借著對民族民間音樂的一往情深,萬光治及其團隊無數次地攀上高寒山區,深入地遠人稀的羌寨,不放過任何一個采錄民歌的機會。尤其是汶川地震后,羌族聚居區處于重災區,災后險情不斷,道路難行,都沒能阻止他們的腳步。在這樣的條件下,收集到如此規模和數量的民歌,實屬不易。
《羌山采風錄》一書后面有4個“附錄”,記錄了與羌族民歌、采風活動有關的自然與人文的背景,也有萬光治對羌族文化的思考,全書因此更具有學術性。其中有一篇是《采風日志》,是萬光治采風當晚寫下的日記,與全書的“實錄”形成了有趣的對照和互文。這些文字體現了一個學養深厚的學者“介入”羌族民歌時的心靈軌跡,而且觸及到了當下民歌的生存處境等問題,引人入勝,發人深思。
羌笛何須怨,春風在人間
萬光治曾經開玩笑說,8年時間,足以讀完碩士和博士的課程,我現在總算是基本合格的羌族文化研究者了。現在他最為關心的是,他和他的科研團隊不僅要繼續挖掘羌族民歌,更要呼吁更多的社會組織與個人關心其生存狀態。他特別提出民族文化的保存與弘揚,必須重視和啟動民族自身的力量。民族文化的重建,是極其復雜的靈魂工程,民眾始終是文化重建的主體。比如羌族民歌,它植根于羌族民眾的生產勞動、婚喪嫁娶等日常生活中,是羌族文化的一部分,與羌族民眾最具切身性。所以,我們在文化重建中不僅僅是喚醒,更應該尊重其民族性、主體性,以及文化創造的自覺性和積極性。那些原生態的民歌,對于祖祖輩輩棲居于云端之上的羌族來說,本身就是鏈接和舞動鄉村社會的血脈,它需要來自廣袤大地的滋養。萬光治舉例說,2004年,北川五龍羌寨的村支書楊華武為發展旅游,帶領村民搞羌族藝術團,晚上圍著篝火展示的,是村民們的平常歌舞。表演吸引了游客,更傳承了羌族的藝術。地震以后,家園傾覆,藝術團輾轉到綿陽老龍山,處境雖然艱難,反倒吸引了松潘、茂縣的羌族歌手加盟。今年新北川建成,他們遷進新劇院,演的是新編情景劇,舞臺上聲光畫電一應俱全。原先的草根演員已不能適應,逐漸為新招的年輕演員取代。看著比過去好得多的硬件,楊華武覺得自己像是無根的飄蓬,未來的路該怎么走,心里很是茫然。8年來萬光治一直關注藝術團的命運,認為他們具有標本的意義。萬光治認為,民間藝術與民間藝術舞臺化是兩個層面的問題,同樣值得重視。以政府為主導,調動民間機制的積極性,保護民間藝術的純粹性,是振興民族文化這盤棋中的重要一招。正如惟大地方能滋生草木,在民族文化的繁榮和發展中,“草根機制”的作用不可替代。
據萬光治介紹,《羌山采風錄》只是他工作的階段性成果。目前,他正在將8年來走遍四川181個區縣采錄的4200多首民歌結集為《四川民歌采風錄》,期待明年能正式出版。他還將繼續關注和采錄西部少數民族音樂,繼續以文化人類學的視野,探尋沉淀在人類心靈深處的精神家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