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故宮，紀錄片與祝勇

祝勇在哈佛大學 攝影(美)Kim　Roseberry

　　今天(11月28日)，“祝勇文化創意中心”將在深圳大學舉行揭牌儀式，“祝勇紀錄片回顧展”也將同時開幕。

　　給深圳大學藝術學碩士生上第一堂課時，祝勇就說：“希望我在這里沒有浪費你們的時間，也沒有浪費我自己的時間。如果我的課能夠對一兩個學生今后的道路施加一點影響，那連我自己都會對我刮目相看了。”

　　著書立說、拍紀錄片，都是傳播思想的途徑，在大學任教也不例外。

　　對祝勇而言，除了作家，教師是他最喜歡的職業。只是目前的小學、中學，全為應試教育服務，學生成了試管嬰兒，有嚴格的成長配方，按計劃成長，結果眾人一面、眾口一詞，沒人能發出自己的聲音。在大學任教，多少可以保留一些個性，沒有升學壓力的老師，才是真正意義上的老師。寫作和教書具有某種互補性——書的影響力無從確切知道，而面對學生，這影響卻是實實在在的，切切實實地介入和干預著他們的成長歷程。

　　用文字和影像書寫歷史，尤其是紫禁城的歷史，在這方面，祝勇有些獨到的心得。深圳大學創辦的“祝勇文化創意中心”， ，同時聘任祝勇為教授和碩士生導師，可以使他把這些心得傳輸給學生。這個中心，使北京的皇宮和經濟特區的大學有了一個結合點。在這里，祝勇將帶領學生們共同創作大型紀錄片《鴉片戰爭》——它發生在廣東沿海，卻與紫禁城有著密切的聯系。

　　與此同時，他的紀錄片在網上的反饋也頗有聲勢。有網友說《辛亥》是同年度同題材作品中最好的一部；也有網友說祝勇對慈禧、端方、袁世凱、段祺瑞太仁慈，過于“美化”。祝勇便和網友交流：我無意去“美化”誰，也無意為誰“翻案”，對于歷史人物，我只想做到“了解之同情”。“是網絡給了我們交流的機會。它是一個奇怪的場域，人們在這里隱匿了真實的身份，卻反而能夠表達真實的聲音。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我對歷史的重述構成了我心目中的歷史，而網友的評說，也構成了一部公眾心目中的歷史。”

　　讀書報：你多年來致力于歷史文化散文的創作，近年涉足紀錄片領域，為什么會有這樣的轉變？

　　祝勇：很多年來，我一直都在以文字的方式重述歷史，包括物質生活史，后來覺得，僅靠文字單打獨斗是不夠的，必須圖文互證。我不研究攝影史，但自攝影誕生以來，敘述歷史的方式就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歷史變得可以“看見”。歷史是由證據鏈構成的，影像所提供的證據，具有不可替代的權威性，它使證人(攝影者)所看到的事物，能夠被不同時空的人“重新觀看”，使不在歷史現場的人獲得了一種辨認歷史的視覺途徑。

　　我對紀錄片的喜愛，完全出于同樣原因。比如去年我主創的十集紀錄片《辛亥》(北京電視臺首播)，原始影像成為這部片子最核心的構成元素，我們幾乎查遍了包括美國國會圖書館、大都會博物館、法國阿爾貝. 肯恩博物館、大英圖書館、故宮博物院等世界上重要圖書館、博物館的影像檔案，不僅找到一些非常珍稀的原始照片，還找到許多從未披露的活動影像，比如清末袁世凱操練新軍的活動影像、一戰勝利后黎元洪閱兵和講話的活動影像等，這些材料，構成了紀錄片在重構歷史方面的巨大優勢。從文字表述，到圖文互證，再到紀錄片的拍攝，我們重構歷史的手段越來越多，能力也越來越強，這是我喜歡紀錄片的重要原因。

　　讀書報：你的紀錄片在網絡上也能看到，是通過怎樣的渠道？在網絡上反響如何？

　　祝勇：網絡越來越重要了。很多年前我讀海南出版社出版的《數字化生存》，還覺得那個時代非常遙遠，現在我們的寫作，我們的藝術，都離不開網絡世界。目前影院還不能承擔起紀錄片的播映功能，上院線的紀錄片很少，即使上去，也都是不好的時段。與影院和電視臺相比，網絡當然具有更強的靈活性，可以隨時搜索、觀看，尤其現在手機可以上網，幾乎完全取消了對時間和空間的限制。這也使紀錄片的收看變得更加便捷。我發現我的紀錄片，像《辛亥》《我愛你，中國》《巖中花樹》等等，在網上也都搜得到，比如優酷網、新浪視頻、中國網絡電視臺等。對于紀錄片來說，這是好事。我覺得紀錄片工作者最大的苦悶是缺乏傳播渠道，好作品藏在深山無人識，優秀的創作者，也比電視劇和電影的創作者寂寞得多。

　　當然，紀錄片和網絡的結合，并不完全是被動的。網絡這種媒介，呼應了紀錄片的自由品格，所以它們必然一拍即合。網絡改變了我們的生活，也將會改變紀錄片的歷史。

　　讀書報：你有博客或微博嗎？會不會利用這些方式為自己的作品做些宣傳，或與網友進行交流？

　　祝勇：有博客和微博。新浪博客已經開了多年，但平時太忙，懶于耕種，所以這塊田地有點荒涼。微博是今年才開，也是新浪的。原來有點拒絕，但開通微博后，發現聯絡非常方便。之所以能夠持續下來，就是因為它的方便。我換手機，電話簿里原有的許多號碼丟失了，這些“漏網之魚”，通過微博一找就找到。天網恢恢，疏而不漏，這張網，就是網絡。最近我在創作一部名叫《我們的故事》的紀錄片，北京衛視12月播出，要找我的朋友、電視劇《懸崖》的編劇全勇先，沒想到他自己在微博上露臉了，我就給他發了私信。

　　報紙上發表的訊息是經過意識形態篩選的，而微博上的消息則帶有更強的個人性，體現出更多的個人趣味。比如我看荊歌的微博，談書畫古籍的多，有強烈的文人氣；俞曉群的微博，關于書籍版本的多，見證了他的出版家身份；雷頤的微博，學者的色彩濃厚。如果說攝影對于歷史的表達是碎片式的，那么微博就更碎片，但它同樣有記錄歷史(當代史)的文本價值。有作家揚言要做時代的代言人，我不知什么樣的人才能得到時代的授權為其代言，我只相信每個人都是在為自己代言，但這些個人的言說里，滲透著時代的痕跡。

　　讀書報：你說過自己的寫作是真正的“民間寫作”，而網絡也是草根一族的自由領地，那么這樣的“民間”與“草根”會不會有交集？

　　祝勇：文學是一片自由的領地，沒有自由，還寫什么呢？所以說，不民間的寫作，作家只是一只手；而民間的寫作，作家才恢復成大腦。沈從文解放后沒話語權，只能在歷史博物院抄寫些文物卡片，他也曾想過不那么民間，上井岡山“體驗”生活，力爭在官方媒體上露露臉，可惜他寫不出官方媒體需要的那種文字。

　　網絡為更多的“民間聲音”提供了一個生存空間。我覺得網絡最大的貢獻，是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言說權力的平等。現實世界里話語權力的不對等在虛擬的世界里變得對等，原本的單向言說變成雙向甚至多向。有人說網上的信息垃圾太多了，但我覺得眾聲喧嘩未必是一件壞事，至少它給了我們選擇的機會。

　　當然，網上還有攻擊、謾罵，有無所顧忌的撒野胡來，但我發現網上也有對語言暴力的修復機制，有公正、理性、求實的聲音。民主需要訓練，這樣的訓練先在一個虛擬的世界里進行，會降低它對現實世界的干擾程度。這是一所學校，讓所有人先在這里進修一下，何樂不為？

　　讀書報：你的作品在網上有電子版嗎？

　　祝勇：除了早年作品，我的作品在網上基本都有電子版，包括近年出版的長篇小說《血朝廷》，歷史散文《紙天堂》、非虛構作品《辛亥年》等。對此心情矛盾：一方面網絡擴大了作品的傳播范圍，也無形中擴大了作家的影響力；另一方面，網絡上基本都是侵權的，尤其隨著時代的變化，將有越來越多的年輕人習慣于網絡閱讀，紙質書的發行量將受到網絡電子版的嚴重擠壓，如果長此以往，寫作者的版稅收入會越來越低，從而使許多人不再愿意進行原創。我不知道一個沒有文化原創力的國度還談什么文化復興。

　　讀書報：你為什么要調入故宮博物院？博物院是否也在利用網絡等現代化信息交流方式擴大自己的影響和宣傳？

　　祝勇：我痛恨“單位”，但是紫禁城成為“單位”，就另當別論了。我是一個選擇性的勢利眼，對于故宮，我一直是“垂涎三尺”。以往與故宮研究人員打交道，走過紅墻之間長長的夾道，心里都有一種說不出的向往，我的寫作，也許多與故宮有關。2003年發表《舊宮殿》，2009年出版《血朝廷》，雖然都是文學作品，但都表達了我對于這座浩瀚宮殿的理解。

　　明年開始，我還將在《十月》雜志上開一個以故宮藏品為主題的散文專欄，叫《故宮的風花雪月》。《辛亥》、《巖中花樹》這些紀錄片，也都與故宮的歷史有密切的關系。其中《巖中花樹》是寫明代傳教士利瑪竇的，他把進入紫禁城、說服萬歷皇帝信仰基督教作為自己的使命，他一生的命運起伏都與紫禁城有關；《辛亥》更是從清廷的視角來寫辛亥革命的，與其他表述辛亥革命歷史的影視作品完全不同。一說到故宮，我就血脈賁張。去年接受讀書報采訪時，我說過，故宮是我畢生的寫作資源，調入故宮博物院，對我來說絕對幸運。我要感謝故宮博物院領導的友善禮遇。調入故宮后，我在作協會上見到陳祖芬老師，她第一句話就說：“故宮對你來說是最合適的地方。”故宮存儲的歷史信息太過豐富，我一生也享用不完。

　　故宮博物院正在通過網絡推進現代化的信息交流平臺，比如我們故宮博物院的網站的建設，是從1998年開始建立的，現在這個網站日訪問量都在60萬次點擊量以上，有16個欄目，每個星期都有新的內容添加進去，每個月都有在網上訂制的虛擬展覽，網站上有好幾百萬的文字量和兩萬多個的影像文件。再有，單霽翔院長透露過，我們正在成立數字所，利用數字技術演示三大殿木結構的特點，對故宮中那些空間狹小但極富藝術信息的廳堂空間，例如養心殿、倦勤齋等，通過數字技術方式展示出來。比如位于養心殿內的三希堂，面積只有8平方米，人們不可能到這樣狹小的空間去觀賞文物，但是這里的文化含量非常豐富，因此，將要通過虛擬現實技術，使人們能夠自己動手操作，參與性地“進入”這些庭院、房間內，觀看其中的文物和陳設。目前已經先后完成了《天子的宮殿》《三大殿》《養心殿》《倦勤齋》等4部虛擬現實作品，并計劃在近兩年內完成故宮博物院數字博物館的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