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小說都是在寫歷史”——訪霍達

霍達

　　記者手記：

　　25年前的9月1日凌晨，霍達完成《穆斯林的葬禮》，在后記中寫道：“請接住他，這是一個母親在捧著自己的嬰兒！”

　　當年的“嬰兒”如今已長大成人。在《穆斯林的葬禮》25歲生日慶典上，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總編輯韓敬群透露說，25年來，《穆斯林的葬禮》正版銷量已突破200萬冊。

　　有人說，《穆斯林的葬禮》是中國當代最有人緣、最純凈的書。25年來，這部作品感動著一代又一代的讀者。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小說連播》所做的聽眾最喜歡的小說民意調查顯示，《穆斯林的葬禮》和《平凡的世界》并列第一。而在當當網上，關于《穆斯林的葬禮》的讀者評論達3萬多條。

　　然而，這部作品的光芒，也掩蓋了霍達的其他作品，她為此感到“委屈”，和讀者見面的時候，忍不住說：“我寫了800萬字，不止這一本書，其他作品也希望你們有空看一看，那也是我的兒女。”

　　是的，自青年時代步入文壇，霍達從事文學創作三十余年，著作等身，小說、報告文學、影視劇本、散文等多種體裁的文學作品蜚聲海內外。其中，1987年創作的長篇小說《穆斯林的葬禮》(1988年出版)，獲得第三屆茅盾文學獎(1991年)；1985年創作的中篇小說《紅塵》于1988年獲第四屆(1985—1986)全國優秀中篇小說獎；1986年創作的報告文學《萬家憂樂》于1988年獲第四屆(1985—1986年)全國優秀報告文學獎，1994年獲第四屆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獎；霍達深入香港，歷時三載創作的長篇小說《補天裂》，1997年香港回歸祖國前夕由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全文播出，北京和香港兩地同時出版，影響巨大，1999年被中宣部、文化部、中國文聯、中國作協、新聞出版總署、廣播電視電影總局評為建國五十周年十部優秀長篇小說之一，獲第七屆全國“五個一工程獎”的優秀圖書和優秀電視劇兩個獎項，并獲第六屆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駿馬獎”；2004年由作者根據同名小說改編的話劇劇本《紅塵》同年獲國家舞臺藝術精品工程優秀劇本獎……

　　霍達的作品，讀來大氣磅礴，具有史詩般的厚重。這大概與其“亦文亦史，以史為文”的創作理念分不開。 她平生最佩服的作家是司馬遷，最推崇的著作是《史記》。霍達說，“我愿做太史公的小學生”。 

　　屋里飄著裊裊的茶香。采訪之前，霍達先放了一段《穆斯林的葬禮》的小說連播的錄音。一段穆斯林做禮拜時的阿拉伯語吟唱，立刻把我帶入神秘而肅穆的氛圍，一時沉浸在《穆斯林的葬禮》中，許多年前手捧此書邊讀邊落淚的情景依晰如昨。

當時只是想把“愛和死”寫到極致

《穆斯林的葬禮》問世25周年紀念版

　　讀書報：25年前，您創作了《穆斯林的葬禮》，這是您的第一部長篇小說，但是在敘事、結構、語言等方面就已經表現得非常成熟，冰心老人稱這部作品是“奇書”。為什么會有這樣的成就？

　　霍達：已經經歷了歲月的滄桑、生活的磨煉、學養的積淀、技巧的操演，為創作長篇做了比較充分的準備。《穆斯林的葬禮》真正執筆寫作的時間只有四個半月，而前面的準備工作已經有幾十年，可以說動用了我前半生所有的積累。魯迅先生說過，“寫不出的時候不硬寫”。我從不逼著自己“硬寫”，作品醞釀成熟之后，水到渠成，自然而然地分泌出來，流淌出來，欲罷不能。《穆斯林的葬禮》的創作非常順暢，醞釀胸中許久的話要一吐為快，直到“吐”完為止。

　　讀書報：能講一講創作的情況嗎？在寫作過程中，您是怎樣的心態？

　　霍達：那時候還沒有電腦，用手寫稿。我寫字又認真，字字清晰，連標點符號都一絲不茍，每天早上不到八點就開始，一直寫到深夜，有時幾千字，有時一萬字，寫得很辛苦，手指都磨破了。家務事由保姆操持，我一概不管，把心完全沉浸在創作的規定情景中，這是一種“穿越”般的生活體驗。第二天早晨，先把昨天寫的梳理一遍，常常有改動，甚至推倒重來。錢鍾書謂，“尋詩爭似詩尋我”，此言極是。一件作品在構思階段，仿佛冥冥之中就已經“完成”，已經“存在”，正等待著你去尋找，去發掘，創作過程就是一個尋尋覓覓的過程。這個過程很辛苦，也很有趣。當作品完成時，“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那是作者最陶醉的時候，但前面“眾里尋他千百度”的尋找過程也很享受，而且是只有經歷過創作甘苦的人才可以享受到的。在北京出版社出書之前，這部作品分兩期在《長篇小說》季刊連載，前一半發稿的時候，就已在卷首刊出全書每一章節的標題，就是你看到的“玉”和“月”的那些篇章，整個框架擺在那兒了，可是后一半還沒寫呢，編輯看了前一半，相信作者駕馭全局的能力。

　　讀書報：這部小說在25年里擁有那么多讀者，為一代代人所喜歡，您覺得，小說憑什么打動讀者，成為經典？

　　霍達：古代有一首民歌《上邪》：“上邪！我欲與君相知，長命無絕衰。冬雷陣陣，夏雨雪，天地合，乃敢與君絕。”海誓山盟，驚心動魄，堪稱我國先民詠嘆愛情的絕唱。如此堅貞、果決、永恒的愛情，今天還找得到嗎？《穆斯林的葬禮》中寫了上世紀60年代初韓新月和楚雁潮生死不渝的純真愛情，在那個時候，發生這樣的事是可能的。當今社會，物欲橫流，人心不古，假冒偽劣泛濫成災，連陽澄湖大閘蟹都山寨版滿地爬，上哪兒找純真的愛情去？也許正因為如此，人們的內心深處才感到對“真情”的饑渴。缺什么就向往什么。

　　讀書報：您料到這部作品會獲得巨大成功嗎？

　　霍達：當初我寫這本書的時候，沒有奢望得獎，沒有奢望成為“經典”，也沒有奢望25年后還能夠暢銷，當時只是想把愛和死寫到極致，把這個“活兒”做絕。一件文學作品的生命力，不在于作者的主觀愿望，更重要的是歲月的淘洗，讀者的檢驗。

　　讀書報：1991年，《穆斯林的葬禮》獲得了第三屆茅盾文學獎，請您講一講獲獎的情況。

　　霍達：當時我正生病，和外界很隔膜。人家說“你獲獎了”，我也笑不起來。頒獎那天，都沒有力氣去，是我先生陪著我去的，很勉強地上臺去領獎，讓記者拍照、錄像。至于當時都有什么人出席，什么人講話，都不記得了。

　　讀書報：讀《穆斯林的葬禮》，有如身臨其境，真實得令人不容置疑，其中有沒有自傳的成分？

　　霍達：韓新月去世50年了，而我還活著，怎么可能是“自傳”呢？我也曾收到許多讀者來信，詢問書中的人物的“原型”，甚至委托我“向韓子奇一家問好”。文學作品來自生活，我當然會從生活中汲取素材，但不會是生活的實錄，小說的基本技巧是虛構，就看你虛構得好不好。送給你和其他讀者朋友兩句話，一句是：“所有的作家都是在寫自己。”無論他寫的是古人今人、男人女人、老人幼童，也無論是英雄豪杰、奸雄佞臣、凡夫俗子，都是他自己的化身，只有潛入這個人物的內心，才能寫好。我經常在寫作過程中“扮演”各種人物，又哭又笑，家人以為出了什么事兒，其實是“入戲”了。另一句是：“作家無所不能。”作品中的人和事不必確曾發生和存在，也不必作者親歷親為，憑借的是作家觀察生活、把握生活、表現生活的功力和豐富的想象力。

　　讀書報：《穆斯林的葬禮》獲獎后，多家拍攝單位都曾找上門來，希望獲得拍攝電視連續劇的授權，并且不惜付出天價片酬，聽說被您婉言謝絕。為什么？您對改編影視劇有一個怎樣的期待？

　　霍達：沒有期待。一部文學作品轉換成影視形式，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尤其是已經產生廣泛社會影響的作品，讀者已經通過閱讀原著先入為主，每個讀者的心目中都有他自己的韓新月、楚雁潮，你想做到人人滿意，是根本不可能的。《穆斯林的葬禮》曾經拍成電影，看過原著的人都說沒拍好，所以我對于拍電視劇就更慎重了。在市場經濟環境中，電視劇就是商品，投資商要拿它賺錢，無視藝術規律，我對這種操作方式沒有信心，寧可不拍，也不愿意把它糟踐了。

　　讀書報：您的這個主張，現在似乎有點兒松動？

　　霍達：總是有各種制作單位找到我，有人跟我說，如果現在不拍，等我去世了還是會被拍的。這句話提醒了我。我現在還活著，還能控制他們，如果我死了，就控制不了了。如果在世時沒有看到電視劇版的《穆斯林的葬禮》，也將是個遺憾。所以，我現在的態度是，不要一概拒絕，而是從中選擇有誠意、有實力、有藝術追求的拍攝單位，在條件成熟的前提下，為此作作努力，也未嘗不可吧？

　　慶幸今生，亦文亦史

　　讀書報：您在青年時代師從著名史學家馬非百研究中國歷史，但后來并未走專門治史的路，而是邁進了文學之門，這是不是一個誤會？

　　霍達：不，作家首先應該是史學家、思想家，我至今感謝歷史老人非百先生把我引上了正路，甚至覺得，如果不先下一番功夫讀史，幾乎無以為文。

　　讀書報：是誰激發了您在文學上的努力？

　　霍達：是太史公司馬遷，他以無與倫比的文學筆致，書寫了彪炳千秋的歷史。翻開《史記》，隨便找一篇《項羽本紀》，隨便找一段“鴻門宴”，寫得劍拔弩張，繪聲繪色，完全可以作為文學作品來讀。這就是我的文學生涯所宗：“亦文亦史”。沒有史家的心胸難以為文，沒有文人的才情難以為史。

　　讀書報：您的處女作是什么時候完成的？

　　霍達：青少年時代從寫作散文開始，說不上哪一篇算是“處女作”了，真正具備一定篇幅和一定質量的，是上世紀70年代先后創作的兩部劇本。一部是電影劇本《我不是獵人》，寫是的兒童和動物題材，很有趣味，茅盾先生為我題寫了書名，得了全國少年兒童優秀讀物獎；另一部是歷史劇本《公子扶蘇》，也就是后來由北京人藝搬上舞臺的《秦皇父子》，這就走上“亦文亦史”的道路了。

　　讀書報：您是從什么時候意識到自己會成為一個作家？這種意識清晰嗎？

　　霍達：大概是初中二年級的時候，我記得是陰歷七月七，我穿著白裙子，披著月光，坐在葡萄架下的石桌上，等啊等啊，就想聽聽牛郎織女相會的時候有沒有哭。夜里12點了，我真的聽見了牛郞織女在竊竊私語——現在想想，這可能是我的幻覺，就憑著那種感覺，把它寫出來了，那算不算“處女作”呢？當然，那時候并不沒有想到自己會成為職業作家。一個人以什么為業？也許是當教師，也許是賣豆腐，也許是炸油條，職業是掙錢吃飯、養家糊口的工具，未必就是你的興趣所在，大部分人就是這么生活的，但從少年時代起，我心里就有一個世界——文學世界，將來無論從事什么職業，這個愛好是改變不了的。我慶幸，今生今世以寫作為業，愛好和職業完全一致，一生的心血都付與文學。

　　讀書報：童年生活對作家的影響是巨大的，您小時候肯定也閱讀了大量的作品。誰的作品對您的影響比較大？

　　霍達：小時候，找到什么看什么，有的書殘破不堪，前后都沒有封面、封底，從半截兒看下去，也饒有興致。長大一點兒，就喜歡讀《史記》了，百讀不厭。但我不是那種“讀死書，死讀書”的性格，從小喜歡學著寫作，注意觀察生活。比如，我在小學的時候，聽奶媽說起陳年往事，某某人穿著五花格大衣，她是順口說的，我就記住了，那個時代的人，穿“五花格”大衣，后來在寫作的時候就可以信手拈來，于細節處顯出時代感、歷史感。

　　讀書報：讀您的作品，無論現實題材還是歷史題材，都感到一種強烈的歷史感，我想，這就是“亦文亦史”的魅力。請問，作家應該如何把握歷史、表現歷史？

　　霍達：文學是社會生活在作家頭腦中的反映，是作家對人生、對社會的觀察與思辨。今天的現實就是明天的歷史，昨天的現實就是今天的歷史，因此，廣義地說，一切小說都是在寫歷史，差別只是作者對歷史把握的深度和廣度，膚淺的作品只記錄下浮光掠影，而深刻的作品則寫出了時代精神、歷史本質。

　　讀書報：您的《補天裂》當時在大陸、香港兩地引起很大反響。您曾說這是自己最喜歡的一部作品，創作這部作品據說特別艱難，最大的艱難在何處？

　　霍達：前面說過，寫歷史小說需要具有“穿越”歷史的功力。一百年前的香港，不要說我，連香港人也不熟悉，我只有下最大的功夫鉆進去，用兩只腳踏遍港島、九龍、新界，采訪各界人士數百人次，查閱中外文獻上千萬字，凡是相關的書籍、資料，片言只字也要搞到手。歷史劇和歷史小說的創作，就是在歷史框架的嚴格限制中發揮創作自由，猶如“戴著鐐銬跳舞”，很難，但很過癮。創作就是要挑戰難度，沒有難度也就沒有高度。

　　一生能留下片言只語，足矣

　　讀書報：《海棠胡同》之后，您又有什么新作問世？

　　霍達：這兩年身體不好，以休養為主，只發表了一些散文。文學藝術有它自身的規律，一部作品的誕生要經過孕育、分娩的過程，這個過程也許很快，一首詩的靈感襲來，如電光石火，剎那之間就誕生了；也許很慢，一部長篇花費作者幾年、幾十年的功夫，這都是常有的事兒。不要以數量來計算作家的勞動，他不是機器，一按電鈕就吐出產品。其實早在《海棠胡同》之前，我已經在醞釀一個長篇，斷斷續續寫了好幾年，寫得很累，很痛苦，到現在還沒有寫完，放在那兒，也不急于完成，更不急于發表。

　　讀書報：是一部什么樣的作品？為什么會寫得這樣累？

　　霍達：書名暫定為《悟》，寫一組女性的命運，寫人生的醒悟。解剖人生是很殘酷的，手里握著筆，就像拿著手術刀，不忍下手啊！感情收不住，太脆弱了！

　　讀書報：“五十而知天命”，您現在應該什么都看得開了，承受能力更強了吧？

　　霍達：如果你什么都看開了，就不寫了。好比登山，你費時費力地爬上去，干什么？不就是出于好奇，想看看山上的風景嗎？如果上山之前就看開了：咳，哪兒的風景都差不多，有什么看頭兒？如果這樣，你就根本不用上山了。寫作就是一個上山的過程，尋訪風景的過程，探求未知數的過程。

　　讀書報：您對自己如何評價？

　　霍達：沒有評價，說好說歹是別人的事兒，我只是力求做好自己的本分。沒有一個作家不希望自己的作品流傳后世，但大浪淘沙，歷史無情，這由不得自己。古往今來，有多少人深情地吟詠明月？可是每逢中秋，人們首先想起的、反復傳誦的只有張九齡的“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時”和蘇軾的“但愿人長久，千里共嬋娟”，迄今為止還沒有人能夠取代，這就是歷史的選擇。張九齡一生寫了很多詩，但真正流傳下來的，深入人心的，只有這么兩句，這也就很不錯了，別人還默默無聞呢！想到這些，自然心平氣和，讓歲月去淘汰吧，讓歷史去選擇吧，一個作家的一生，如果能有一篇文章，一首詩詞，甚或片言只語流傳下來，足矣！

　　讀書報：您現在是怎樣的生活狀態？

　　霍達：養病，看書，思考。雖然足不出戶，但仍然關注著這座城市，這個國家，這個世界，今天走到什么地步，下一步將怎么走。關于創作，一些構思正在醞釀，將會再寫幾個劇本，還沒有成型的作品不愿意炒作，不說也罷。日常所做的，就是賦詩填詞，寫這些東西不是為了發表，是自己在做功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