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煒：作家的最大行為是作品

　

　　張煒1973年發表自己的第一篇短篇小說，至今，他已在文壇辛勤耕耘近40年。近日，張煒的首部回憶性散文集《游走：從少年到青年》由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書中首次披露了他早年追尋精神理想的游走之路，并講述了他在這條路上艱難的奮斗歷程、激烈復雜的情感，以及各種各樣的遭遇見聞和凝肅沉重的歷史思考。

　　11月12日，由國家圖書館、天舟文化股份有限公司、美國PODG出版集團、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作家出版社、臺灣思行文化傳播有限公司聯合主辦的“你在高原：《游走：從少年到青年》新書發布會暨張煒作品多語種推介會”在國家圖書館古籍館舉行。來自海內外的眾多出版界同仁與批評家閻晶明、梁鴻鷹、唐曉渡、陳曉明共同探討了張煒作品的藝術價值。

　　會后，本報對張煒進行了專訪。

　　記者：您的作品不管是小說還是散文，都非常重視對中國文化尤其是齊魯文化的描繪，因此，您的作品整體上呈現出一種古典的詩意美特征，而您剛才在發言中也提到了“美文不可譯”，您的作品在譯介到國外的過程中，由于語言和文化的差異，這種東方文化特有的詩意美是否會受到損傷？

　　張煒：我的確寫了很多膠東的傳奇故事，翻譯者很容易就把這個傳奇故事翻譯過去了。但是文學不僅僅是傳奇故事，而更是語言和意境、是語言藝術。比如我前幾年有6本書，出版方其實早已經翻譯好了，但是相關語種的專家看過后，發現譯出的重點僅僅是故事，而我希望盡可能地貼近原作的語言、工于語言才好。所以這幾部作品一直擱置著、修理著。故事總是很容易翻譯的，但是語言藝術卻很難傳達，這需要翻譯者做出更大的努力，首先理解你的語言，然后再進行自己的語言創造，找到合適的表達方式。好的作家在這方面的要求肯定要苛刻一些——如果翻譯者不能從語言藝術的層面上抵達，那作家就寧可放棄這樣的譯介。

　　幸運的是，我現在已經面世或正在譯出的作品，都是很優秀的翻譯家，如瑞典語的陳安娜，法語的尚德蘭，英語的葛浩文、羅素葉憲，日語的阪井洋史、田井、關根謙等等，他們的翻譯十分認真仔細，很讓人信任。包括這一次與美國PODG和加拿大、德國等五個出版公司的合作，我們所談的所有問題幾乎都是圍繞著翻譯。我作為原作者，一再說到的還是譯者問題，是不僅要譯出“故事”而且還要譯出“語言”。作家主要是為本民族的讀者寫作的，雖然交流也很重要。但是如果過分看重國外的認可，一個作家的創作就會變質，就會向下滑行，本末倒置。

　　記者：您作品中的東方故事在西方世界的接受有困難嗎？

　　張煒：故事本身不會有困難，相反他們一般都很喜歡齊國故事。到現在為止，中國現當代小說在國外影響極廣、接受極普遍的就是蒲松齡筆下的那些齊國故事。這些傳奇都是很受歡迎的。但我并不是一個單純寫故事的“小說家”，而只希望做一個合格的“作家”。去年以來先后與這五個國外公司簽置的出版合約中包括了26部作品，其中還有一本文論和一本詩集。因為這是多語種的譯介，所以盡管要去掉已經出版和以前簽出的作品，對我來說仍然是比較集中的翻譯了。我尤其看重文論和詩歌這兩本。

　　記者：您的新書描述了您從少年到青年的人生經歷，這種經歷一方面包含了您在當時遭受的政治磨難、物質困難，同時，也許正是因為這種苦難，才有了您之后的“游走”，以及這一過程中的諸多奇遇，苦難和奇遇對您日后的寫作有什么幫助？

　　張煒：作家的每部作品都要來自個人的感受和體驗。一個能夠長久寫作的人，他的個人生活往往都是很曲折的，有很多優秀的作家生活在底層。如果沒有復雜的經歷，就不可能成為一個講故事的能手，也很難成為一個深刻的思想者。思想深度、精神境界、故事能力，更有對詩意的感受和捕捉力，都需要非同一般的個人閱歷幫助他。就這方面來講，上天對我很是惠顧，讓我有了這么復雜、這么多災多難的少年和青年時光，這對我當然是巨大的寶藏。

　　記者：你的小說創作在早期比較重視講故事，后來，講故事的要求好像漸漸后退，出現了越來越多的個人化的抒發和傾訴，以及對意境的營造，您是怎么看待這種轉變的？

　　張煒：所謂的這些傾訴，應該是在《你在高原》的某幾部中出現的，《古船》中也有過，但其他作品，比如我的9部長篇小說中，講的都算是“齊國(半島)傳奇”，是從古到今的“異人故事”。《你在高原》也是這樣，只是放得更開而已。《你在高原》是我體驗和磨礪的總括，必然要采取更多的寫作方法，是一種多元并進的表達，既要好讀，又要有強大的內在張力。它需要非同一般的空間感。這里邊也許加入了報告文學的寫法、抒情詩的寫法、地質考察筆記的風格，等等。其中有個人的傾訴和沉湎，更有游走記錄。這些只在《你在高原》中集中呈現了，我在自己的其他作品中很少嘗試過。當我是一個“小說家”的時候，我對故事特別重視，一定不會讓詩性、觀念、理論和思想這一切覆蓋故事，或者游離于故事之外。

　　純文學小說不是消滅故事，而是設法讓故事變得更奇特磁性更強，只是它一定要從語言的層面上去實現。《你在高原》是個特例，因為很特殊，它需要“全面出擊”。我個人特別重視自己的中短篇和詩歌創作，盡管它們的影響還不如我的長篇。最近安徽文藝出版社出了一套我的中短篇編年，7卷本。這恰恰是我用心極多、極難寫的文學部分：囊括了140多部中短篇，耗掉了我個人最難忘的文學歲月。

　　記者：您之前表示，《游走：從少年到青年》這本散文集的出版，是要對您近40年的寫作生涯做一個回顧和總結，那么，就您個人來看，這40年的寫作生涯經歷了怎樣的過程和變化？

　　張煒：這40年來，我由非常刻意地經營詩歌和中短篇，走到了更加飽滿和開放地去寫19部長篇小說，特別是后來由39卷、10部組成的《你在高原》。對我來說這也許是全面的放肆和追究、總結和拷問，是與自己一次漫長的對話，也是我嘗試用各種方法去講故事，是一個階段性的完結。現在這本自述出版了，可能就要開始從中年到老年的思考和敘述了，這會與以前有些不一樣，比如變得更沉著、以一種更安穩的口吻講一些更好聽、更好看的故事等等。

　　同時我也希望自己的詩心進一步煥發，再回到童年和少年。現在特別想寫詩，也特別想講故事，這二者對于現在的我來說，有時分離有時結合，所以有可能從現在開始，我的創作呈現出讓自己吃驚的變化，當然這得一邊走一邊看。

　　記者：您所說的這種對詩意和詩性的堅持，在您40年的創作過程中，可以說是一以貫之的。在今天這個多元、喧鬧的社會中，這恰恰顯示了您內心的篤定，您是怎樣做到這樣幾十年如一日地不受干擾，堅持自己內心的寧靜的？

　　張煒：我也很浮躁，知道自己很浮躁，所以才要不斷地在各個方面警惕自己叮囑自己。我一直盡可能地用深入的閱讀來改造自己。閱讀對我特別重要，沒有閱讀就沒有一切。閱讀對我來說，就像《你在高原》中的游走那么重要。游走是對社會、對生活現實的大閱讀，而小閱讀就是關在斗室里寸步不離，這種滋養更直接也更快慰。我用在閱讀上的時間最多，比用在寫作上的時間要多得多。閱讀能讓人安靜下來，讓我意識到個人的創作是多么微不足道：世界上已經有了這么多絕妙的作品，我還能再寫什么？這逼迫我認真地思考、想一些辦法。各種故事都被別人寫過了，各種思想都被別人詮釋過了，留給我們當代人的還有多少可以做的？這才是個真正的大問題。所以就不得不安靜下來，因為做得太快絕對做不好，只能是慢慢做。有人覺得我產量很高，好像到現在已經寫了一千三四百萬字，可是我文集里最早的作品是1973年的，那么到現在已經快要40年了，去掉一些現場錄音和演講稿，創作的文字其實少得很，產量并不高，平均每年不過是20萬字左右。

　　記者：但是您能40年一直堅持從事寫作，當中從來沒有間斷過，這本身就很可貴。

　　張煒：也不是，因為寫作對我來說，既是職業又是專業，更是心靈的寄托。對任何人而言，工作和愛好能夠結合起來，都是多么幸福的事。愛寫作，又有時間寫作，這畢竟是幸福的，需要好好珍惜啊。

　　記者：時下一些擅長描寫鄉村經驗的作家開始在寫作中積極地吸收城市經驗。您曾多次表示，膠東地區的歷史和文化是您寫作的土壤，在90年代，您也曾多次反思現代文明。您現在如何看待現代都市文明和城市經驗？

　　張煒：各種經驗都很重要，都要吸收。我不但不是一個反對城市文明的人，相反還是一個喜歡并飽受城市文明恩惠的人。就像農業文明也有很多的弱點和黑暗面一樣，城市文明也是如此。一個人關鍵是要吸取最好的東西，不必盲從。相對來說，我們的都市文明中模仿的痕跡更重一點，原生態的荒野河流山脈少了人工痕跡，給人更為永恒的啟示。它本身所保有的原始生命力、生長力就更加強大。一個人必要親近自己的生命背景，那就是所謂的土地山川，是大自然。一座城市提供的只是人造建筑，如果僅僅局限在這里面，忘記了更大的生命背景，那會是很荒謬的。在一點上我們可以學習俄羅斯文學和19世紀前后的大師作品，他們對更廣大的生命背景的關懷力，以及他們與這個背景之間的聯系比我們更深入和緊密。

　　隨著城市化的發展，人的視線越來越被樓房擋住了，這就造成了文學視野的窄逼，造成了想像的貧瘠、思想的浮淺，作品或者要喪失自然空間。不能用農業文明和自然美去簡單地否定城市化，反過來也不能一切以現代化城市化為美，這兩者不能對立。在我們賴以生存的大背景面前，一個人的創造往往是比較脆弱的、暫時的。有些看起來很是巨大的東西，比如一座大城市，拆掉了也就拆掉了，可是大自然除了上帝，誰也拆不掉她。

　　記者：現在的年輕作家缺乏的可能就是您說的對生命大背景的關照，因此，他們的作品在精神格局上總是顯得比較狹窄。

　　張煒：年輕作家自有自己的優勢，他們身上有四五十年代、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所不具備的優勢。他們在生活方式、道德評判標準等方面都與另一代作家區別很大。他們也在走向自己的中年以至于老年，無論是在閱讀方面，還是在與大自然的相處方面，都在經歷必要經歷的過程，都會向前，就像我們這代人也在不斷地老去、不斷地改變一樣。

　　記者：有人認為您在作品中始終堅持著對人類正義和普世價值的追求和探索，但是，在今天這個多元化的社會中，所謂的普世價值事實上在很大程度上正在遭遇挑戰甚至是解構、瓦解，您的這種追求在今天有什么特殊的意義嗎？

　　張煒：關于這個問題，我倒很想推薦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的白壁德的《文學與美國的大學》，他對人文主義的堅持，對那個曾經是相對恒定的、不變的人文主義價值標準的堅守，在今天看來是多么珍貴和重要。現在我們在教育、文學、藝術等等方面，都常常不能堅持這些最基本的普世價值，實用主義太盛行，只要所謂“成功”了，品質竟然可以不受追究、不必鑒別。這真是咄咄怪事，是物質主義和實用主義時期才有的怪相。烏合之眾既可以力量強大，又可以被空前地加以利用。所以白壁德的這本書很值得我們重讀，好好反思一下當前出了什么問題。當然這并不是說我們對白壁德的理論完全沒有異議，要全盤接受。這本書是19世紀末寫成的，現在看起來卻十分契合中國當今的文化、文學和社會狀態，尤其是對現在知識分子的精神現狀，白碧德的提出的警醒非常重要。

　　作家本來就是在物質主義時期堅守精神意義，進行理性思索的人，無論遇到多么大的誘惑，都不能拋棄普世價值。我們不能一味向下再向下，以種種堂皇的名義迎合烏合之眾。文學以及作家是有標準的。“民眾”應該是經過時間積累的一個概念，她是昂貴的標識而不是廉價的象征。當整個社會進入一種糜爛的、勢利無義的狀態，我們每個人都會生活得很痛苦。所以在這個時候，我覺得白壁德式的反思和堅守很有意義。

　　記者：最后一個問題，您在這本新的散文集中記述了自己很多寫作之外的活動，比如您參與創辦了萬松浦書院，還有，早年掛職期間曾幫助當地興建了體育館、文化俱樂部等等。可以說，您不僅僅是一個在文學作品中呼吁保護文化的人，更是一個積極的文化保護實踐者。您認為，作家除了寫作之外，是否還能為文化建設、文化保護多做些什么？

　　張煒：這個和個人的興趣、經歷有關。比如說恰好有機緣去做一些具體的事情，只要有利就不妨去做。這些過程需要付出很多，很累很辛苦也很不容易。作家最大的工作還是寫作，當他覺得在寫作之外還可以做些實事的時候，能付諸實踐固然很好。但這并不說明做一些實事就比寫作更有意義。應該說這兩者都是有意義的。對作家來說，他的最大的行為還是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