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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伯庸將自己寫小說的初衷定義為兩個字,“好玩”。“對我來說,‘好玩’是一種分享的精神,把自己腦子里的奇思妙想匯聚成語言、形成文字、攢成小說,展現給志趣相同的人,讓他們會心一笑,就足夠了。我寫作的全部目的,就是為了有趣,其他效應僅僅只是它的附帶產物。”
確實,在志同道合的讀者心中,馬伯庸很“有趣”,睿智、多知、靈動,有多到數不清的典故和冷笑話,他的寫作天馬行空,充滿各種奇思妙想,涉獵題材更是寬泛,歷史、科幻、奇幻、推理、靈異、動漫,無所不包。在馬伯庸看來,涉獵題材如此之寬泛,是自己的興趣所在,更是為了追求“有趣”,“我如果局限在同一類型,很快就會覺得厭煩,時常換一下題材,一來保持新鮮感,二來也可以挑戰一下自己從未接觸過的領域,很刺激。”
然而,一個人的知識儲備和閱歷畢竟有限,各種題材要如何駕馭?對此,馬伯庸自有一套,“我的做法是,建立一個索引庫,把各種領域的知識體系做一個粗淺的索引歸類。這樣一來,我雖然無法通曉所有的事情,但至少我能知道去哪里能找到我想要了解的資料,一旦涉及到某一類題材的寫作,我就能盡快補充相應常識。”這個知識體系“索引庫”的建立,馬伯庸說得益于自己平時翻閱的“閑書”,“我平時喜歡翻閱閑書,比如,了解到《東京夢華錄》、《武林舊事》這兩部是關于宋代民生的重要史料,它們具體說了些什么,我不一定能全部記住,但書名和主題一定印在腦子里,放進索引庫中。如果我決定動筆寫一個宋代的歷史故事,我就會按照索引庫里的這兩個書名去查找,事半功倍。”
在所有題材中,歷史小說一直是馬伯庸寫作的重點,“歷史小說的創作,有點像是警察站在兇案現場,他必須憑借遺留下來的線索來重新推演當時發生了什么,重構過去。我覺得這是一件特別刺激的事,所以歷史小說會寫得多一些。而且歷史往往留有既定的樣貌,如何在創作時不太過偏離這些定見,又能玩出自己的新鮮花樣,也是一種樂趣。”由此,我們不難理解為何他如此熱衷于三國小說的寫作,《風起隴西》里三國史框架下的魏蜀兩國軍事諜戰,《三國機密》里漢室、曹操、孫權、劉備的權術、密計,三國給了他能夠一再挖掘的空間,“原來覺得三國就是那些事,發覺到后來很多不知道的人物會特別可愛,很多熟悉的人物有另外一面,這些從歷史的角度無關緊要,但是創作給你提供一個新的思路新的靈感。”
馬伯庸對于三國歷史的書寫如此純熟,也無怪2010年他以三國為背景的散文《風雨〈洛神賦〉》獲人民文學獎。雖然感到自己多年的寫作得到了承認,但這些獎項對馬伯庸的寫作沒有什么影響,“我沒有覺得我既然得了獎,就算是一個正經作家,要寫一些正經東西,我沒有這種使命感”,對于他而言,他的寫作仍然是小眾的,只有圈內人才能會心一笑,“我寫作的目的是為了和志趣相投者分享自己的想法,我喜歡的趣味,我的讀者會喜歡;我在字里行間埋下一枚彩蛋,和我有共鳴的讀者會很快把它挖出來。他們在我笑的段落大笑,在我哭的部分流淚,如果說他們為什么喜歡我的作品,我想這種‘默契’是關鍵。”
馬伯庸與讀者分享的即是這種“有趣”和志同道合,他說這種理念源于王小波。“他不必冠以偉大作家這個頭銜,有趣對他來說,就已足夠。我發自內心地喜歡他,但從無頂禮膜拜的沖動,他不像人生導師,更像是一位聰明絕頂活潑有趣的朋友。他關于‘有趣’的闡述,在今天絲毫不過時,反而更有意義。”他稱自己是王小波的“私淑弟子”,“我一開始寫東西,就是從模仿他的作品開始,一直到現在,都可以看出我的作品里與王小波千絲萬縷的關系。”
因為有趣就已足夠,馬伯庸并不將寫作當作一件特別的事情。他目前在一家電器公司里就職,寫作只是“業余活動”,“就像是其他人吃火鍋、玩游戲、看美劇一樣,寫作對我來說,是一種休閑手段。在忙碌了一天PPT 和工作報表以后回到家里,打開電腦,點開WORD開始寫東西,我會感覺到非常愜意,不覺得累,反而非常放松。我一向認為,寫作應該是一樁樂事,不是苦差事,興起而作,興盡而止,這樣的狀態是最舒服的。”
最近他的小說新作《古董局中局》出版,對這本“關于古董鑒定、收藏、造假、設局的百科全書式小說”,讀者們驚詫于馬伯庸又有新題材了,但他卻認為,這也僅是對歷史的另一種闡釋而已。“對我來說,古董不是簡單的器物或者價值連城的寶物,而是代表了一段過往的歷史。歷史曾經發生過許多我們不知道的事,這些事太小了,不見于史料,但卻凝結到了一件件古董上,流傳到了今天。當我看到古物的時候,腦子里浮現的都是器物背后纏繞的一個個古人,一段段舊事。這讓我有一種沖動,把它們記錄下來,還原出來。”
至于接下來寫什么,馬伯庸說自己也不知道,盡管“想寫的東西有很多”,但何時寫出來,寫成什么樣子,要等到緣分到了才會知道。“在那之前我也是全然未知。我對我未來會寫什么東西,和我的讀者一樣充滿了期待。這大概就是作為一個業余作家的福利了,你可以率性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