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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在民族民間音樂賴以生存的本土,民間歌舞正在迅速剝離人們的日常生活;另一方面,由于商業演出的推動,一些民族民間音樂人才和鄉土演員,開始輾轉各地進行各種文藝演出。
鄉土:處處歌聲的盛況不再
外國訪問學者英倩蕾博士曾花近兩年的時間在貴州黎平與當地百姓同吃、同住、同勞動,學習侗語,學唱侗歌,了解當地音樂文化,從事侗族音樂及侗族大歌的研究。她說,盡管唱歌仍是當地人民的日常活動之一,但侗族大歌正面臨后繼無人、瀕臨失傳的尷尬境地。
“這種狀態在2000年達到高峰。”貴州民族音樂研究會會長王立志表示,改革開放以來,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原有生產生活方式也逐漸改變,民歌不再是各少數民族用以表達思想、感情、意志和愿望的唯一形式。隨著交通、通訊等條件的改善,廣播、電視、網絡等現代娛樂方式迅速進入民族地區,其強烈的視覺、聽覺沖擊力得到少數民族青年的喜愛,本土音樂也就受到了冷落。
“80年代以來,外出打工的人不斷增加,愿意學習吹蘆笙、跳蘆笙舞的年輕人也迅速減少,一些傳統的蘆笙曲目和蘆笙舞蹈也隨著老一輩人的去世而失傳。”王立志說,“過去到村子里采集歌謠,人們都爭著搶著來給我們唱。現在,到一個鄉村采風,不是被告知去打工了,就是得給點‘好處費’才肯唱。”如今,麻將、撲克等現代娛樂方式已經占據了少數民族青年的業余時間,以前那種三五成群、處處歌聲的盛況已不再常見了。
“即便在流行區內,也不是人人都會唱侗族大歌。”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文學研究所研究員鄧敏文說。他曾在黎平縣巖洞鎮巖洞村和竹坪村進行調查,發現會唱3首以上侗族大歌的中老年人占這個年齡段人數的50%,而會唱3首以上侗族大歌的青年則只占這個年齡段人數的20%。
更令鄧敏文擔憂的是,這些所謂“會唱侗族大歌”的中青年人絕大多數都只會唱幾首近年來極力推廣的、短小的“流行大歌”,如《蟬之歌》、《知了歌》、《大山真美》等。“其實,這些都是侗族大歌的一點點皮毛,更深層次的侗族大歌經典作品已經很少有人會唱了。”鄧敏文不無憂慮地說。
在一片惋惜聲中,原中國少數民族音樂家協會副會長、貴州民族音樂研究會常務副會長張中笑鎮定地說:“隨著社會的進步、人們生活方式的改變,許多不適應當今社會節奏的民俗活動消失,依附于這些活動的民族民間音樂也隨之消亡,這是歷史的規律,我們不必為此嘆息。”同時,他表示:“在歷史上曾經有過功勛的、即將消亡的音樂品種,用恰當的方式搶救和保存下來,這是我們應盡的歷史責任,那些經過發展、創新,可以適應現代社會需要的音樂品種應當成為我們關注的重點。”
舞臺:加工的歌舞還該不該叫原生態?
一方面,在民族民間音樂賴以生存的本土,民間歌舞正在迅速剝離人們的日常生活;另一方面,由于商業演出的推動,一些民族民間音樂人才和鄉土演員,開始輾轉各地進行各種文藝演出。
為了迎合觀眾,進行商演的民族民間音樂從內容到形式上都進行了加工改裝,所形成的風格也與民族音樂的文化原貌越來越遠。
“任何藝術都必須具備實用功能,民族民間音樂也如此。商業演出以營利為目的,不是從本民族的興趣出發,因此勢必要走樣。”談到商業化對貴州民族音樂的影響時,張中笑如此表達他的看法。在他看來,“現在萬人演唱侗族大歌,無非是一些人為了政績和經濟利益而搞出來的。”
“商業化本身并沒有錯,現代社會是商品經濟社會,不走商業化又何談開發與保護?關鍵是,在商業化過程中的運作模式和從藝人員自身的態度。”貴州大學藝術學院侗族大歌教授吳培安認為,是商業演出推動了民族歌曲的發展,但要想在過度商業化與原汁原味的民族性之間找到一個平衡點,確實任重而道遠。
作為少數民族音樂專家,張中笑對貴州民族民間音樂的蛻化印象深刻。在第三屆“多彩貴州歌唱大賽”上,作為原生態組評委的他發現,“簡直沒有一個節目是沒經過加工的,這不是原生態的,說成是發展意義上的民族民間音樂還行。”經過商議,評委們只能根據現場演唱的舞臺效果來評分。“在少數民族音樂發展過程中,原來的民族風格和韻味的丟失是最令人擔憂的。”張中笑不無感慨地說。
“一切傳統音樂文化必須在繼承中創新,才能贏得光明前途。”張中笑認為,許多原生態的民間音樂一經搬上舞臺、走進熒幕,就必須根據新時代的需要有所發展、有所創新,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規律和對傳統音樂文化的繼承。
但問題在于,這些在繼承中創新的東西還應不應該叫原生態?對此,張中笑持反對態度:“我認為大可不必趕這個時髦,嚴格意義上的原生態,必須具備原本生態(人文生態和自然生態)、原生形態(藝術形態)這兩個因素。我們可以借鑒四大音樂集成的規范——民間歌曲集成、民族民間器樂曲集成等,這些集成搞的就是原生態的東西,但并未叫原生態。因此,今后各種賽事活動不必把那些離開原本生態環境,發展了原本形態特征的東西再叫什么‘原生態’,而回歸到‘民族民間’的稱謂中,這似乎更科學一些,樸實一些。”